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中走四千里，校舍被炸就在树下上课，这所大学没停过一天课|南开|大学|学校|校舍|西南联大

1937年9月，天津沦陷后的第三十天。

南开大学的废墟上还冒着青烟。日本人七月二十九号炸了南开，理由是“反日据点”——实际上就是木斋图书馆里藏着一批关于东北沦陷的史料。炸弹从图书馆穹顶砸下去，整栋楼烧了一天一夜，藏书化为灰烬。校长张伯苓站在焦黑的废墟前，一句话没说，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南开没了，但南开的人还在。”

同一时间，北平。日军开进清华园，把教室改成了马厩，把实验室里的仪器拆了当废铁卖。北大红楼被日军宪兵队占了，红瓦白墙的校舍门口挂上了太阳旗。

中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短短几个月内，全部沦陷。

三校的校长在南京碰头，商量了一整夜，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几乎不可能实现：三校合并，往南撤，走到一个日本人够不着的地方，继续办学。

往南撤，撤到哪里？先到长沙，武汉会战一打，长沙也不安全了。再往西，到昆明。从北平到昆明，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中间隔着黄河、淮河、长江，隔着无数条被炸断的铁路和公路，隔着日军飞机的封锁线。但有一点比所有这些障碍都更坚定——不能让中国的大学断了香火。

1938年2月，三校师生分三路出发了。

第一路坐火车转汽车，走越南海防，从滇越铁路绕进昆明。第二路坐船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躲空袭，船走走停停，走了将近两个月。第三路最苦——三百多个男生和几个教授，背着一面旗，徒步横穿湘西和贵州，翻过乌蒙山，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昆明。一千六百七十多公里，走了六十八天。脚上的草鞋磨烂了一双又一双，有的人脚底板全是血泡，晚上用针挑开，第二天继续走。有人问闻一多，你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不坐车不坐船，要跟着学生一起走？闻一多说：“我不只是要带他们走到昆明，我要让他们一辈子都记住——中国人是怎么在亡国边缘走过来的。”

1938年4月，三路师生在昆明会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正式成立。

但等待他们的，不是窗明几净的教室。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临时搭建的，土墙、铁皮顶、泥巴地面。昆明的雨季一来，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得震天响，教授在讲台上扯着嗓子喊，学生还是听不见。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想了个办法，下雨天就不讲课，改做实验，因为实验不用说话。但很快又出了问题——雨水从铁皮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滴在实验仪器上，仪器生锈了。学生们用脸盆接雨，一节课下来，盆里的水能养鱼。

最要命的是铁皮屋顶。夏天太阳一晒，教室里像蒸笼，温度能到四十度。冬天昆明虽然不冷，但铁皮屋顶是个天然冰箱，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学生冻得手指僵硬，记笔记都握不住笔。宿舍更惨——四十个人挤一间茅草房，床是用木板拼的，被子潮湿得能拧出水来。一到晚上，蚊子黑压压地扑过来，像轰炸机编队。学生被咬得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去路灯下看书。所以西南联大有个著名的景象：昆明的路灯底下，深夜永远蹲着几个看书的学生。

1940年，日军开始轰炸昆明。联大的校舍目标太大了——铁皮屋顶在太阳底下反光，日本飞行员老远就能看见。每次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抱着书和实验器材往防空洞跑。有一次炸弹直接命中了图书馆，书架子炸飞了，书散了一地。轰炸过去后，图书馆馆长陈岱孙跪在废墟里，一本一本捡书，满脸是泪。学生在旁边想帮忙，他摆摆手说：“让我自己来。这些书从北平搬到长沙，从长沙搬到昆明，走了几千里路，现在又挨了炸弹——我对不起它们。”

校舍被炸了，修。又被炸了，再修。实在来不及修了，就把黑板挂在树上，学生坐在地上听课。日军在天上扔炸弹，教授在树下讲《诗经》。炸弹的爆炸声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诵读声，在昆明的天空中交混在一起。有个叫刘文典的教授讲《庄子》，正讲到“逍遥游”那一章，空袭警报响了。学生呼啦一下全站起来要往防空洞跑，刘文典把粉笔往桌上一拍，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校史的话：“庄周可以逍遥，你们不能。坐下，把这篇讲完再跑。”学生们面面相觑了两秒钟，然后齐刷刷坐下了。那天刘文典把“逍遥游”讲完了，一个字没落。讲完之后，空袭警报还没解除，远处的爆炸声一阵一阵的，但教室里安安静静，所有人都在记笔记。

物资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没有教科书，教授自己编讲义，学生轮流传抄。纸不够了，就写在香烟盒的背面、旧报纸的空白处、甚至树皮的内层。化学系做实验没有试剂，教授带着学生去中药铺买芒硝、去染坊讨染料，自己动手提炼。物理系没有电，实验全靠手摇发电机，一个学生摇，另一个学生做记录，摇着摇着手磨出了血泡，换一只手继续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