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时感叹：你们两代人都为国家做出贡献，堪称功臣！
1932年深冬的上海夜里炮火震天，刚建成不久的群益纱管厂被炸出一个豁口，董竹君望着腾起的火光，摘下帽子，冷冷一句：“厂子没了，人得活下去。”那一刻，人们才发现，这位个头瘦小的女厂主，竟像是一枚钉子，被时代的重锤一次次砸下，却始终钉得更深。
外界少有人记得，她的第一份“职业”是在十里洋场的“长三”茶楼当小茶倌。她11岁便给客人唱小曲，为讨点铜板跟着老师傅学曲牌。上海滩名利场的霓虹灯下，底层女孩若想安稳过日子，多半只有嫁人或卖身两条路。董竹君偏不认命。17岁那年，她遇见来沪筹款的夏之时。那位同盟会老兵一眼看出女孩眼中的倔劲儿，连夜把她从弄堂里接走。老鸨骂骂咧咧追到门口，夏之时回头道：“姑娘要读书，放她一条生路吧。”这句为她赢得了新的开始。
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的课堂里，她第一次摸到物理实验器材，惊讶得合不拢嘴。留学生里流传着一句话：“要救国，先自救。”她在笔记本上划了重重一笔。可惜学业未竟，夏之时被召回川军。1918年，她随夫回到合江，刚下船就被迎面而来的大鼓吹号震住——那是川军为副都督回乡摆的排场。繁华背后，却是深宅大院里的门规棍棒。婆婆训她：“媳妇就是要守规矩。”她忍着泪点头，却悄悄把裁缝账本藏在枕下，憋着劲儿要赚钱买自由。
几年后，四川时局骤变，夏之时官场失意，烟土与牌局成了他的避难所。家里的银票一天比一天薄，董竹君干脆自起炉灶。她先在成都办织袜厂，再拉来几辆黄包车，愿意跑夜路的车夫都喊她“董老板”。丈夫冷嘲热讽，她咬牙未理。终于在一次争吵后，她摔碎了茶盏：“我要离开。”夏之时沉默许久，只说一句，“你走吧。”那年她34岁，一个人带着孩子去了上海。
上海的餐饮业竞争惨烈，偏偏她选了川菜这条不讨好的路。1935年，泰康路口的锦江川菜馆悄悄开张，七张八仙桌，只卖家乡口味。没几日座无虚席，连对面西餐馆的乐手午休也跑来排队。一位常客夸道：“这麻辣味，像在嘉陵江边。”董竹君笑答：“那就算给我老家捎个信。”同年春天，她又把二层小楼改成茶室，窗下是梧桐成荫的石库门弄堂，商客流连，连外国记者都爱在此写稿。
然而战争步步紧逼。一二八炮火让餐具碎了一地，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她把楼上腾出来接纳难民，自己搬去后厨。茶水变得金贵，她却吩咐伙计：“该端的粥还得端。”日军封锁升级，她用密道替进步刊物运纸，常把传单夹在点心盒底，电灯微暗时递给联系人。“快走，别耽搁。”这是她给自家伙计的叮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1940年，形势再度凶险，她随几位朋友折返马尼拉。动荡中，锦江的账本被埋在院角铁箱里。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同样炮火连天，她在地下室煮稀饭，分给邻里的躲难者。有人劝她卖掉资产移民美国，她摆手：“我这口川味，离不开长江。”1945年春，她带着仅剩的一只皮箱重返上海。灰烬里，锦江的铜牌仍在，她就地生火，炒出一锅回锅肉，重新亮了招牌灯。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的公私合营政策推行，锦江饭店被列为重点接管单位。行政接管组来时，她递上账册，说得干脆：“国家能办得更好，我放心。”几位旧员工却愁眉不展，她安慰：“多大点事？换个招牌，菜还是那个味儿。”1951年春，锦江饭店在五星红旗下重新开业，成为外宾指定接待地，她被请去北京参加座谈。
西郊车站的冷风里，一辆黑色“嘎斯”轿车停在月台，工作人员迎上前：“周总理请您和国瑛同志共进晚餐。”母女俩面面相觑。到了西花厅，周总理握着她的手说：“过来坐，革命是你们家的传统。”邓颖超附和：“上一代救国创业，这一代拍片鼓劲，都是功劳。”董竹君笑了笑，把目光转向女儿。国瑛在八一制片厂熬了通宵，双眼通红，却挺直腰板：“我们还能做得更多。”
那次饭局后，锦江饭店的后厨多了几道家常素菜——这是她特意为北方来的工作人员改良的菜谱。官员、外宾陆续住进锦江，也带来急需的外汇和资讯。有人问她如何看待失去所有权，她答得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账簿，我欠上海的早还清了。”
岁月流逝，董竹君逐渐退到幕后，把坂田寿司、干烧大虾、蟹粉小笼的配方写进厚厚的册子，留给后辈；把早年的木屐、绣鞋和那只装过账本的铁箱，锁进旧柜。1997年冬，她在病榻旁轻声对亲人说：“人活一世，别被命锁住。”这句话像是写给年轻时代的自己，也像是在提醒后来者——风浪无尽，握紧船舵，总能找到新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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