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的时候，我正在往搪瓷缸子里添热水。
冷风裹着脚步声涌进来，一屋子人。我手一抖，茶水溅到裤腿上，烫得我一哆嗦。
门口站着的女人穿了件深蓝呢子大衣，银发梳得一丝不乱，眉眼里带着那种常年坐办公室的人才有的沉静。
她没说话，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又往下落。
落在我胸口那个磨得起了毛边的工牌上，看了很久很久。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抬手要挡。
“郑振国。”她开了口。声音不大，可值班室的墙皮都像跟着震了一下，“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
我张着嘴，嗓子眼儿里堵了团棉花，半天没挤出一个字来。
她身后的副厂长探着头，满脸堆笑，嘴里说着“郑师傅，这是省委……”话没说完，被她轻轻抬手止住了。
窗外厂区的广播正在试音，唱的是老歌。那调子从四十年前飘过来，落在我耳朵里，嗡嗡的。
我认出来了，可我不敢认。
吕淑英。那个坐在我左边，总是低着头写卷子，头发别在耳后露出一截细白脖颈的姑娘。怎么会是她。
她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指着自己：“是我，你同桌。”
我退后半步，靠着墙，后背硌得发疼。
四十年了。
这四十年里，我设想过很多次再见到她的场景，可从没想过会是这一种。
我在厂门口的值班室守着，守了二十多年大门，什么人都见过。
可这会儿，我愣是没能说出那句“好久不见”。
机器还在远处轰轰地响着，广播里的歌换了下一首。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思绪一下子被扯回到了1981年的春天，那间老旧的教室里。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早春的凉气。
我打了个寒噤。
那一年，我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她瘦瘦小小的，坐在靠窗的位置，冬天冷得手背生冻疮，也不吭声，就那样攥着笔，一笔一划地写试卷。
我坐在她旁边，隔着一条走道。
一抬头就能看见她，那是我一天里头最盼着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县一中，条件简陋。
长条桌长条凳，两个人挤一张桌子，中间得拿课本垒一道“三八线”，谁越界了就用胳膊肘顶回去。
我和吕淑英中间那道线，我从来没顶过她。
她不越线，我也不越。
那时候人傻，心里头有话说不出口，就靠这点儿小动作，小心翼翼地靠近。
春天开学没多久，班上就传出了风声，说吕淑英她爹要她退学。
我一开始没当回事。谁家爹娘不让孩子念书？可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那天谢惠敏老师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声音沉沉的：“咱们班的吕淑英同学，家里困难，可能……要退学了。”
教室里安静得吓人。所有人齐刷刷看向靠窗的位置。
吕淑英趴在桌上，没抬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肩膀在轻轻地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她穿了两年了，袖口磨出了毛边。
我攥紧了手里的钢笔，手心全是汗。
她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不如去镇上的被服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十二块钱，还能帮衬家里。
她娘身体不好，在家躺着，三个弟弟要吃饭。
供养一个高中生，对这个家来说太吃力了。
她爹在村口放话说，这闺女，念完这学期，就不念了。
吕淑英没说一句话。
可第二天她照常来上学，照常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上，照常一笔一划地写卷子。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看着她，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
那会儿我们十七八岁，穷得叮当响，兜里掏不出几毛钱，可我总觉得，有些事情，是钱也换不来的。
比如她埋着脑袋写卷子的那股认真劲儿，比如她算出一道难题时嘴角微微翘起的那个弧度。
一个人心里头要是什么盼头都没有了，那她就算坐在教室里，人也已经走了。
她爹那关过不去，我知道。
后来的事，我记得格外清楚。
那天放学，我推着自行车出校门，鬼使神差地绕到了学校后头的小卖部。
那堵土墙根底下蹲着两个人，一个是吕淑英，一个是她爹。
她爹嗓门大，隔着墙都震耳朵：“念书念书，就知道念书！你三个弟弟吃什么喝什么？家里地谁种？你妈身子骨那样，家里家外都得我一个人操持，你倒好，在学校里一坐就是一天，净花冤枉钱！”
吕淑英不说话。
她爹又说：“我跟你二姨说好了，明天起你去镇上被服厂干活，一个月十二块钱，干上两年，给你说门亲事，也算有个着落。”
她爹说得理直气壮，好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心里头窝了一团火，可那团火憋在胸口，烧得我难受。
过了好一会儿，吕淑英说话了。声音很轻，轻得我差点没听清：“爹，我想念书。”
她爹没搭茬。
她又说：“我念出来了就能挣大钱，能养家，能把弟弟们都带出去。”
她爹猛地站了起来，指头几乎戳到她脸上，骂得难听：“我一个庄稼人，拉扯你们四个孩子长大，我够不容易了！你当念书是那么容易的事？书本费学费住宿费，哪一样不要钱？咱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你还念？！”
吕淑英被她爹吼得缩了缩肩膀，可还是说了一句：“爹，我能考出好成绩的……我老师说了，我成绩全班第一，考上大学能免学费……”
话音未落，墙根底下传来一声脆响。
那一巴掌打在我心上，火辣辣地疼。
她爹粗重的喘气声传过来，过了好半晌，嗓门低了下去，带了些委屈和疲惫：“你三个弟弟，大的十一，小的才六岁，都要吃饭。你妈三天两头吃药。你叫爹怎么办？爹也没办法呀。”
吕淑英没再吭声。
我蹲在墙根底下，缩着身子，大气不敢出。手心里全是汗，把那两张刚发的饭票都洇湿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爸郑寿生是厂里的老车工，一辈子老实巴交。
工资不高，但家里就我一个儿子，粮票还算凑合够用。
我爹睡得早，鼾声从隔壁屋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听了二十来年了。
我翻了身，月光从窗户缝漏进来，照得地板发白。
我算了半宿账：从明天开始，早饭省一两，午饭省二两，晚饭省二两，一天省五两。
一个月省十五斤。
省到高考，能攒下五六十斤饭票。
五六十斤，够她吃上两三个月了。
我越想越精神，又翻了个身，天亮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两张饭票出了门。路过学校后头那堵墙时，墙根下已经没人了。我把饭票捏在手里，想了又想，还是收了回去。
饭票这东西，不能明给。
被她发现了，她肯定不收。那就偷偷地塞。
后来我就开始了攒饭票的日子。
每顿少吃几口，从嘴里省下来。
食堂的馒头，我掰一半放回兜里，留着晚上垫肚子。
菜也打得少了，就着咸菜喝稀饭，喝得肚子咕咕叫。
日子长了，人就瘦了一大圈。
颧骨突出来了，下巴尖了，裤腰带松了两个扣眼。
我妈看了心疼，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吃得多着呢。
厂里的饭票，是每个月发到手里的。
我们这些工人的孩子，在学校吃饭能领到厂里的补贴，一个月定量三十斤。
我抠出十五斤，剩下十五斤自己吃。
十五斤吃一个月，平均一天半斤，顿顿喝稀的，能撑下来。
到了月底那几天，饿得前胸贴后背，趴在课桌上，有气无力的。
吕淑英有时候会问我：“郑振国，你最近怎么瘦了这么多？”
我低着头写作业，嘴上说：“长个儿呢，抽条了。”
她不信，但也没多问。她自己也瘦，她家那条件，她比谁都清楚。
那段时间，我隔几天就往她课桌抽屉里塞几张饭票。
有时候是她去上厕所的空当，有时候是课间操场做操的时候，我从教室后门溜进去，把饭票卷成一卷，塞进她抽屉最里侧，压在书底下。
每次塞完，心跳得跟擂鼓似的，脸烫得能煎鸡蛋。回到座位上，假装若无其事地翻课本，耳朵根都是红的。
后来她跟我说，她好几次都差点逮到我。
有一回她故意说肚子疼出去了，其实躲在走廊拐角，等着看谁会进教室。
我扛着扫帚从后门进去，假装值日生扫地，扫到她课桌那块儿时，手飞快地往抽屉里一探，那几张饭票就落了进去。
她躲在走廊拐角，捂着嘴，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她说她当时想冲进来问我，可她没有。
她怕把这事捅破了，我就再也不放了。
她那会儿年轻，倔得很，心里头记着一笔账，等将来出息了，连本带利还我。
三十二斤饭票，是我整个冬天攒出来的。从大雪封门一直攒到柳树抽芽，一张一张地省，一张一张地攒。
后来那些饭票，一张都没浪费。吕淑英都用了，她靠着那三十二斤饭票，熬过了最难的那个春天。
她没退学。
她爹来学校闹过一次，说要退学费。
校长说，学籍都报上去了，学费也交到教育局了，退不了。
她爹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吧嗒吧嗒抽了一下午旱烟，最后还是走了。
吕淑英留了下来，继续坐在靠窗的位置，低头写卷子，偶尔抬起头来，目光从前排扫过来，在我这边停一下，又收回去。
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有着落，心里头是亮堂的。
后来班上传出了风声，说吕淑英学习成绩好，将来能考个好大学。
也有人说，她长得漂亮，是咱们班的班花。
还有人偷偷议论，说吕淑英肯定有人在背后帮她，不然她那家庭条件，哪撑得住。
我听见了，心里头又酸又甜。不吭声，干活去了。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那32斤饭票的事。
这事儿在我心里存了四十年，像一块石头沉在河底，风吹不动，日头晒不着。
可它一直在那儿，沉甸甸的。
高考前两个月，事情急转直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正在教室打瞌睡，脑袋一磕一磕的。班主任谢惠敏急匆匆地走进来，在门口喊：“郑振国，你家里人找你！快回去！”
我迷迷瞪瞪地站起来，走到教室门口，看见我二叔站在走廊上。他一脸焦急，说：“你爹在车间里晕倒了，送医院了。快走。”
我脑子“嗡”的一声，腿软了一下。什么都没想，撒腿就往医院跑。那一路，风在耳边呼呼地刮，我跑到医院时，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我爹躺在车间的白床单上，浑身插满了管子。矽肺，积年的老毛病，加上肺心病，一直在干耗着。医生说，再干下去是要出人命的。
我爹以前身体多壮实啊，一百五十多斤的山东大汉，一顿能吃四个馒头。
趴在车间里抡大锤，一抡就是一整天。
可这会儿躺在那儿，瘦得骨头都凸出来了，嘴唇乌紫，脸灰白灰白的，跟卸了劲的牲口一样。
我站在床边，叫了一声“爹”。
他半睁开眼，定定地看了我半天。喉咙里滚动着痰音，声音嘶哑：“国啊，爹……怕是不行了。你妈身子骨也不好，这个家……得靠你了。”
我没吭声，可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我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头靠着墙，眼里干得像两口枯井：“家里翻遍了，就挤出两百多块，还差三百多块的手术费。”
三百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大数目。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抽完了一整包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抽烟，呛得眼泪直流。
第二天早上，我回了学校。进教室的时候，吕淑英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不知道她看没看出我的眼睛肿了。她什么也没问。
我走到座位上坐下，把书包里那几张卷子掏出来，一张一张地翻。翻到一半，章建平说：“郑振国，你怎么了？看你眼睛红的。”
“没事，熬夜复习了。”我头也没抬。
下午，班主任谢惠敏在办公室门口喊我。我去了，她关上门，问我：“明天就报高考志愿了，你想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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