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的走廊灯管坏了一根，剩下的那条滋滋响着，把姨父的影子拉得像融化的蜡烛。我靠在拐角墙边，指缝里夹着那张银行卡——125万，我卖了重庆那套小房子，加上这五年攒下的全部。

护士刚才说，下午探视时间还有四十分钟。我本想直接进去，却听见姨父在打电话。

“……对，她又带钱来了，这次看着不少。你那边联系好了吗？等老太婆走了，房子过户得趁早……”

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太静了。我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膜里轰鸣。

“她？一个抱养的，算什么东西。这些年供她吃供她穿，不就是等着这天？她自己巴巴送钱来，我总不能拦着，你说是不是？提款机自己走到跟前了……”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姨父低低笑起来。

我贴着墙，慢慢滑下去。膝盖撞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没觉得疼。

二十五年前，我七岁，爸妈在工地出事。亲戚们推来推去，最后是大姨把我领回家。姨父当时皱着眉说：“多张嘴。”大姨没吭声，只是默默在客厅搭了张小床。

那床我现在还睡。每次回去，大姨都把新棉花弹的被子晒得蓬松，拍着床单说：“囡囡睡这里，跟小时候一样。”

小时候我发烧，大姨整夜用酒精给我擦手心脚心，嘴里念叨着“菩萨保佑”。姨父在隔壁打呼噜，偶尔翻身嘟囔：“吵死了。”

高考那年，我报的学校在省外，大姨偷偷往我书包里塞了张存折，上面是三万块钱。她勾着毛衣没抬头：“别让你姨父知道。”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她帮人做零活攒了六年的。

工作后我每月往家里打钱，说是给大姨的营养费。姨父总嫌少。有一回过年，他喝了酒，拍着桌子说：“养这么大，一个月两千就打发了？”大姨把筷子一搁：“你给我闭嘴。”

那天晚上，大姨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很大。我站在门口，看见她肩膀在抖。

现在她在里面躺着，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我接到电话当天就卖了房子，中介压价十万，我没犹豫。钱算什么，命才要紧。

可原来在姨父眼里，我是台会走路的提款机。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小姨发来的微信：“囡囡，你大姨早把房子过户给你了，房产证在她枕头底下压着。别告诉你姨父，她怕你将来没地方去。”

我盯着屏幕，眼前模糊一片。

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看了我一眼：“家属？可以进去了，今天状态还行。”

我撑着墙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病房门口，从窗户望进去，大姨戴着氧气面罩，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阳光照在她手背上，那些针眼的青紫像一簇簇枯萎的花。

我攥紧口袋里的银行卡，推开了门。

大姨眼睛动了动，认出是我。她努力抬起手，指了指枕头。我知道她要说什么，点了点头。她嘴角弯了弯，氧气面罩上蒙了层白雾，很快又散了。

我坐下，握住她冰凉的手指。窗外有鸟叫，春天了。

姨父还在走廊里打电话。透过门缝，他的声音隐约飘进来：“……行行，等钱到了账，我请你吃饭……”

大姨的手指在我掌心轻轻动了一下，像是想抓住什么。我把它握得更紧了些。

有些话不必说出口。二十五年的棉被、存折、洗碗池边抖动的肩膀，还有枕头底下那本薄薄的房产证，它们都在这里了。

钱是提款机吐出来的，可这台提款机里装的，从来不是姨父想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