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上发表了题为“Migration of immune cells in tumors and inflammation: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的综述文章。研究团队围绕免疫细胞如何从骨髓、淋巴器官和肠道等储备库定向迁移至肿瘤或炎症部位这一核心问题，整合了大量近年来的实验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涵盖趋化因子网络、代谢调控和微生物干预等多个维度的治疗策略框架。
三级淋巴结构在肿瘤内部扮演了免疫细胞组织者的角色。邵志敏团队在综述中指出，这类结构通过CCL21-CCR7和CXCL13-CXCR5两条信号轴分别完成T细胞和B细胞的募集与分区，并且依赖高级内皮微静脉将循环淋巴细胞导入肿瘤实质。黑色素瘤和肺癌中三级淋巴结构产生的肿瘤特异性抗体能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浸润效率并介导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非小细胞肺癌动物模型中的观察结果显示，调节性T细胞通过CCL17/CCL22-CCR4轴进入三级淋巴结构，这部分细胞的出现与患者较差的预后之间存在统计上的关联。
次级淋巴器官在肿瘤和慢性炎症刺激下表现出显著的适应性改变，脾脏出现了髓外造血现象。造血干细胞在IL-6的刺激下偏向髓系分化并大量产生髓系抑制细胞，这些细胞随后进入远端病灶并建立系统性免疫抑制。肺腺癌小鼠模型中血管紧张素II的过量分泌增强了脾脏造血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诱导经典单核细胞生成并经由S1P1受体进入肿瘤微环境分化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淋巴结的功能与其解剖位置密切相关，皮肤引流淋巴结通过Th17型γδT细胞依赖的IL-17信号募集中性粒细胞以清除细菌，而肠道引流淋巴结因缺乏此类细胞群体而无法有效应对相同的感染。
肿瘤引流淋巴结既维持前体耗竭T细胞的干性状态以供应抗肿瘤免疫，又可在转移情况下通过COX-2/EP3依赖的CXCL12产生驱动调节性T细胞募集。此外，在免疫细胞迁移的调控网络中，趋化因子信号、细胞间黏附分子、胞外囊泡、代谢物和肠道菌群等多个层面协同发挥作用，并且肿瘤细胞通过STAT3信号促进Chil1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募集和胞外陷阱形成，在物理层面阻断CD8+T细胞的浸润。而乳酸通过特定转运体进入T细胞后抑制己糖激酶-1等糖酵解酶活性，导致T细胞在肿瘤和炎症部位发生运动停滞。肠道菌群产生的次级胆汁酸能够下调回肠中的MADCAM-1表达，驱动肠道归巢的α4β7+Th17细胞向肿瘤迁移。
治疗策略方面，研究团队梳理了多个方向的临床和临床前证据，一是趋化因子受体CCR2抑制剂与化疗联合应用已在胰腺癌中展现出49%的客观缓解率；二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经工程改造后分泌IL-7和CCL19，在肝癌、前列腺癌和卵巢癌中实现了疾病控制；三是纳米颗粒递送系统实现了IL-1β和CXCL10的靶向释放以建立局部促炎环境，装载IL-12环状RNA的脂质纳米颗粒单次注射即可在肺癌模型中诱导持久的免疫应答。最后，在检测技术方面，单细胞测序与T细胞受体测序的整合使研究者能够量化T细胞的迁移能力并追踪其动态迁移轨迹，Kaede转基因动物模型则通过光转换荧光蛋白实现了免疫细胞多组织迁移的可视化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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