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窗外的烟花炸开时，电话响了。
我盯着屏幕上的老号码，手心出了汗。八年了，他们第一次主动打给我。
接起来，那头是父亲的声音，沙哑，含糊：“晓雪……你哥说找不到你……你快回来吧，妈……妈她快不行了……”
我愣了一下，听见那头传来母亲的呻吟声，还有嫂子马楚翘尖利的哭喊：“你给她打什么电话！她早就不是这家的人了！”
我笑了。那种很轻的笑，像是在笑自己。
“不好意思，您打错了。”
挂断，关机，把手机扔进抽屉里。
窗外的烟花还在响。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搁着那张澳洲永居卡，还有一封还没拆的信——是朋友从老家寄来的，说父亲已经签了遗产公证：名下最后那辆旧货车，也给了哥。
我拿起酒，对着窗外的烟火，喝了一口。
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你不打电话回去，它就变了。
01
那年夏天的太阳毒得很。
我站在老家的院子里，脚底的水泥地被晒得发烫，手心里的汗把车票都洇湿了。
屋里传来嫂子马楚翘的声音，尖得跟刀子似的：“爸，您可得想清楚了！这房子要是分了，以后耀祖拿什么养您？”
我往里走了一步，看见父亲坐在堂屋正中的藤椅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围裙攥在手里，拧得皱巴巴的。
“晓雪回来了。”母亲先看见我，声音有点抖。
我点了点头，喊了声“爸”。
父亲没抬头，只说了句：“坐吧，正好跟你说说房子的事。”
那年的拆迁来得突然。
老宅那片要建商业街，5套房子，面积从40到120平不等。
消息传出来那天，嫂子马楚翘就住在我们家不走了，天天跟父亲念叨房子的事。
我心里多少有数，但总觉得，就算父亲再偏心，总该给我留一套吧？
最小的那个40平的，也成。
我工作五年，在省城买了一套30平的小房子，首付11万，我存了四年。
每一分钱都是加班费和省下来的饭钱。
那个房子不大，但好歹是我自己的窝。
我以为父亲能看见。
“5套房子，我都想好了。”父亲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你哥结婚好几年了，还住着租的房子，不像话。大的两套给他，中间的两套也给他。”
我听着，手里的车票已经被汗浸透了。
“最小的那个呢？”我问。
父亲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快，像是怕跟我的目光对上：“最小的那个……你哥说想拿来做点小生意，租出去也好。”
我愣住了。
“那我呢？”
这句话问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没出息。可我忍不住。
“你？”父亲把打火机往桌上一丢，“你是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房子给你，还不是便宜了外姓人？”
嫂子在旁边笑了：“就是嘛，晓雪，女孩子家家的，要什么房子？你以后找个好人家，什么都有了。”
我没看她。我看着父亲。
“爸，那套小房子是我自己买的，我没花您一分钱。”我说。
“知道。”父亲的声音硬邦邦的，“你的就是你的，我又没说要你的。”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母亲站在厨房门口，眼眶红了。她想说什么，父亲一个眼神瞪过去，她就低下头，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没在家吃饭。我说公司有事，要走。母亲送到门口，拉着我的手，指甲掐得我生疼：“闺女，你爸的脾气你知道，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妈，我知道。”
“你别怪他……”
“我不怪他。”我笑了笑，“我走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心里头空荡荡的，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
我翻了翻手机，看见家庭群里嫂子发的消息：“今天爸说了，5套房子全给耀祖，大家都别争了。”
群里安静得很，没人回。
我关了手机，把头靠在窗玻璃上。车窗冰凉，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撞碎。
02
回到省城那晚，我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灯没开，就这么坐着。
这房子才30平，一室一厅，厨房小得转不开身。
可我是真心喜欢它。
搬进来那天，我在阳台种了一盆绿萝，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冰箱上贴满了便利贴。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的。
可那天晚上，我看着这间屋子，突然觉得它很小。
小到装不下我所有的不甘心。
我打开手机，翻了翻银行卡余额——3万2。
加上这套房子的钱，大概能有40万。
40万，够我出国读书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了。
不是城市的问题。
是我没法再面对那5套房子。没法面对父亲说“你是女儿”时的表情。没法面对嫂子那尖酸的笑。没法面对母亲红着眼眶却一句话都不敢说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中介。
“林小姐，您确定要卖吗？”中介是个年轻小伙，拿着我的房产证，一脸不确定，“这地段挺好的，再放两年肯定升值。”
“我要用钱。”我说。
“那……您想挂多少？”
我报了一个数，他愣了下：“林小姐，您这个价有点低了。”
“我知道。”
他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
房子出手快得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三天就有人看房，一周就谈妥了。
签合同那天，我在卖房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手没抖。
可等买家把钥匙接过去，说“谢谢您”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想哭。
这房子陪我过了三个冬天。
冬天的晚上特别冷，暖气不热，我就裹着被子缩在沙发上，一边跺脚一边看报表。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苦，可好歹有个地方能让我觉得踏实。
现在连这个踏实也没了。
卖房的钱到账那天，我去办签证，买了去澳洲的单程机票。回来之后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我要出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去哪？”
“澳洲。”
“去多久？”
“不知道。”
母亲又沉默了。然后我听见她在那边轻声说：“闺女，你是不是生你爸的气了？”
我说：“没有。”
“那你别走那么远……妈想你的时候，怎么找你？”
我鼻子一酸。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深吸了一口气。
“您想我了就打电话，我不会换号的。”
“那……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回答。
母亲懂了。她在那头哭了，哭得压抑，像是怕被人听见。
“妈，您别哭。”我说，“我挺好的。”
“妈知道你好……妈就是舍不得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是听着母亲的哭声，一下一下，像是有人拿针扎我的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四周什么都没有了。
沙发卖了，桌子卖了，连那盆绿萝都送给了楼下的阿姨。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看着天花板上的灯，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头断了。
走的那天我没跟任何人说。
我把钥匙还给房东，拎着一个行李箱，坐上了去机场的大巴。车开出市区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栋楼，看见了那棵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的老槐树。
我转过头，没再看。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我不会再回来了。
03
悉尼的第一年，我差点死在那里。
不是夸张。是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我租了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隔间，窗户对着隔壁的墙，白天不开灯也是黑的。
房租一周150澳元，贵得我心慌。
语言不通，我连去超市买东西都紧张，算不好钱，被收银员翻了好几次白眼。
中餐馆的洗碗工是我能找到的最快的工作。老板是个广东人，姓陈，说话很快：“洗碗工，一小时8块，现金，没保险。你干不干？”
我说“干”。
那是我到澳洲的第三天。
洗碗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辛苦一百倍。
一天14个小时，手泡在洗洁精水里，泡到脱皮，泡到手上有裂口，一沾水就钻心地疼。
我没有护手霜，也不舍得买，就把厨房的食用油抹在手上。
一起洗碗的有个大姐，广西人，四十多岁，叫我“妹妹”。她说：“妹妹，你这么年轻，怎么来干这个？”
我说：“没钱。”
她说：“谁都是没钱才来的。熬过去就好了。”
厨师的勺子敲在锅沿上，咣咣响。我站在水池前，看着泡沫升起来又破掉，就像那些日子，过一天是一天。
第一个月，我瘦了15斤。
我检查过镜子里的自己，颧骨突出来，眼窝深下去，看起来像是老了十岁。
我坐在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听着隔壁印度人放的音乐，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现在回去，我爸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说了你在国外待不住。”
我想象着他的表情，抽着烟，一脸“我早就知道”的样子。那个画面让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去洗我的碗。
那时候我不说英语，只会几句最简单的。
有一次坐公交车坐反了方向，坐到终点站才发现不对。
司机是个白人老头，看我不对劲，问我“areyoulost”，我听不懂，只能拼命摇头。
老头把我带回了总站，比划着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杯水。
我坐在那里，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水杯里。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那一刻我突然想：如果我妈知道我这样，她得多难过。
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是到澳洲第三个月的时候。
电话接通了，母亲在那头问：“闺女，你还好吗？”
我说“好”，声音大得连自己都觉得假。
“吃得惯吗？”
“惯。”
“住得好吗？”
“好。”
母亲问一句，我答一句，空气里全是沉默。
末了她说了句：“你爸……他问起你了。”
我愣了一下。
“他说……让你别太辛苦，不行就回来。”
我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
“妈，您告诉爸，我不回去了。”
那之后我再也没给家里打过电话。
不是不想打，是打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我每天工作14小时，不知道我的手烂了又好好了又烂，不知道我走在路上被人骂过，也不知道我在深夜发高烧自己打急救电话。
可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不是怕他们担心。是怕他们知道之后，只是叹口气，说一句“当初不让你走你偏要走”，然后挂了电话。
04
留学第三年的冬天，我接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
是表哥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妈住院了，胃癌，早期的。”
我当时正在图书馆写论文，听着电话，手里的笔掉在地上。
“早期是什么意思？”
“医生说切掉一部分胃，应该能控制。”
我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
那天晚上我请了假，订了回国的机票。从悉尼飞上海，再转车回老家，前后折腾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瘦得脱了相。她的头发白了很多，像是突然之间就老了。
“妈。”
她睁开眼，看见是我，愣住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跟生病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回来吗？”
母亲的眼睛红了，嘴唇哆嗦着，想笑，又想哭：“你这孩子……打电话就行了，跑回来干嘛，多费钱……”
我没说话，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干瘦粗糙，血管凸出，像老树根。
“你瘦了。”母亲摸着我的脸，“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吧？”
“骗谁呢。”她笑了，笑得眼睛里全是泪花，“你是从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你过得好不好，妈看得出来。”
我没接话。我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那37天我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每天早上去医院，晚上回旅馆。
我给母亲擦身，喂她喝粥，给她读报纸上的新闻。
同病房的病友都说“你闺女真孝顺”，母亲就笑，笑得嘴角合不拢。
可父亲和哥哥只来看过三次。三次。
第一次，父亲来了，站了十分钟。问了一句“怎么样了”，医生说了情况，他点了点头，说了句“那就治呗”，然后走了。
第二次，哥哥来了，带了两个苹果。
他站在床尾，搓着手，嘴里念叨“妈你好好养病”，眼神一直往门口飘。
坐了十五分钟，接了个电话，说“公司有事”，走了。
第三次，是他们两个一起来的。
那天嫂子马楚翘也来了，穿着新买的皮衣，站在病房门口不肯进来。
哥哥在里头站了一会儿，又开始接电话，出去就没回来。
父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抽了两根烟，被护士赶了两次，自己也走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没说话。
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妈，您别多想。”
“妈没多想。”她说，“妈就是觉得……亏欠你。”
“您说什么呢。”
“当年那房子的事……妈没帮你说话，是妈没本事。”
我没想到她会提这个。三年前的事，我以为我们都忘了。
“妈，都过去了。”
“过不去的。”她转过头看着我，“闺女，你心里头那道坎，妈知道还在。”
我低下头，没说话。
母亲出院那天，父亲来了。他站在医院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低着，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等着。
最后他什么也没说。
我拉着行李箱往外走，走了几步，听见他在后面喊：“在那边……好好的。”
我顿了顿，没回头。
到了机场我才发现，母亲塞在我行李箱里的红包，一共五千块。
她用一张旧报纸包着，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两行字：“闺女，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
我握着那个红包，在机场的洗手间里蹲了很久。
05
回到澳洲之后，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辞了中餐馆的工作，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和找工作上。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回头了。那个家给不了我什么，我只能靠自己。
我考了会计师资格证，投了无数份简历，被拒了无数次。
最后终于进了一家华人开的会计师事务所，做最基础的税务申报。
工资不高，但好歹是正经工作。
我租了一间干净一点的公寓，有了自己的房间，窗户对着街道。早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会发一会儿呆，想很多事情。
想母亲。想那个家。想那5套房子。
我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可每次接到国内的电话，我心里都会颤一下。
那段时间我跟家里联系很少。偶尔给母亲打个电话，说几句“我挺好的”
“工作还行”
“您别惦记”。母亲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打着打着电话就哭了。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想你了”。
我不信。可我也没追问。
第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刚换下鞋，手机响了。
是哥哥林耀祖。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犹豫了几秒，还是接了。
“喂？”
“雪儿……”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你……有空吗？”
“怎么了？”
“家里出事了。”
我的心沉了一下。
“什么事？”
“爸住院了。”他说，“心脏不好，医生说……可能是心梗。”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还有……妈也住院了。”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妈的病复发了，这次……不太好。”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什么病复发？不是治好了吗？”
“那个……之前说是早期，切掉就没事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有转移的迹象……”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指捏着手机，捏得发疼。
“你回来吧。”哥哥说，“爸想你了。”
“他想我？”我冷笑了一声，“他什么时候想过我？”
“雪儿，都过去的事了，你就别……”
“那5套房子呢？”我打断他，“过去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哥哥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那些房子……都没了。我投资亏了，全赔了。房子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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