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没有大船巨舰的广东人,是怎么闯荡南洋的?
小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话题,是在翻看一份东南亚考古简报的时候。越南南部的占婆遗址、菲律宾吕宋岛的古代墓葬、马来西亚马六甲沿岸的淤泥层,这些相隔好几千里的地方,在不同年份发掘的时候,挖出了同一类东西,青釉罐、酱釉四系壶、刻画水波纹的双耳瓶。器型朴拙,胎质偏粗,一看就不是官窑的东西,产地却出奇一致——广东沿海民窑。
正史里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文字。没有使节往来,没有舰队远征,没有一封官方文书提及这些器物的去向。可它们就这样零零散散地出现在南洋各地的地层里,时间跨度从唐宋一直延续到元明,数量之多、分布之散,已经不能用“偶然沉船”来解释了。
这引出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千百年前,在没有远洋舰队、没有官方补给、甚至未必有准确海图的条件下,这些岭南的坛坛罐罐,是怎么走得那么远的?
中原文明看海,和岭南人看海,是完全不同的两双眼睛。
黄河长江浇灌出的农耕秩序,重土安迁,田地在哪人在哪,离家百里就算远行。可广东不是这个逻辑珠江三角洲成陆比较晚,潮州、惠州、雷州半岛那一带,耕地比较薄而且咸潮倒灌还挺频繁,光靠种地根本养不活太多人。但老天关了这扇门,与此同时开了另一扇——海岸线曲折绵长,季风规律,从粤东到北部湾,天然港湾一个接一个。对中原农民来说海是尽头,对岭南沿海的居民来说海是路。
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里记过一笔,说广州一带的船家“舟如巨室”,一家老小吃住都在船上,顺着风往南走,带着瓷器和铁锅换香料和珍珠。没有官方背景,没有船队编制,就是民间自发的贸易行为。这些小规模、高频次、持续几百年的往来,恰恰是正史不屑记录、考古却能实证的东西。
201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跟越南考古研究院在占婆故地一块发掘的时候,挖出了一批晚唐到五代的陶瓷残片,这里面超过六成跟广东新会官冲窑、潮州笔架山窑的胎釉特点完全一样。研究者在报告里说了一句挺耐人寻味的话,这些器物的流通方式,更像是一种民间日用品的自然扩散,不是那种政治行为驱动的朝贡贸易。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没有官府组织,老百姓自己带过去的。
这就把传统的历史叙事撬开了一道缝我们习惯把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浓缩成几条官方路线: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遣唐使来华。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是树的主干,不是全部。主干之外,还有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岭南沿海的渔民、船户、小商贩,一批批带着自家烧的粗瓷碗、腌菜坛子、祭祀用的香炉出海讨生活,有的定居不再回来,有的往返于季风之间。他们不讲什么传播文明的宏愿,只是在找饭吃、找活路。可就是这些琐碎的、不起眼的个人行为,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编织成了一张覆盖东南亚的民间交流网络。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有一件宋代海船残骸上取下来的测深锤,铅制的,表面布满贝壳附着痕迹。测深锤的另一端,本该系着一根绳子同船打捞出的货物里有德化白瓷、安溪铁观音的原始包装,也有广东石湾窑的陶罐。一艘船上混装着闽粤两地的器物,说明当时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了一条沿线居民共享的谋生通道。
这条通道上的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不像郑和那样有《瀛涯胜览》流传下来,不像法显那样有《佛国记》记录航程,他们留下的就是这些坛坛罐罐,被后人从东南亚的泥土里挖出来,洗干净,编号,写进发掘报告,接下来摆在博物馆的角落里。你看一眼就走过去了,不会多停留可细想想,一个粗瓷罐子从潮州窑出炉到被埋进吕宋岛的土层里,中间隔着南海的浪、隔着上千公里航程,隔着一个普通人咬牙走出去的全部决心。
史书就像是帝王将相的日记本,文物,才是老百姓的路条,这话可能有点绝对,但用到岭南和南洋早期交流史上面,大体上还挺合适的。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那些坛坛罐罐是怎么
过去的?答案比想象中朴实得多。不是谁组织的,不是谁倡导的。就是一群住在海边的人,把家当搬上船,趁着东北季风往南走,换点东西,活下来,接下来在当地慢慢扎下根。一代人走一段,下一辈人再走远一点。走了一千年。
你还知道哪些被正史没记下来、但是考古发现了的迁徙路线,来评论区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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