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段苏权》、中国军网《段苏权：历尽艰险重回革命队伍》、新浪军事历史频道《开国将军传奇：长征时负伤掉队乞讨流浪3年回部队》、知乎专栏《段苏权：14岁就参加红军，战功赫赫，1955年为何被"暂授"少将？》、历史上今天网《段苏权将军拒绝授衔》、360doc《段苏权将军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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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南京军事学院的礼堂内，灯火通明。
这一天，正在这里参加培训的数十名将帅，将在此地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大授衔。
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那场由伟人亲自主持的典礼，代表着这个国家对每一位革命者用血换来的功勋所给出的最终答复。
而在南京这座礼堂里，同样的仪式、同样的肩章，同样的历史时刻。
场内大多数将军满面红光，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交代。
人群中有人眼眶发红，有人攥拳激动，有人已经把肩章翻来覆去地看了十几遍。
唯有一个人，从头到尾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叫段苏权。
湖南茶陵人，1916年生。他曾是黔东独立师政委，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曾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是那个年代最早投身革命的军人之一。
他的档案里，有红军时期的烽烟，有战场上的血，也有一段三年的空白——那三年，他靠乞讨为生，扮成疯子和哑巴，拖着一条废了的脚，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活下来，再重新找回组织。
整整1614名开国将帅，这是共和国授衔史上唯一一次大授衔，诞生了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余名上将以及数百名中将少将，而在这一千六百多人里，有且仅有一人，拿到的不是正式军衔，而是"暂时授予"——这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撤销。
这个人，就是段苏权。
那一天，当那枚少将肩章被郑重放在他面前时，他做出了一个动作，让整个礼堂的人全部怔住了。
没有人预料到，这个历经无数场生死的老将，会在这个本该最荣光的时刻，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
【一】茶陵少年，早早燃起的一把火
段苏权1916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家里是普通农民，靠几亩田地勉强度日。
茶陵这个地方，在湖南的历史上并不算显眼，但它恰好处在革命浪潮席卷最早的地区之一。
段苏权的父亲段生日，没什么文化，但知道读书有用，哪怕家里的粮食算计得很精，也还是把儿子送去读了六年私塾和高等小学。
段苏权在学堂里学会了识字写字，也开始有了更宽的视野去看这个世道。
他看到的世道是：地主手里有地、有粮、有枪，穷苦人什么都没有，讨说法都讨不到，更别说改变命运了。
1926年，十岁的段苏权就已经跟着大人参加农民运动，向地主讨还公道。
从那时候起，他就不是普通的孩子了。
1930年5月，段苏权年仅14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之后又转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几年，他历任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大队代理政治委员、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
这串头衔放在今天，令人难以想象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撑起来的，但那个年代，革命需要一切可以用的人，段苏权恰好在最需要的地方站了出来。
1932年8月，16岁的段苏权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从那一天起，他的命运就与枪声、炮火、战场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1933年9月，他升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巩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斗争，以及反"围剿"作战和挺进南浔铁路的战斗。
这时候他才17岁，但带兵、打仗、做政治工作，已经有模有样。
1934年8月，他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主力西征，踏上了贵州黔东的山岭。
那片土地上，注定有他一段改变命运的经历在等着他。
当年10月，一个让段苏权没有想到的任命，落到了他身上——担任黔东独立师政治委员，时年18岁。
与此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中共黔东特委书记，肩上的担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
【二】800人的绝命后卫，大山深处的最后一战
1934年10月，整个革命形势正处于极度危急的阶段。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准备从贵州向湘西转移。
出发前，必须在当地留下一支掩护力量，在黔东一带继续进行游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保住主力转移的通道。
这支留守部队，就是刚刚组建的黔东独立师。
师长王光泽，政委段苏权，18岁。
全师800余人，仅有400多条破枪，其中还包含了300名伤病员。
这几乎是一支临时收容队，被临时命名为"独立师"，被临时赋予了一项在外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牵制敌军。
换句话说，他们被留下来，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和空间。
1934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南腰界，黔东独立师第二天立即挥师西进，佯装成红军主力，与围剿黔东根据地的万余敌军展开血战。
这一招迷魂阵打得相当有效——贵州军阀王家烈误以为是红军主力，下令尾追主力的部队立即返回，集中力量对付独立师；四川军阀刘湘也下令川军加入围攻。
一时间，围剿黔东独立师的敌军兵力高达整整十个团，而段苏权和王光泽手里，只有那800人不到。
就在这种极度悬殊的力量对比下，黔东独立师前后坚持了20多天，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敌军超过一万人，成功掩护了红二、六军团主力顺利进入湘西。
这支"绝命后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代价是，几乎全军覆没。
11月底，独立师弹尽粮绝，将士牺牲殆尽，师长王光泽在撤退途中被俘，受尽折磨后英勇就义，遗骸在48年后才被找到。
段苏权，是这支队伍极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但他也已经是一个重伤员了。
1934年11月26日，黔东独立师在攻打四川秀山县邑梅镇时，段苏权率通讯班战士冲在队伍最前面，当部队推进到镇中街时，两侧隐蔽的敌人突然开枪，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脚踝骨，骨头当场碎了，他倒在街道上无法动弹，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地。
通讯班长李通珍第一时间扑上去，把他背了下去。
战士们把他抬到担架上，继续撤退。
他的伤口一路向下淌血，染红了担架，染红了山路，山上的空气里弥漫着铁锈的气味。
王光泽和战士们几次劝他上担架，他硬撑着坐着，不肯让人看出他的颓态，但血还是止不住地流。
部队陷入绝境，被敌军前堵后追，弹药几乎耗尽，人员散了又散，最后收拢的，只剩残兵数人。
王光泽明白，段苏权这条腿废了，继续带着他突围，只会让所有人都跑不了。他做出了那个牺牲自己保护段苏权的决定，把他托付给了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人。
一名红军军官带着两名战士，将段苏权抬到了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户人家，找到了当地的穷裁缝李木富。
李木富见段苏权伤得危重，出于恻隐之心，冒着生命危险答应收留他。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搜查，他把段苏权背进了后山一处月牙形的小山洞，铺上稻草，每天偷偷送饭送水。
那两名战士和那位军官，含泪告别，追赶残部去了。
洞口一合上，段苏权就只剩下山洞里的泉水声和外面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他才18岁。
【三】三年流亡，乞丐将军的漫长归队路
山洞深约十米，阴暗潮湿，只有一股细泉从洞底渗出，喝水不成问题。
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抱来稻草铺在地上当褥子，再留一些当被子。
当时国民党已向周边村庄下令，私藏红军者杀无赦，大多数村民不敢涉险，李木富、杨桂花夫妇，以及另一位好心人苏仕华，冒着生命危险轮流送食物，帮他换药，替他打掩护。
段苏权的右脚踝是粉碎性骨折，没有手术条件，只能靠时间慢慢让伤口愈合，那种钻心的痛是一天到晚不会停的。他就躺在那个潮湿的洞里，在伤痛和黑暗里撑过一天又一天。
大约一个多月后，伤势总算稳定下来，不再大量流血，但那条脚已经彻底废了，走路只能靠拄拐。
李木富帮他找来一根木棍当拐杖，又和妻子替他缝了一身破烂的旧衣裳。
段苏权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躲在山洞里，他得想办法找到组织，哪怕要靠乞讨走完这段路，也得走。
他扮作叫花子，从秀山那片山地开始，一路向东，一路向北，目标是回到老家湖南茶陵，再从那里想办法打听大部队的消息。
沿途全是国民党的检查站和通缉令，他不敢说自己是红军，更不敢泄露真实身份。
他靠着沿路要饭活下去，饿了就敲门讨一碗饭，没人给的时候就喝田沟里的水。右脚走一步痛一步，但他没有停下来。
1935年，他终于拖着残腿回到了家乡茶陵县尧水乡。
可那时候茶陵的国民党控制极严，认识他、知道他是红军干部的人，只要一开口就可能惹来祸事。
父亲段生日上下打点，花钱疏通关系，才让他以"受胁迫参加红军的普通人"的身份被安排在当地乡公所当杂役，干些扫地挑水的活，在敌人眼皮底下混日子。
为了彻底消除敌人的怀疑，段苏权遵从父命，与同乡女子谭秋英成婚，又重新进入私塾读书，摆出一副普通农村残疾青年的样子，渐渐地让乡公所对他的监视放松了下来。
这段时间他过得极为压抑，表面上装成一个对时局毫无兴趣的人，内心里每天都在等待一个消息。
而与此同时，他所在的方面军那边，早已在党代表大会上为他开过了追悼会，名字刻上了烈士名录，档案里记录的身份是：阵亡。
直到1937年9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
段苏权知道，那个等了将近三年的时机来了。
他抛下乡公所的杂役身份，抛开了父亲和妻子的担忧，踏上了前往山西太原的路，目标是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
当他风尘仆仆地站在任弼时面前时，任弼时愣了很久。
那个被记录在烈士名录上的段苏权，就站在他眼前。
这本该是一个"英雄归来"的故事。但归队之后的段苏权，没有立刻迎来欢呼，而是迎来了一次漫长的政治审查。
他把这三年的经历一五一十地陈述出来，任弼时亲自为他作证，他才得以重新入党、正式归队。
那三年离队的档案记录，从那以后跟了他几十年，每逢政治审查，每逢职务晋升，那段空白期总会被翻出来查一查，问一问，成了他档案里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
归队后，段苏权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春结业，留任抗大政治教员。
同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
1939年春，转入中央马列学院攻读政治理论。
他把所有能用来充实自己的时间，都用上了，好像在用实打实的能力，把那三年的空白一点一点地补回来。
【四】准兵团级，却只得一枚少将
1940年5月，段苏权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开始在华北敌后战场上独当一面。
1942年7月，他出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在北平外围那片被日军重兵围困的土地上，带着部队坚持反"扫荡"、反"清剿"，硬是在敌后建立起平北抗日根据地。
平北这片地方，东接沦陷区，西靠察哈尔，日伪军的兵力密度极高，段苏权率部与日军大小数十次交手，根据地一点一点巩固下来，成为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支撑。
抗战胜利后，1945年，段苏权率所部收复了塞北重镇张家口，随即出任热河军区司令员。
1946年10月，担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兼区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在热河一线与国民党军持续交锋，牵制了敌军相当一部分兵力，为东北战场创造了有利态势。
1947年12月，经程子华力荐，上级调他进入东北野战军，接替黄永胜，担任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八纵队是四野的主力之一，这个纵队的位置，牵动整个东北战场的棋局。
程子华力荐段苏权，说明在那一批了解他的将领里，对他的能力还是有相当认可的。
他接手八纵之后，带部队参加了冬季攻势，打出了一定成绩。
然而，接下来的辽沈战役里，发生了几件让他后来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事。
那几次批评，加上档案里那三年的空白，以及1955年评衔时尚未完全了结的历史审查问题，几项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推出了那个让段苏权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1952年全军干部大评级，段苏权被定为准兵团级。按照当时授衔的惯例，准兵团级对应的，是中将。
但1955年那份授衔名单出来之后，他的名字后面写的是：少将，暂时授予。
而当那枚少将肩章被正式摆在他面前时，在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位历经了黔东血战、华北烽烟、东北战场的老将，接下来会做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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