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国野制度形成与消亡脉络探析|分封|周天子|商周|商朝|国野|方国|诸侯国|部族|采邑

商朝时期没有出现明显的国野之分，这一现象背后的缘由可能是商朝实行的是一种奴隶制模式，本质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体系，即在商朝时期，要么是臣服于商王朝部落，要么被商王朝部落彻底击败，变成商王朝部落的奴隶。国人与野人的身份区分，直到西周才正式形成，当时以居住区域作为划分标准，居住在城内的称作国人，居住在城外的称作野人，城内的国人有着对应的赋税标准，国家实行两套治理制度，面向国人一夫授田百亩，推行实物交税制度，城邑之外的野人，则被纳入井田制管理。

那么在没有野人的商王朝，其土地生产制度是怎么样的？早在商汤迁殷之前，史书记载商王朝屡次迁都，能够完成大规模迁徙，意味着商人抵达一处新区域后，必然要处理当地土著部落的关系，或是将土著驱逐，或是把他们转化为本部族的奴隶，即典型的征服模式，商代已经出现城邑，既然有城邑，自然存在城内与城外的居民区分，可商王朝始终没有依照居住区域划分两种不同身份，无非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城内、城外之人身份一致；第二种，城内是商本部族人，城外全部都是纯粹的奴隶，只有这两种情形下，才不需要设立身份区分。

西周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野人这一群体呢？虽然西周划分出国人与野人，但是在国人和野人之外，依旧存在奴隶群体，所以说，西周社会时社会群体可以划分为国人、野人、奴隶三类。西周将城外一部分居民划定为野人，并没有直接把他们贬为奴隶，奴隶大多形成于部落战争，战败部落变成战胜部落的奴隶，野人这一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中诞生了一批不完全等同于战败部族的人群，而商朝不存在国野区分，说明彼时部族之间的冲突，纯粹就是征服之战。商王朝推行方国制度，依靠部族联盟维系统治，正如史料记载，一些部落选择依附商王部族，比如黄河流域洛阳一带的小型方国，他们在本地修筑城邑，双方形成联盟，存在依附关系，倘若某个部落不愿与商结盟、不肯臣服，最终的结局往往是遭到商王部族的攻伐消灭。

说到底，商朝没有诞生野人阶层的关键在于它的运行模式，商王朝对外对待其他部落只有两种方式：接纳对方融合进来，形成方国；或是出兵将对方击溃消灭，战败部落的民众沦为奴隶。奴隶居住在城外，本部族人居住在城内，城外居住的主要是奴隶，自然不存在国人与野人的区分。在文献上有记录，说到商王朝时期，很多本部落群体是住在城外的，这些住在城外的本部落群体应当是小比例，这些城外本部落群体的存在，一者可能因为城邑内部空间承载能力有限，不少商本部族人不得不前往城外生活，一者可能是管理城外奴隶的需要，大批量群体的奴隶居住在城外，需要有管理奴隶的本部落群体，这些人同属一个部族，身份没有差别，自然不需要区分国人和野人。

西周社会后出现野人群体，这一群体既然不是来自于战败后部落，那么他们很可能来自于原属于商王朝部落的方国群体，西周分封之后，周人占据原本属于这些方国部族的城邑，这些土著的方国部族迫于周人的威势，只能退居城外。西周对这些土著方国部落为什么不采用征服模式呢？或者直接将其变成奴隶呢？商、西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大多集中在殷墟周边，也就是现在淇县、安阳一带，商部族直接掌控的范围有限，之如现今的郑州、新乡、濮阳、焦作等地分布的，大多是和商存在合作关系的方国、部落，依靠联盟维系联系。西周灭商之后，直接将整个黄河流域纳入管控范围，众多由周部族分化出来的周本部族进驻各地，成为原有城邑新的统治者，面对疆域大幅扩张的局面，西周无法继续沿用商朝单纯征伐的模式，只能和各地族群建立兼具附属与合作性质的关系。周人住进城内，本地土著居于城外，同时推行井田制，公田之外由土著方国部族自由耕种，而不是像奴隶那样，全无私有财产。按文献的一种说法，井田制是一井九百亩地，中间的为公田，周边八块为所有权归属国君、大夫，而私有耕种的“私田”，同为一块一百亩，这一亩数与国人一夫百亩类同，说明野人主要是依附，而夫均田亩数可能并不比国人少太多。从这一点来看，野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野人这么高的地位，或正是源于他们本属于土著方邑部族，随着商王朝的败落，他们要么选择继续依附于周王朝，要么被周王朝征服消灭，变成奴隶。

在西周国、野制度之下，西周实行国人实物税制与井田制，那么在商王朝的征服体系之下，商朝实行怎样的土地制度？后世村落形态和上古聚落一脉传承，并且村落制度延续两三千年未曾发生大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测，商朝乃至西周，基层都属于村落形态。比如，商朝城内人口趋于饱和之后，商王朝部落派遣一部分族人前往新区域长期定居开垦，以及分配一定比例的奴隶跟随外出族人一同生活，协助组织生产、耕种周边土地，可以大致将这种形式理解为村落制，土地制度以村落为中心，由一支规模适当的族人在村落周边范围内组织农业共同生产。所以，商朝的农业生产模式，依托族邑就是村落展开，当现有耕地无法承载持续繁衍的部族人口，商王就会组织一支支宗族支脉前往陌生区域拓荒，开垦更多耕地，以此保障部族持续繁衍壮大。倘若现有土地不足以养活部族民众，向外开垦新耕地就成了必然选择，

商王朝部落可能即发起带有国家性质的对外战争，以此获得更多的新耕地，以保证耕地面积可以始终匹配于部落的生存需要。

这套部族向外拓殖的模式，也被后来的西周继承，西周建立之后推行分封制，黄河流域原先的诸多方国，不得不臣服于周天子。在那个征服与被征服并存的时代，各地部落只有两条出路：效仿商代方国选择依附，或是遭到攻伐覆灭，为了避免被消灭，众多部族只能选择臣服。周天子凭借强大实力推行分封，将本部族人分派到各方国旧有的城邑定居，周人占据城池，原本的方国居民被迫迁往城外，国人与野人的划分就此诞生。

分封之初，黄河流域这些西周新分的诸侯国实力应当整体偏弱，我们可以从官制的角度对此有一定了解，西周刚刚开始分封诸侯之时，王畿之内已经形成成熟完整的官制，而刚刚分封出去的卫国、齐国、鲁、晋等国，立国初期并不具备成熟的官僚体系。

西周建立之初，王畿内部已经形成一套高度成熟、体系完备的中央六官体系：司徒掌管土地民政，司马掌管军事军政，司空掌管工程建设，宗伯掌管礼乐祭祀，司寇掌管刑狱司法，冢宰总领朝政。王畿之内分工清晰、权责明确，拥有完整的行政规则与治理能力，能够支撑中央统筹天下秩序，管控土地与人口，推行统一制度。

为什么新分封的诸侯国，立国初期无法建立成熟官制？根据史书记录，司徒、司空、冢宰这类完善的官职体系，大致到春秋早中期才陆续出现。从春秋中后期史料能够看到，鲁国、齐国、卫国、郑国已均拥有体系清晰的各类官职。分封初期难以搭建完善官制，背后有其原因，西周王畿率先形成成熟官制，一部分原因是要为诸侯确立礼法规范，同时需要处理王室与众多诸侯国之间繁杂的往来事务。用现代的例子类比，一家小型初创公司，通常不需要设立财务部、市场部、行政部或其它职能部门；但随着公司发展壮大、管理范围不断拓宽，就一定会搭建成熟制度，维持管理秩序。正是因为西周分封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国，周天子才需要组建一套直属自身的管理班子与职能部门，方便管控各地诸侯。

也正是这套发展规律，让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在历经两三百年，进入春秋阶段之后迎来改变，随着人口不断繁衍，持续征伐周边部落，吞并小国、占领各处城邑。以卫国为例，卫国在朝歌一带立国，掌控当地原有城邑，作为这片区域新的统治族群，本地土著依附于卫国部族生活，人口繁衍速度自然远超本地土著，势力持续向外扩张。卫国一方面吸引周边原本独立的土著部落主动归附，另一方面动用武力征服不肯归顺的部族，占领对方城邑。占领新领地之后，卫国效仿西周初年周天子的分封模式，分封宗族子弟担任大夫，前往新占领的城邑进行管理。

以史书记载来看，楚国扩张路径对此有更强的说服力，早期楚人立足江汉平原之后，周边散布着大量大大小小的部族、方国，也就是史书所称的“群蛮”“百濮”，还有不少商代遗留下来、没有归附周王室的小国。随着卫国吞并的周边部族越来越多，每征服一处土著部落，就会分封一名宗族子弟担任大夫，这些被征服的土著部落民众，原本并不在卫国早期国人和野人的体系之内。随着卫国自封的大夫数量持续增加，归附与征服得来的部落，慢慢纳入相应大夫管辖范围，比如等到卫国拥有一二十名自封大夫之后，客观上就需要搭建和西周王室相类似的职能部门，用来管理散布各地的大夫与所属城邑。这也是春秋中后期，各大诸侯国普遍建立完善行政管理制度的根基所在。

为什么西周春期后期，国人与野人身份会逐步消亡呢？其实商朝的发展历程已经暗含答案，城内居住的国人，是部族原生群体，也就是后世所说统治阶层，最低层级也是士。他们掌握区域内各类资源，人口繁衍速度很快，快速繁衍，很快就会出现城邑容纳不下现有国人的矛盾。面对这种困境，商朝采取的办法，就是拆分宗族支脉，离开老城前往城外或是全新区域定居，这些新开辟的居住地当时可能只是小型村落，并没有修筑城邑。周武王击败商朝之后，那些早年迁出商都的商部族族人，无奈沦为新统治者的附庸，成为野人的另一来源。

西周面临和商朝一样的处境，国人人口不断增长，城池容量有限，大规模扩建城池难度很大，向外迁出部分族人，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值得留意的一点，国野界限最先在大夫的采邑开始瓦解，而不是国君直接管辖的都城，大夫前往封地之后，同样会占领原有部落的城邑，延续城内、城外的居住格局，划分出国人与野人。

大夫刚刚抵达新领地的时候，能够带领的本部国人数量十分有限。立国初期，无论是国都还是大夫的采邑，都不存在人口过剩的压力。国人和野人界限率先在大夫采邑消融，核心在于国君和大夫拥有不对等的扩张权限。诸侯国国君掌控整个封国，拥有对外发动战争、开拓疆土的最高权力。国都国人不断繁衍，人口压力上升之后，国君可以持续对外征服土著小国，占领新城邑，再拆分国人支脉，分封子弟作为大夫前往治理。依靠持续向外分封，每一次分封，都从城内国人群体带出一个或几个支脉族群，由是国都内部的人口压力不断得到疏导。只要对外扩张能够持续推进，城内国人拥挤的矛盾就能持续向外转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都能够严格维持国野分隔，国人和野人身份界限保留最久。

大夫面临的处境截然不同，受封之时，领地范围已经由国君划定，没有自主对外征伐、兼并外部城邑的合法权力，只能治理国君授予的这片土地，向外开拓的通道被限制。跟随大夫前来殖民的原生国人繁衍几代之后，有限的城邑与土地很快达到承载上限，国君可以向外开辟新土地分流人口，大夫却没有这样的途径。摆在大夫面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便是效仿上古商族向外拓殖的模式，将部分国人支脉迁出城内，安置到封邑郊外开辟聚居点。

长此以往，越来越多出身国人族群的居民定居城外，地理上和原本世代居于郊野的野人杂处共存。立国数十年之后，最初征服者与土著之间相互戒备、彼此陌生的隔阂慢慢消散，长期混居带来持续交流融合。原本依靠“居住城内=国人、居住郊外=野人”建立起来的身份划分标准彻底被冲击：一部分国人主动搬到野外生活，他们地理位置上属于“野”，血缘族群上却属于国人。空间边界和族群身份不再一一对应，再加上土地开发、生产发展需要整合全部劳动力。于是在大夫采邑之内，国人与野人在居住、劳作当中不断交融，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鸿沟最先淡化。等到大量大夫领地内部国野界限模糊形成普遍现象，这种变化逐步向上影响诸侯国国都，最终整个天下持续数百年的国野二元体制走向全面崩溃。

很多人存在一个常见认知：井田制是商鞅变法才废除的。事实上在商鞅之前，中原各诸侯国早已陆续瓦解井田，推行新的土地赋税制度。税制变革背后，正是国野界限消融、国人大量迁居城外带来的必然结果。

西周原生的井田制度，是和国野体系深度绑定的一套制度安排。最初规则清晰：城内国人拥有完整政治权利，分配一夫百亩私田，实行国中什一使自赋，以什一实物税、兵役为核心义务；郊外野人集中居住，耕作网格化井田，核心义务是集体无偿耕种公田，以劳役地租完成贡赋。这套模式成立的基础是人群边界清晰：国人居于城邑，野人固定分布在郊野井田区域，两类人群居住地严格分开。

大夫采邑大量原生国人支脉不断迁出城邑，定居到郊外旷野开垦土地，这就造成一个矛盾，这批人血缘身份依旧是国人，却生活在“野”的地域，不能简单套用野人“耕种井田、服劳役”的旧规则，而只能采用单夫百亩的实物税制，以保证所有本部落群体维持一样的制度模式。随着城外国人群体的继续扩大，整个大夫采邑内，按实物税制的社会生产模式越来越普遍，旧制度难以兼容新现实。统治者无法继续依靠公田劳役获取粮食，只能转变征税方式：放弃井田劳役模式，普遍参照国人国中什一使自赋的方式，一夫百亩，采取按亩计税征收实物赋税，不再维持原有区分国野的井田模式。

再者关于先秦时期，“贵族”这个概念，其实这个名词很容易误导后人，至少春秋之前，甲骨文、金文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贵族”这个词汇。放在商王朝早期的环境来看，商部族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身处同一个部落共同体之内，很难生硬划分出清晰固化的社会阶级。群体当中只会产生首领、头领，作为各个支脉的管理者统筹族群生产、协调战事。

所以这个阶段很难形成后世概念里，高高凌驾于普通族人之上的贵族阶层。在那个依靠征伐其他部落获取生存资源的时代，西周初年刚刚建立的各个诸侯国也是同样的情形。诸侯带领的本部族群规模很小，想要站稳脚跟、持续生存，内部必须维持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在族群内部强行建立森严的阶级、持续压迫同族成员，很容易造成整个群体分崩离析。如果头领不断压榨本部族人，族人便会对其失去信心，族群凝聚力直接瓦解。

这就意味着，早期部族内部只有岗位、职位上的分工，难以出现壁垒分明的阶级划分。正如史书记载，只要是国人，就拥有议政的权力，国家遭遇重大危机、迁都、确立君主这类大事，都需要征询国人意见。由此能够看出，这一时期只诞生了承担管理职能的首领与各类岗位，整个部族整体处在一种保留原始民主遗存、相对平等的状态。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里，我们都没诞生出贵族这个群体，只是诞生了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已，并且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从后世来看，看似是贵族，而在当时来看，这一角色划分在社会上并不明显，有贵人，而贵族或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