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门口的穿堂风,比腊月还冷。

我签完字,笔搁在桌上,手还没来得及收回来。

两个孩子站在郭睿身后,一个低着头看鞋尖,一个拽着她姐的衣角。

法官让再选一次,我听见女儿说:“跟我爸。”儿子没吱声,像个小木头桩子似的,站那儿一动不动。

郭睿把钥匙收进公文包,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他说:“赵桂芝,你好好瞧瞧,这个家不是你说了算的。”我没回嘴。

我坐在台阶上,翻开手机里那张一家四口的合照,裂了缝的屏幕,照得人脸都花了。

这一坐,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后,女儿打来电话约我吃饭。

儿子从包里掏出一个铁盒子,盒盖磨得发亮。

他说,妈,有些东西你该看看了。

我低头往盒子里看了一眼,攥着筷子的手就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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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我三十六岁,在城东建材市场旁边开了个小饭馆,不算挣钱,但也够一家四口过日子。

郭睿跑建材生意,三天两头不着家,我也没多想。

两个人从白手起家到现在,虽说不算富裕,至少有个窝,两个孩子也都在身边。

日子细水长流,我也没指望大富大贵。

那天是周三,郭睿头天晚上说去了外地,偏巧我收摊回来,看见他在店里坐着。

桌上摆着两部手机,他手里那部是我们家用的,旁边那部红色的,我没见过。

他大概是喝了酒,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手机屏幕亮着,是条微信,发消息的人备注叫“阿静”。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那部手机,看到了聊天记录。一开始没什么,就是些“今天累不累”

“吃了吗”的话,往下翻了两屏,从第三屏开始不对劲了。

中间还有些照片,我认得那个女会计,来店里吃过饭,跟郭睿当着一桌人的面眉来眼去的。

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

站在那儿愣了很久,手里攥着那部手机,指甲盖抵着手机壳,硌得生疼。

郭睿醒了,看见我拿着那手机,脸色“唰”就白了。

他一把夺过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别管这些,这不算什么。”当晚我们吵了一架。

他承认了,但是语气里没有半点愧疚。

他说:“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你也不想想,你成天守着那间破店,我能指望你什么?”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

我没哭,也没闹。

我把那部红色的手机放回桌上,说了一句:“那就离婚吧。”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律师。

律师说按法律,我能分一半财产。

郭睿听了,直接把家里客厅的茶壶摔了。

然后他干了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堵心。

他把两个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坐在饭桌前,当着我的面,问他们愿意跟谁。

那时候郭婧琪十二岁,郭浩初才十岁。郭睿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你们俩现在选,想跟谁的跟我说。”

女儿的嘴唇在发抖,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等着她说“跟妈”,可她低下头,憋了半天,说:“跟我爸。

儿子看看我,又看看他姐,没说话,最后挪到他姐身边,牵住她的衣角。

郭睿笑了,冲我挑了挑下巴。

那意思我再明白不过:你看,这个家,你没赢。

签字那天,我没有再争房子,没有争存款,也没有争两个孩子。

我把自己从那个家里摘了出来,一样的碗筷,一样的被褥,全留给了他们。

我只收拾了一个旅行箱,装了几件换洗衣裳,还有一张一家四口的合照。

郭睿的妈还站在门口,抱着胳膊,嘴里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净身出户也好,省得以后扯不清。”我没回话,拎着箱子上了出租车。

城里那块地方我待不下去,去了城西。

那里有个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屋,一个月两百八,水电网自己另算。

屋里一张铁架床,一张折叠桌,窗户朝北,白天也得开着灯。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那个旅行箱,愣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兜里还剩三百二十块钱。

我算了算,省着点吃,能撑一个月。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冯玉珍。

她是我以前的邻居,比我大十几岁,就在城中村口卖菜,性子泼辣,嗓门大,心是热的,人也好说话。

她见了我,先骂了郭睿一通,然后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想找活干,什么活都行,我不怕吃苦。

冯玉珍拍着胸脯说:“你先在我这儿住几天,我帮你问。你别自己硬扛,听见没。

当天晚上,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份钟点工的活,在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下午做三小时,一个月八百。

她说:“是苦了点,你先干着,慢慢来。”我说行。

我确实不怕苦。

这些年开饭馆,什么样的活儿没干过。

只是那天夜里躺在那张铁架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手不由自主地摸到手机,翻开那张合照看。

女儿的小脸蛋圆圆的,儿子露出两颗门牙,笑得傻乎乎的。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面朝墙。眼泪这才掉下来。

02

钟点工的活我干了两个月。

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三户人家轮着跑,一家擦厨房,一家洗阳台,一家打扫屋子。

活儿不难,就是琐碎,膝盖跪在地板上久了,疼得厉害。

我在城中村的小药店买了瓶红花油,晚上抹一层,第二天接着干。

夜里也没闲着。

我在巷口支了个馄饨摊,一辆旧三轮车,一块案板,一口小锅。

下午五点半收工,回家睡一个小时,七点出摊,干到半夜十二点。

头一个月没赚到钱,净赔了个煤气罐的钱。

冯玉珍骂我:“你急什么,做吃的生意要养客的,人家吃顺口了,自然还会来。”我琢磨着她这话说得对,便咬牙撑了下去。

到了第三个月,生意慢慢起了色,有时一晚能卖出四五十碗。

日子一忙,脑子里的杂念就少了。

最怕的是闲下来的时候,尤其是收摊以后,一个人推着三轮车往住处走。

路灯的光昏黄一片,影子拖得老长。

我总忍不住想,郭婧琪现在在做什么,郭浩初会不会又踢球摔了。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趁着一个周六下午,坐公交车回了原来住的那片小区。

我在学校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蹲着,等着放学。

下课铃响,孩子们乌泱泱涌出来。

我一眼就看见郭婧琪了,她穿着校服,扎着马尾,比上学期长高了不少。

旁边跟着郭浩初,书包带子挎在一边肩膀上。

我赶紧站起来,从兜里摸出提前买的糖。

可是一张嘴,嗓子跟堵了棉花似的,发不出声。

郭婧琪也看见我了。

她站住了。

就那么隔着一条马路看着我,脸上没有高兴,也没有别的什么表情。

我朝她走了两步,她忽然低下头,拉着郭浩初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就像从来没认识我一样。

郭浩初被拽着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那天我在马路牙子上坐了很久,久到路灯都亮了。

我兜里那包糖,一直没送出去,后来化在了兜里,黏糊糊的粘了一层的纸屑。

冯玉珍知道后,把我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你傻不傻?孩子小不懂事,你也跟着犯浑?她看你一眼就走,你就真不动了?”我低着头没说话。

她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桂芝啊,日子还长,你别把自己熬垮了。”

我没垮。

第二天照常去做钟点工,照常出摊。

只是我换了地方,不再去学校门口了。

我想,孩子们也许不想见我,那就不见了吧。

我把心思全放在馄饨摊上,慢慢琢磨汤头怎么调更鲜,馅怎么拌才有嚼劲。

有几个老客人跟我说:“嫂子,你包的馄饨皮薄馅大,比巷子口那家强。”我听了高兴,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想,我做给孩子的饭,从来都是真材实料的。

一年过去了。

我从钟点工变成三家固定雇主,收入稳了不少,攒了几千块。

冯玉珍又说:“你这馄饨摊的摊子太小了,不如找个门面干点正经的。”我没应,我心里有另一件事一直没放下。

我又写了一封信。

就一张信纸,写了三遍,撕了两遍。

第一遍写得太长,啰嗦;第二遍写得太硬,像在控诉。

第三遍我这样写:“婧琪、浩初,我是妈妈。妈妈当年和爸爸离婚,不是妈妈不要你们,是大人之间出了些问题。你们跟着爸好好过,妈妈攒了钱会来看你们。妈妈永远永远爱你们。”写完了,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可这封信寄出去之后的第三十天,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我告诉自己,孩子们大概还小,收到信也不会写回信。

我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消息。

我没敢再等下去。

我找冯玉珍帮忙,她认识郭婧琪班上一个同学的家长。

我托她偷偷带了一千块钱,让那位家长找个理由塞给郭婧琪,别说是我的。

几天后冯玉珍告诉我,钱送到了,郭婧琪收了,什么都没说。

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一半。

我想,只要她们还肯收我的钱,我就还算她们的妈妈。

可她不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压根没到孩子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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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信寄到了一个老地址,收件人写的是郭婧琪的名字。

那个地址我住了八年的房子,已经换了锁。

郭睿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前婆婆,那天正好回老屋拿东西,信插在门口的信箱里,她看见了。

老人拆开信封,看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

她拿着那封信在屋里坐了一下午。

她在想,如果孩子们知道信里写的那些事儿,知道他们的爸爸出轨在先,知道是郭睿逼着赵桂芝净身出户的,那这个家就完了。

孩子们会恨上他们的父亲,会闹,会翻天。

她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最后把那封信叠好,锁进了房间的樟木箱里。

她想着,先放着吧,等孩子们大一些再说。

可这一放,就是十五年。

郭睿后来知道了这事,没有吭声。

也许他心里觉得,这样反而省事。

而我在另一个城区,还在傻傻地等。

那年秋天,郭婧琪中考。

她在学校附近的文具店里挑笔盒,翻的最久的是藏在书包夹层里的一张存折,里头有一笔钱,是她妈偷偷汇过来的。

冯玉珍打电话告诉我,说郭婧琪成绩考得不错,上了重点班。

我听了很高兴,那几天做馄饨时手都在抖,仿佛才觉得这些年挣的钱有了价值。

后来,郭睿带着那个女会计去了省城,说是建材生意做大了,要自己开公司。

两个孩子被送回镇上爷爷家。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郭睿搬家已经快一个月了。

我坐在面馆后厨数了数自己的积蓄。

几千块钱,离开店还差得远。

冯玉珍劝我:“趁着这两年在城里认识了些人,找间小门面干起来。你那个摊子,风吹日晒的,身子骨能扛几年?”我想了想,确实不能再这么熬下去了。

我身上的钱不够,便在城西四处找租金便宜的地方。

找了一个多月,在一个老小区旁边看中一间门面房。

面积不大,三张桌子,一间后厨。

但租金便宜,位置也不差,楼下就是公交站。

我盘下店面,自己刷了墙,请木匠做了张吧台,又把从家里带出来的那块旧菜板用上了。

第二天,冯玉珍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块木头招牌,上面刻着“桂芝面馆”。

我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那块匾,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搬进面馆的第一天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对着天花板想了很多。

想女儿中考的成绩,想儿子现在长高了没有,想郭睿有没有照顾他们的起居。

后来想累了,迷迷糊糊睡着,梦里头是郭婧琪扎着辫子,拉着郭浩初在院子里跑。

醒来的时候,枕巾湿了一片。

“桂芝面馆”开张头三天,门可罗雀。

我也没有闲着,把面汤的方子反复调。

老母鸡熬汤底,加些干贝丝,酱油得用头抽,面要手擀。

这些手艺,还是年轻时候在娘家跟母亲学的。

头一个星期,一天卖十几碗,光开销都裹不住。

冯玉珍天天来捧场,还拉着一帮老姐妹来吃。

她坐在门口那张桌上,边吃面边吆喝:“你们尝尝这口汤,比外头那些好吃的多了!

慢慢地,回头客多了。

一个月后,面馆的流水基本能持平。

到了女儿高考那年,我已经能攒下一点余钱。

我把面馆的菜单改了,加了一道菜:卤肉面。

那是女儿小时候最爱的味道。

她小的时候很挑食,什么都不太愿意吃,只有我做的那道卤肉面,她能连汤带面吃个精光。

我每次做这道菜,总忍不住多放一块肉,好像她真的会从哪张桌上站起来,说:“妈,还要添一勺。”

后来,郭浩初高考完了,成绩考得一般,被南方一所大学录取。

郭睿那时候生意已经不太行了,学费一时拿不出。

消息传到冯玉珍耳朵里,她想告诉我,又怕我犯傻。

我还是知道了,去了一趟银行,把我攒了半年的积蓄都取出来,转到一个陌生的银行卡号里。

汇款单上“汇款人”那栏,我没有填自己的名字,填了三个字:家常味。

我想,孩子要是看见“赵桂芝”三个字,怕是不肯收。

换个“家常味”,也许他会当是什么亲戚长辈寄来的。

郭浩初确实收到了那笔钱。

他没有退还,也没有打电话问谁汇的。

只是顺着汇款单上的银行网点找到了城西,在老小区里转了三圈,找到了一间挂着小招牌的面馆。

他站在马路对面,隔着玻璃往里看,看见一个头发微微花白的女人在柜台后头揉面。他看了很久,脚步挪不动,却也没有进门。

老板娘抬起头看了看门外,正好与他的目光撞上。他看见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

他转过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去巷口吃了碗面,回来后对自己说:妈,我看到你了。

04

郭浩初后来成了“桂芝面馆”的常客。

他没有挑明身份,我也没点破。

他每回来,都是一个人,坐靠门那张小桌子,点一碗卤肉面,吃得干干净净,放下钱就走。

有一回下雨,店里没什么客人,他吃完面,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躲雨。

我给他盛了碗热汤端过去,说:“喝口汤暖暖身子。”他接过汤,低着头喝了一口,说了声谢谢。

声音闷闷的,像是喉咙里藏着什么话。

我回到柜台后面,假装擦桌子,偷偷看了他一眼。

我的儿子,他下巴上有了青色的胡茬,肩膀也宽了。

那碗汤他喝完了,走的时候冲我点点头,没多待。从那以后,他再来,我会问一句:“够不够?要不要再添点?”他也只是摇摇头说,够了。

他几乎每周来一次,成了习惯。

我慢慢摸清了他的口味,知道他不吃香菜,爱吃辣子,喜欢面条稍微硬一点。

我心里记着,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

有一回冯玉珍撞见他,悄悄问我:“那就是浩初吧?”我点点头,说:“是他。”冯玉珍急:“那你还不认他?”我说:“他要是想认,早就认了。他不说,有他的难处,我不逼他。”

那几年,郭睿的生意越来越差。

听说他从省城回了镇上,租了间小门面卖五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孩子们都已经大了,女儿在省城护校毕业,留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了房产中介。

我干着眼看着她们的日子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下来。

面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我雇了两个帮手,一个管后厨,一个管前台。

我不用再事事亲力亲为,但每天早上还是要自己揉面,自己调汤底,一天也不敢偷懒。

有一天,郭浩初照例来吃面,吃完后没有立刻走,坐在那儿像是在想什么。

我正擦着盘子,抬头看了他一眼,视线隔着半个店撞上,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走到柜台前,搁在桌面上。

我不解地看着他。

他说:“老板娘,我要结婚了。请你吃喜糖。”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把喜糖放柜台上,转身走了。

我愣愣地看着那红包,掂了掂,有点沉。

打开一看,里头是一张请帖,新郎的名字写着“郭浩初”。

我那一瞬间,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帖子。

他这是来请我去喝喜酒的吗?

我认得他,他也知道我认得他,可我们谁都没有说破。

我看着那张请帖,在柜台后站了很久。

喜酒那天,我去了。

坐在角落那桌,穿了件新买的暗红色外套。

台上的新郎官穿着西装,向宾客敬酒。

他敬到旁边那桌时,目光扫过来一眼,在我这儿停了片刻,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我也欠了欠身。

我没敢多待,等婚礼结束,便悄悄从侧门走了。

走出酒楼,夜风很凉,我裹紧了外套,心里翻江倒海的。

他知道我来了。他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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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日子一晃就是十八年。

我的面馆从城西那片老居民区,一路开到了城东的新城区。

店大了,雇的人也多了,但我每天还是习惯早上五点起来,自己去菜市场挑肉买菜,自己熬汤底。

面馆门口的牌子没换,还是那块有点掉漆的木头匾,写着“桂芝面馆”四个字。

搬新店的时候冯玉珍说重新做一块吧,我说,不换了,踏实。

十八年了。

郭睿的生意垮了,人也老了。

那年冬天他摔了一跤,在医院查出肝上有问题。

医生说要做手术,好在不是什么要紧的,但得好好休养。

郭婧琪把他接回省城,住进她工作的那家医院。

她办完住院手续,回镇上老屋去取一些换洗衣物和证件。

推开门,屋里一股子潮气扑面而来。

郭睿这些年一个人住,到处都落着灰,乱糟糟的。

她一边收拾一边骂,骂她爸不会照顾自己,骂这个屋子像个猪窝。

收拾到卧室的樟木箱时,她费了好大劲才打开。

里头都是些旧东西,翻了一会儿,看到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手写的。

郭婧琪把那封信抽出来,拆开一看,信的落款是“妈妈”。

她以为自己看错了,又把信纸展开,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信上写,婧琪,浩初,我是妈妈。

妈妈当年跟爸爸离婚,不是妈妈不要你们,是大人之间出了些问题。

爸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妈妈很伤心。

但是妈妈不想在你们面前说这些话,怕你们恨爸爸,也不想让你们看见爸妈吵架。

妈妈净身出户,是因为妈妈想把房子和钱留给你们过日子。

妈妈一个人能养活自己,你们别担心。

妈妈爱你们,这句话从来没有变过。

郭婧琪把信读完,手哆嗦得厉害。

那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洇花了,像是被水打过。

她拿着信纸坐在床边,浑身发抖。

她终于明白,当年是怎么回事了。

她想起自己在那张饭桌上说的那句“跟我爸”,想起母亲蹲在学校门口那回,她拉着弟弟转头就走的背影。

她攥着那封信,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她拨通了郭浩初的电话,声音哑得不像话:“你过来一趟吧。咱妈的事儿,我在老屋找到一封信。”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郭浩初说:“我知道。”郭婧琪愣住了:“你知道什么?”他说:“我知道妈没有对不起咱爸。我也知道她在城西开面馆。我知道很多年了。”

郭婧琪急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早说?”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最后他说:“我怕我去认她,反而让她更难过。她也不想让我们看见她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吧。”郭婧琪握着电话,眼泪打在了手机屏幕上。

她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窗外下着小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像敲在心上一样。

她说:“那我们现在去找她。

06

接到郭婧琪电话那天,我正在店里揉面。

手机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先没说话,过了几秒,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妈。”

我的手停住了。

面糊粘在指缝里,我半天没反应过来。

那个声音又响了一遍,带了些颤音:“妈,是我,婧琪。”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边上,声音有点发虚:“哎,婧琪啊。”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听到吸鼻子的声音,然后她说:“妈,我想见你,我和浩初想请你吃顿饭。”

那天晚上,我站在出租屋的镜子前,试了三件衣服,最后挑了件去年过年买的暗红色外套。

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想女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一会儿想是不是郭睿不行了,要来跟我交代后事,一会儿又想是不是该带点钱去。

这些都是我的猜想,都无从作证。

唯一确切的是,我那两个孩子,活了十八年,终于主动来找我了。

第二天中午,我到了约好的那家饭馆。

站在门口,用力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推开门进去。

包房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短发,白净,眉眼间有一点点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她旁边坐着一个男人,穿着深色夹克,脸上带着岁月磨过的沉稳。

我愣了一下。

他们都站了起来。

郭婧琪的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挤出两个字:“妈。

声音不大,却像砸在我心口上。

我眼眶一热,还是忍住了。

我在对面坐下,说:“坐吧。都坐。”坐下来了,饭桌上摆着满满一桌菜,热气腾腾的。

可是我拿起筷子,看着那些菜,又放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孩子们也不知道。

沉默了好一阵,郭婧琪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我面前。

她说:“妈,这个是你的吧。”我低头一看,信封上那几个字我认得,是我当年写的那封信,但不是我写的那封,是另一封。

我拆开信封,看到里面的信纸,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一样,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是当年我寄出去的那封信,一个字都没改。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孩子们没收到,或者收到了不想回。如今看到这封信,我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耳光。

我声音有点抖:“你们……从哪里找到的?”

郭婧琪说:“奶奶的樟木箱里。”

我愣愣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郭婧琪接着说:“妈,对不住。当年是我说了那句话,我一直后悔到今天。如果不是那天奶奶把信藏起来,我们早该知道的。”我摇摇头,想说“不怪你”,喉咙里却像堵了什么东西,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继续说:“妈,这些年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她说着,眼泪就断了线似的往下掉。

我伸手抹了一把脸,说:“就那么过来的呗,有什么好说的。”

这时,郭浩初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面上。盒盖磨得发亮,边角有些锈迹。他把铁盒推到我面前,说:“妈,这个你看看。”

我伸手打开了盒子,整个人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盒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沓汇款单,从最早的“一千块”到后来的“三千块”

五千块”,一张都没动。

有些单子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被压得平平整整的。

单子上的每一笔钱,都是我这些年攒下来,是想塞给孩子们花的。

我一张张地翻着,手越来越抖,翻到最底下那一张时,整个人停住了,盯了半天,抬头看着儿子。

“这张大额的,我没汇过。”

郭浩初没接话。

我盯着那张汇款单,又看看他。

他低下头,避开了我的目光,却始终没说话。

包房里很安静,饭菜的热气袅袅往上飘着,我被那热气熏得眼睛发酸,低下头,把铁盒盖合上,手轻轻地摩挲着盒盖上的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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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合上铁盒子,指尖在盒盖上来回摩挲着。

过了好半天,才哑着嗓子问了一句:“浩初,那张大的,是你补的?”郭浩初抬起头,眼眶微微泛红,松了口:“是。”

他顿了顿,又说:“妈,那笔钱,我一直没敢动。大学毕业以后,我有能力了,想着你这些年太辛苦,就偷偷往里头添了一笔。多的我拿不出,先填了个整数。”我嗓子发紧,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郭婧琪坐在旁边,眼泪一直没停过。

她说:“妈,你还记得我中考那年吗?有个阿姨塞给我一个信封,里头装着一叠钱,没留名字。我一直以为是奶奶托人带的。后来我问奶奶,奶奶说她不知道。”她抹了一把脸,“我后来想了很多年,那钱到底是谁给的。”

我没说话。她带着哭腔说:“妈,是你吧?”

我低着头,捏着那几张汇款单,好半天才说:“你那时候小,我不在你身边,总得做点什么。不然我这个当妈的,心里头过不去。”

包房里安静了很久。

郭浩初伸手拍了拍他姐的肩膀,说:“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妈在哪。”

郭婧琪猛地转过头看他。

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妈给我汇了一笔钱。汇款单上写的‘家常味’。我找了好久,找到了她的面馆。”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经常去,每回就吃一碗卤肉面。妈做的面,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口味,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我看着他的脸,嗓子眼发紧:“你……你怎么不说。”他说:“我怕你为难。怕你看见我,想起当年那些事,心里更堵。”他低下头,“可是妈,我每次去,你都认得我,每回多给我浇一勺卤子,我都知道。”

我那会儿才意识到,原来他这些年,也一直在用他的方式陪着我的。

我伸手想摸摸儿子的脸,手抬到一半,还是收了回去。

我笑了笑,说:“妈知道,妈都知道。”

郭婧琪哭着说:“妈,你能不能原谅我?我当时真的不懂事。”她说这话的时候,像极了一个做错事的小孩。

人这一辈子,有些话能在心里藏很多年,却很难开口说出口。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傻孩子,我从来没怪过你。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没分到钱,是没能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长大。”

包房里沉默了好一阵。

桌上那碗卤肉面已经凉了,肉汤凝了一层油花。

我端起碗,用筷子搅了搅,就着凉汤吃了一口。

郭浩初说:“妈,我们再要一碗热乎的。”我说:“不用了,凉的也能吃。妈年轻的时候,什么味道都吃过。”

郭婧琪在我旁边,眼泪止不住,又哭又笑的。她从包里翻出纸巾,递给我,说:“妈,往后你别一个人扛了。有我们在。”

我攥着那张打湿了的纸巾,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我只是点了点头,轻声说:“哎,好。”

郭浩初忽然补了一句:“妈,那张汇款单上的钱,我一直没有取。等你哪天有空了,我们一起去银行,把它理一理。”我愣了愣,最终点点头:“好。”

那天离开饭馆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太阳明晃晃的,落在脸上有些发暖。我想,十八年了,这个冬天,大概要开始转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