泽伟的行李箱回家了。
上一次看到这个行李箱，还是398天前：
在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警察局的办公室，意大利警方不由分说地通知我：现在你必须和你的丈夫分开——
你可以收拾一下他需要的物品。
我一边竭力消化着纷至沓来的信息，一边机械地打开两个行李箱，一件一件地飞速向外整理他的东西。
我的手不敢停，也不敢慢，生怕若是迟了一步，就有人告诉我：时间到了，就到这里吧，剩下的不用再收了。
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生活物品都留给了他。
我们只带了一支牙膏。我想都没想，便塞进了他的箱子里。
跟他分别后，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像是丧失了血肉的躯壳，却也不敢停下脚步。我去市中心跑了家律所，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下，旅馆不提供牙膏，我没有精力去买，最初的那些天，都是就着清水刷牙。
有什么关系，偌大的城市，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在意我。
就好像我给他准备的大多数物品，同样也不会被在意。它们被长久地锁在这个行李箱里，放在监狱的某个徐泽伟无法进入的位置里。
我留给他的牙刷、眼罩、耳塞，还都是全新的没有拆封的模样。
省给他的牙膏，用量也没有下去分毫。
取而代之的，是我去探视时，尝试了好多次才终于送进去的一副眼罩，还有他在狱中购买的牙刷和牙膏。
我能想象他手握牙刷，挤出牙膏的样子——那是我每天原本都能见到的再普通不过的场景。
我把它们放进他在家里的刷牙杯里，好让自己每个早晚，都可以看见。
右边，不再是空白，但又仍是空白
清洗泽伟衣服的时候，从一件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次性口罩和纸巾。看起来，这件外套同样没有被允许拿出来过。
有段时间，他衣服不够，挨饿受冻。可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明明是有衣服的啊。
箱子里最多的，是我给他的信，在布斯托的时候，有好心的志愿者爷爷帮忙，转去帕维亚后，内部的付费邮件服务，也能勉强建立起我们沟通的渠道。
因为按页数收费的关系，我每次都尽量在一张A4纸上压缩尽可能多的内容。给他写信的几个格式步骤早已了然于胸：
8号字体，单倍行距，段前段后间距：0，页边距：窄。
那些我寄出去的信，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我也才知道，这些设置，从他的视角看起来是这样的效果：拥挤、局促，密密麻麻。
满是念想，全是想念。
箱子里还有一些他写给我的信，一些我读过，一些我没有读到过。
我就是读着那些信，在夏天冰冷的地砖上，哭到再也流不出一滴泪，徒留干涸的抽噎。
我想象他是在怎样的场景中，写下这些委屈、心酸、担忧、无助，甚至绝望。在他发送给我的信件中，他又是怎样小心翼翼地层层过滤，叫我不要担心。
他说，他只是遗憾自己从前没能对我更好一些。
他说，即便可以劝自己不去问“为什么是我”，但始终说服不了自己不去问“为什么是你们”：
为什么挚爱的父母、妻子，要跟着他承受这般巨大的苦痛？
母亲的世界很小，小到装了孩子装不了其他
母亲的世界很大，却只装了孩子不想装其他
监狱很小很脏，可泽伟的物品，还是跟以往一样干净、整齐。我只看到两张纸上面，沾染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污垢。
朋友说的陈腐或潮湿，我没有闻到，不知道是漫长的旅途带走了原本的气味，还是在我的感官中，与泽伟有关的一切，就该是这样清亮澄澈的。
朋友说，入海关时，因为箱子里有大量文件，所以被要求开箱检查。海关们阅读了一点信件内容，她也解释了这个箱子的来龙去脉。
工作人员放行时，请她转达给我：
“祝你们以后人生都顺利。”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的人生会不会顺利。
但我知道：
bobo会等到她的爸爸回家。
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
“晾在阳台的毛衣
是这炎热夏季里的不速之客
这也正是他们错乱的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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