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疾控中心确诊报告的那天，是个极其普通的周二下午。阳光透过走廊的玻璃窗洒在水磨石地板上，明晃晃的，甚至有些刺眼。我坐在走廊尽头的塑料排椅上，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A4纸，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我掌心的冷汗浸得发皱。
“HIV抗体确诊试验：阳性。”
那几个黑体字像是一把钝钝的生锈的刀，一点一点地锯着我的视神经。我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哭，也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瘫软在地，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启动了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将所有的情绪完全清空，只剩下一阵高频的耳鸣声。
我是一名空姐，今年25岁。我还在计划着下个月飞巴黎航班时，要去老佛爷百货给妈妈买她念叨了很久的丝巾。而在看到检测单的那一刻，我的人生被硬生生地折断了。
拿到确诊报告后的第一件事，是面对我的职业生涯。民航局对空勤人员的体检要求极其严格，传染病是绝对的红线。我没有等公司来通知我，而是主动提交了辞职信。在清理储物柜那天，我摸着那套熨帖得笔挺的制服，看着胸前闪亮的航徽，眼泪终于决堤而下。
我曾无数次穿着它，穿梭在云端，看过最美的日出和最壮阔的星河。那是我的梦想，是我在这个大城市里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不仅失去了一份工作，更是失去了一种原本属于我的、光明磊落的生活方式。
在此之前，如果有人跟我提艾滋病，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存在于医学教科书、法制纪录片或者某些边缘人群里的词汇。它应该发生在阴暗的角落，发生在那些生活糜烂、共用注射器或者毫无底线的人身上。
我是一个连耳洞都没打过的女孩，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上学、体检、面试、工作。我的生活轨迹是由航站楼、机舱、星级酒店和父母温暖的家组成的。我以为我离那个可怕的病毒有十万八千里，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告诉我：它其实离我们近在咫尺。
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叫陈浩的男人。
去年深秋，我在一趟从北京飞往三亚的航班上认识了他在头等舱。他穿着质地很好的羊绒大衣，戴着无边框眼镜，举止斯文有礼。在供餐时，他不小心打翻了咖啡，弄脏了我的裙摆。他连声道歉，并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说一定要赔偿我的干洗费。在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地联系我。
空乘这份工作，外表看着光鲜亮丽，内里却充满了疲惫与孤独。日夜颠倒的作息，长年累月的高空飞行，让我的生物钟彻底紊乱。我常常在凌晨三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空无一人的航站楼里，胃里翻江倒海，心里空空荡荡。
陈浩的出现，恰好填补了那份巨大的空虚。他会在我落地时准时出现在机场出口，手里拿着我最爱喝的热红茶；他会耐心听我抱怨难缠的旅客和严苛的乘务长；他有一份体面的金融工作，在北京有车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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