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散场时，我手里的红包薄得像一片落叶。八十八块，叠得整整齐齐，捏在指尖没什么分量。
隔壁工位的袁星宇把那支票扬了又扬，一百二十万分红，拍在桌上时声音脆响。他笑着凑过来：“朱师傅，您这红包，够给我买条烟不？”
赵雅婷踩着高跟鞋过来，手上托着一份晋升表，说得很客气：“老朱，徐总说了，签了它，明年你也有资格拿项目分红。”
我没接她的笔。我接过那张表，折了两折，装进裤兜。
玻璃墙后面，徐晨端着咖啡看戏。他等着我低头。
我走出大门时，身后没人叫我。但我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十五年前的设备采购合同，第三页第七行。那上头的字，徐晨早晚会知道。
但他一定不想知道。
01
腊月二十四，南方没下雪，但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江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大礼堂里，暖气倒是烧得足，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坐在最后一排。
台上那个三十出头的年轻老板徐晨正拿着话筒，讲得眉飞色舞。
“今年是公司转型的关键之年！我们销售团队创造了历史性的业绩！尤其是袁星宇同志，一个人签下了华中地区最大的一笔订单，为公司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
他顿了一顿，声音拔高：“经过董事会研究决定，给予袁星宇同志年终特别分红，一百二十万元！”
礼堂里的掌声像炸了锅。坐在前排那群销售西装笔挺，巴掌拍得震天响。我旁边几个老师傅，脸上没什么表情，手搭在膝盖上，动都没动一下。
袁星宇站了起来，二十九岁的小伙子，头发梳得油亮，跟我们这种常年一身机油味的老工人站一块儿，确实像个两个世界的人。
他朝四周鞠了个躬，笑得很得意。
我旁边的老陈低声骂了一句：“呸。那单子利润不到一百万，他的分红倒有一百二。”
我拍了拍老陈的腿，让他别说了。这种场合，说多了没用。
年会继续往下走，优秀员工、先进班组几个奖项发完，接下来是年终奖环节。
徐晨看了眼手里的名单，说：“其他员工年终奖，按工龄和绩效，由各部门主管统一发放。”
就这么一句话带过。
我心里其实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去年那会儿还好，发了一个月工资相当于年终奖，今年改了制度，说是“绩效导向”，我们这种干技术的，不被算在绩效里。
散会的时候，我跟着人流往外走，袁星宇正好走在我前面。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数字，看了又看，忽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朱师傅，您今年年终奖多少？我看看够不够给女朋友买个包。”
我没有理他，继续走。他倒不依不饶，跟上来两步：“我刚才看财务那边在发红包，好像就薄薄一个。您多少？三百？五百？”
老陈看不下去了，回过头冲他说：“小袁，你拿你的分红就好好拿，别在这儿号丧。”
袁星宇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很招人烦的得意劲：“陈师傅，我这也是关心同事嘛。您说厂里辛辛苦苦干一年的老师傅，要是年终奖还不如一顿饭钱，那不是闹笑话嘛？”
他说完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那个热乎乎的红包，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走到楼道拐角，把红包打开，倒出里面的东西。
八十八块。
四张二十，一张五块，三张一块。
我数了两遍，确定自己没有数错。
老陈也凑过来看了一眼，沉默半天，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
我只觉得嗓子里堵得慌。
二十年前我刚进厂的时候，师父朱尚仁跟我说过一句话：“永年啊，学一门手艺，日子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但师父没告诉我，手艺再好，也架不住别人拿你当抹布使。
02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被叫到了综合部。
赵雅婷坐在那张大班台背后，面前摊着一份文件。
她看见我进来，脸上挂出一个很标准的职业笑容：“朱师傅，坐。”
我在她对面坐下。
办公室里一股香薰的味道，闷得人鼻子发痒。
赵雅婷把那份文件推到我跟前：“今年公司组织架构调整，设备档案室缺个人手，徐总的意思，想请你去先顶一阵子。”
我愣住了：“我不是在车间吗？机床那边每天都要点检，我去档案室，机器怎么办？”
赵雅婷笑着说：“方大伟同志年后入职，他之前在南方一家外资厂干过设备管理，水平还是不错的。你腾出手来，他正好接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方大伟，那小子我听说过，以前在城里一家小厂做过机修，连PLC是啥都不知道，全靠一张嘴皮子。
他父亲跟徐家有点远亲关系，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外资厂设备管理专家”了。
我想说什么，赵雅婷已经把文件推得更近了一点：“朱师傅，这是调令，你签个字。”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眼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我说：“赵经理，那台德国机床，说明书是德文和英文的，方大伟能看懂吗？”
赵雅婷的嘴角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先把手头工作交接好，机床那边的事，徐总自有安排。”
我签了字，站起来往外走。
临到门口，赵雅婷又叫住我：“朱师傅，我跟你多说一句，上头现在正在对老员工做岗位评估，你这种技术骨干，公司还是很看重的。”
我没回头。
设备档案室在一楼最东边，常年不见太阳的角落。
窗户上糊着旧报纸，灯光昏暗，一架老铁皮柜子占了半面墙，里面塞满了这二十年的设备采购合同、维修记录、验收报告。
我把卷柜打开，一股陈年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一边咳嗽一边整理柜子里的旧材料，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火气。
在档案堆里翻到下午三点多，我在最底下那层柜子里摸出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发黄了，上面印着“江河机械厂设备采购”几个字，触感粗糙。
我打开一看，是一份十五年前的进口设备采购合同。
那年江河还没改制，厂子还是国有控股，老董事长徐建国带队去德国谈的设备。
那时候我刚三十岁，是厂里挑大梁的年轻技师，跟着徐建国一起去了德国。
我翻到合同第三页，看到第七行那条附加条款时，愣了好半晌。
上面写着：乙方（德国厂商）承诺，设备交付后质保期内，提供五次原厂工程师免费上门维修服务，每次服务指定对接人为甲方验收签字代表朱永年同志。
这条款是我当时加上的。
当年徐建国问我为什么非要加这条，我说：“洋机器看着高级，坏了咱也舍不得叫人来修，来回成本太高。让他们留五次免费维修名额，出了毛病至少有兜底的。”徐建国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让法务加上了。
一晃十五年，五次免费维修用了四次，还剩最后一次。我一直没太当回事。没成想十五年后，这张纸还能派上用场。
我把合同收好，塞进自己的牛仔工具包里。
刚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一个人。
方大伟站在走廊里，穿着一件崭新的黑色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条工牌，笑得满面春风：“哟，朱师傅，在这儿整理柜子呢？挺好的，这份工作适合您。”
我没说话，从他旁边走过去。
方大伟还不依不饶，跟在我身后喊了一声：“哦对了，徐总让我跟您说一声，下周开始，车间那边的点检记录我接手了。您手头有什么没做的，早点弄完。”
03
方大伟接手机床的第三天，我听到消息，厂里那台德国进口机床的点检数据出了问题。
我本来已经不想管了，但老陈从车间来找我，跟我说：“永年，那小子今天把主轴转速参数调了，比标准值高了两百转。我看那动静，心里发慌啊。”
老陈当过兵，做事谨慎，他说话向来不夸张。
我一听这事，火就从心里冒上来。
那台机床是德国TKT公司出的，高精度加工中心，整套设备花了六百多万，是厂里最值钱的家当。
主轴转速参数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多两百转意味着刀具磨损会加速三成，严重的话，主轴轴承过载，整套系统都可能报废。
我放下手里的档案，穿着工装就往车间走。
到了车间一看，方大伟正站在操作台前，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对着机床的显示屏比划，嘴里还跟旁边的年轻学徒说着什么。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参数，果然比标准值高了两百转。
“赶紧停下来。”我喊了一嗓子。
方大伟回过头，眉头一挑：“朱师傅，我这正调试呢，您别在这儿打岔。”
我指着屏幕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型号的机床主轴转速上限是多少？你调到这个数，干不了两个小时轴承就要烧掉。这机器不是普通车床，精密度高得很，你那个外资厂的经验搁在这台设备上不好使。”
方大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他关了平板，冲我走近一步：“朱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师傅，但这台设备现在的负责人是我。技术部已经开会确认过新的调参方案，我是按照徐总的指示执行的。”
我还想说什么，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老朱，你在这干什么？”我回过头，徐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车间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身后跟着赵雅婷。
我说：“徐总，这台机床的参数不能这么调，出了问题一天损失好几万。”
徐晨笑了笑，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从容：“老朱，我请方大伟来，就是看中他在外资厂的经验。现在厂里要推行数字化升级，老的一套标准该改了。你呢，把档案室的事干好，别的就别操心了。”
我站在原地，半天没说话。
车间里的灯光打在那台机床上，银灰色的外壳泛着冷光，像一头沉睡的铁兽。
我觉得徐晨说这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台机床的命运。
当天晚上，我在家里翻出那份设备合同，又看了几遍第三页第七行。
我媳妇在客厅看电视，喊了我几声我没听见，她走过来看见我坐在地板上发呆，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说没什么，把合同收好塞进了衣柜最底层。
睡不着。
半夜翻来覆去的，还在琢磨白天的事。
我师父朱尚仁当年退休的时候跟我说过：“永年，厂里的人事一茬接一茬，咱们干技术的，别掺和那些弯弯绕绕的事。机器不会骗人，你把它伺候好了，它就不会给你撂挑子。”
但我师父没说，人心是会变的。以前的老领导徐建国在的时候，技术员在厂里说话还有点分量。换了他儿子上来，一切都变了。
04
老陈约我喝酒，在厂门口那家开了二十年的小饭馆。
我们几个老师傅坐在包间里，一人叫了瓶啤酒，菜还没上齐，老陈就把杯子里的酒底子一口闷了：“你们听说了吗？徐总要把咱们的工龄补贴砍了。”
“啥？”坐在他旁边的李春生差点站起来，“工龄补贴都砍？那一个月少好几百，咱们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工人，工龄就不值钱？”
老陈闷声说：“听说是人力资源那边拟的新制度草案，按绩效挂钩。干技术的、干后勤的，没有直接产生销售业绩的，都不算绩效。工龄补贴每个月封顶两百块。”
桌上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说话。两百块，这个数字像一根针，扎得人心里直疼。
我捏着酒杯，酒水在灯光下晃荡。我问老陈：“这份草案，赵雅婷那边放风出来的？”
老陈摆摆手：“不是放的，是有的。袁星宇那小子上回在电梯里打电话，我亲耳听他说的，说‘那帮老东西还想拿工龄补贴，做梦吧’。”
我放下酒杯，给老陈倒满了一杯。
我说：“老陈，你们别急。这事还没定，咱得想办法让徐晨知道，这厂子的地基是咱们这些老工人打下来的，他拆了地基，上面盖再高的楼也得塌。”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其实心里也没底。
我找过徐建国了，徐建国退了之后就住在城东，白发苍苍，精神头还算好。
他听我说完厂里的事，叹了口气：“永年呐，我的时代过去了，小徐有自己的想法，你让我去说，他听不进去的。”
走的时候，徐建国送我到门口，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补了一句：“那台德国设备，真要是有天出事，你手里有一样东西，比他所有新制度都管用。你自己掂量着用。”
我明白他说的是那份合同。但我当时觉得，用那张合同去要挟厂里，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底线。
5月17号那天，我彻底摸清了徐晨的算盘。
赵雅婷来找我，拿了一份“晋升表”，上面写着“朱永年同志拟晋升为高级技术顾问”，待遇是年薪十五万，比我现在多三万。
但附加条件写得很清楚：需要提供完整的技术维护手册和设备档案交接清单，并在半年内完成对指定技术人员的培训带教。
我看着那张表，逐字逐句地看完。窗外那台老旧的空调压缩机嗡嗡响着，像是喘不过气。我放下表，问赵雅婷：“指定技术人员，是谁？”
赵雅婷顿了一下，说：“方大伟。”
我看着她，觉得喉咙里那口血都快涌出来了。
让方大伟接我的班，半年之内把我的手艺、笔记、手册统统交出来，然后我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整张表翻译过来就一句话：把祖传的饭碗洗干净了，递到别人手上。
我笑了。我咧了咧嘴，笑得很用力。赵雅婷不知道我为什么笑，问了一句：“朱师傅，您看条件合适吗？”
我把那张表推开，站起来。我说：“赵经理，麻烦你回去告诉徐总，就算他把这家公司的市值做到破万亿，我也不稀罕他这张破纸。”
赵雅婷愣在那里。我拉开办公室门，走廊里安安静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地砖上回荡。身后，赵雅婷喊了一声：“朱师傅！”
我没有回头。
05
6月3号，全厂大会。
这一次，我没有坐在最后一排。
我站在主席台下，手里攥着一张手写的发言稿。
徐晨坐在台上，赵雅婷坐在他旁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会议开到一半，徐晨宣布了新的绩效考核方案，果然跟老陈说的一样，工龄补贴砍了一大半。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几位老员工的脸都黑了，但没人敢吱声。
我等他说完，举起了手。徐晨看到了，但没有理我，继续讲下一个事项。我不肯放下手：“徐总，我要求发言。”
整个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这身旧工装上。徐晨的嘴角动了一下，勉强挤出一个笑：“老朱，有话你等等再说。”
“不能等。”我说，“我今天就要当着全厂员工的面，把话讲清楚。”
还不等徐晨答应，我已经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言稿，把字念了出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各位工友，各位同事，我在江河干了二十年。这台德国进口的TKT高精度加工中心，是我参与验收的，是我维护的，二十年来没有出过一次大故障，没有因为设备问题延误过一次交货。今年年终奖，我拿到八十八块钱。八十八块钱，买一条烟都紧巴。而我们的销售骨干，签了一单利润不到一百万的合同，拿了一百二十万的分红。我不反对销售拿高薪。但我请大家想一想，没有设备，没有机床，没有一线生产人员，那一单合同，拿什么去做？”
台下鸦雀无声。老陈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李春生的拳头攥得青筋暴起。
方大伟坐在前排，低着头玩手机。
袁星宇靠在柱子上，脸色很难看。
我继续念：“我二十岁进厂，跟着师父朱尚仁在学校里学手艺，那时候老厂长跟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现在政策改了，我们理解。但企业不能拿工人当耗材使。用完了就扔，扔了还要说你不够努力，这不公平。”
徐晨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他站起身来，脸色铁青：“朱永年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董事会会认真研究。但今天这个场合不合适，你先坐下。”
我没有坐。
我把那张发言稿收起来，用大拇指在纸页上按了按，像按灭一根烟头。
然后我从裤兜里掏出那个蓝色的工作证，皮套磨得发白了，里面的照片还是十年前拍的。
我走到主席台边上，把工作证放在台面上，然后转身，面朝台下所有人，说：“从今天起，我不干了。”
整个会场彻底安静了。
我走出大门，午后的太阳刺得我眯了一下眼睛。
身后没有任何人叫住我。
直到走出厂门口，我才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嵌着“江河智能装备”铜字标牌的大门，心里涌起一阵酸涩。
06
辞职后的第一个月，日子过得比想象中难。
我媳妇在超市上班，一个月三千来块，家里开销靠她那点工资撑不转。
我在街口一家修理铺找了个打零工的活儿，给电动车补补胎，修修洗衣机，一天挣个百八十块。
虽然落差大，但好在干的是手艺活，心里踏实。
老陈隔三差五来看我。
他那个人嘴笨，每次来都不怎么说话，就在摊子边蹲着抽根烟。
有时候我也递一根过去，两个人蹲在马路牙子上干抽，什么话也不说。
我大概知道厂里的情况不太好，那次机床出了点小毛病，方大伟折腾了两天没修好，后来还是老陈偷偷打电话给德国那边的售后，那边报了价，才硬着头皮请人上门处理。
钱花了，但徐晨的脸面没有丢出去。这更让他觉得，养着老技术员是浪费钱。
直到七月，我爸病倒了。
我赶去医院的时候，我爸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蜡黄。
医生说是肺部感染，加上以前的老肺病又犯了，得住院观察。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瘦削的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爸倒还有精神，冲我笑了笑：“没啥大事，老毛病了，别哭丧着脸。”
我扭过头去擦了把眼睛。
住院要押金，五千块。
我翻遍全身上下，凑来凑去就凑出八百多。
最后还是老陈跟我媳妇东拼西凑，才把押金交上。
我在医院走廊里蹲了半宿，手攥成拳，指甲掐进手心，疼，但心里更疼。
第二天，赵雅婷突然出现在了医院门口。
她穿着一身深色套裙，手里拎着水果和一箱牛奶，看了我一眼，眼光有点复杂：“朱师傅，听说您父亲住院了，我过来看看。”
我没有接她的东西。
她站在我面前，沉默了一会儿：“厂里那台TKT机床，上周坏了，停线三天。方大伟解决不了。德国那边要三周后才能派人过来。徐总让我来找你，开出条件：只要你愿意回去，年薪二十万，签三年合同。”
我没有说话。她把话说得更软了一些：“朱师傅，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老爷子身体要紧，先进去把设备修了，其他事都好商量。”
我说：“赵雅婷，你回去跟徐晨说，让他把那台机器的设备采购合同找出来，翻开第三页，看看第七行写的是什么。看完他自然会来找我。他要是看不懂，你去问他爸。”
赵雅婷愣住了。
我没有再解释，提起水壶转身进了病房。她在我身后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走了。
那天晚上，我给爸喂了一碗粥。
把碗洗干净放到床头柜上，我坐在陪护椅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夜色，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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