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的手机,最常用的功能已经不是打电话,而是收验证码。

聚餐时,只要手机响起,大家往往先看号码。通讯录里没有,直接挂断;外地号码不接,座机号码也不接,有些人还装了多个拦截软件,陌生来电根本不会响。即便对方可能是快递员、外卖员、医院工作人员或学校老师,很多人的反应仍然是:请先发短信,说明身份和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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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人们突然变得冷漠,而是陌生来电已经很难获得基本信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及通信行业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每月通话时长达到521分钟,平均每天约17分钟。当时长途费、漫游费并不便宜,一分钟可能要几毛钱,但人们仍习惯通过电话谈感情、聊工作、联系客户。恋爱中的人可能一次聊两三个小时,做生意的人也会和客户通话一个钟头。到了2020年,人均每月通话时长降到267分钟,平均每天不到9分钟,十年间几乎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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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的手机套餐每月赠送几百分钟通话,但一年到头也用不完。有人一个月主动拨出的电话,两只手就能数清。大家并不是不交流,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评论区每天都很热闹,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通过电话和陌生人直接沟通。

原因并不复杂。骚扰电话、营销电话和诈骗电话长期占用这个渠道,正常电话与风险电话混在一起,普通人很难判断。

早在2018年,中国一年骚扰电话拨打量就超过500亿次。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个人一年都可能接到几十次骚扰来电。近几年,用户每年主动标记的骚扰电话次数也接近36亿次。高频率、重复拨打和更换号码,让很多人形成了固定反应:只要号码陌生,就先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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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陌生电话主要让人厌烦。卖房、贷款、保险、装修、早教、培训等推销电话反复拨打,有时一天能接十几个。挂断一个号码,很快又会换另一个号码。后来,风险从推销转向精准诈骗。有人冒充客服、领导、公检法人员,甚至掌握受害者姓名、工作单位、家庭成员和消费记录,再根据不同人群设计话术。

现在又增加了AI声音克隆的风险。一个人接起电话,只说“喂,哪位”或“我在忙,稍后再说”,短短两三秒的语音就可能被录下。相关技术可以利用约3秒语音生成相似声音,再冒充本人联系父母、配偶或朋友。对普通人来说,很难在通话刚开始的几秒内确认对方身份,也无法判断自己的声音是否正在被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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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接陌生电话的重要原因。诈骗者可以使用几台电脑、自动拨号系统和AI语音机器人,一天拨打成千上万个号码,甚至不需要大量人工,单次成本接近于零。普通人哪怕每天只接一个可疑电话,也要花时间判断,还要在十几秒内识别身份、核对信息、防止被诱导。双方掌握的信息、技术和组织能力并不对等。

电话还有一个特点,它要求接听者立刻回应。微信消息可以过一会儿再看,可以查询对方身份,也可以和家人商量。电话响起时,人往往正处于工作、开车、吃饭、带孩子或处理其他事情的状态,判断时间很短。骗子会利用紧张、着急、担心家人和害怕损失等情绪,让人来不及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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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判断错误,代价可能非常大。有些受害者损失的是毕生积蓄,也可能包括孩子学费、父母养老钱,甚至一套房子的资金。面对这种风险,把陌生号码统一视为可疑来电,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自我保护方式。不是大家愿意怀疑所有人,而是目前缺少简单、可靠、统一的身份验证办法。

更让人愤怒的是,一些骚扰和诈骗电话掌握的信息非常具体。

刚在售楼处登记,装修公司当天就来电;刚在医院生完孩子,母婴产品推销就知道联系电话;刚注册公司,贷款中介很快找到负责人;车险即将到期,保险推销也能准确说出时间。这些情况很难只用偶然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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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调查过个人信息交易。一些所谓“车主名单”包含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和名下房产等内容,单条信息的价格可能只有几毛钱。信息价格很低,交易数量却很大,最终被用于推销、诈骗和非法催收。

泄露源头也不只在外部攻击。仅在2025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就抓获23名运营商内部人员。银行、医院、房产中介、电商平台以及其他掌握用户资料的机构,也可能存在内部人员非法复制、出售或提供数据的情况。个人即使安装多个反诈软件,也无法完全弥补源头泄露造成的风险。

反诈宣传当然有必要,但不能把主要责任都放在普通人身上。有关数据提到,在电信诈骗受害者中,超过60%的人在被骗前已经接受过至少3次反诈宣传,有些人手机里也安装了反诈软件。这说明,知道“不听、不信、不转账”,并不代表在真实场景中一定能识别经过专门设计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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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活动已经出现专业分工。有人负责获取信息,有人编写话术,有人拨打电话,有人提供技术,有人处理资金。面对有数据支持、有脚本训练、有AI工具参与的诈骗活动,只要求个人持续提高警惕,实际效果会受到很大限制。公众需要反诈知识,平台、运营商、金融机构和数据管理单位也必须承担更直接的责任。

现在,手机卡对不少人的主要价值,确实只剩下上网、绑定账号和接收验证码。七十多岁的老人听到手机铃声,第一反应也可能不是“谁找我”,而是“是不是诈骗电话”。这种变化意味着,电话作为公共通信工具的可信度正在下降。

问题还不只是少打几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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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需要紧急联系患者家属,电话打到第五个仍然没人接;猎头给合适的人选推荐岗位,因为号码陌生,刚响两声就被挂断;老朋友更换手机号码,再打过去也很难接通;快递员、外卖员、社区工作人员、学校老师和售后人员,只能反复拨打或改发短信。

很多工作机会、紧急通知和临时求助,本来就可能来自不熟悉的号码。社会学中的“弱连接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新信息、新机会和外部帮助,往往不只依靠亲友,也依靠旧同事、普通熟人和短暂接触的人。当大多数人选择拒接陌生来电,这些联系会直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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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本来承担的是快速沟通功能,现在却要求接听者先确认对方没有风险。问题不在于公众过度敏感,而在于骚扰、诈骗和信息泄露长期存在,正常来电缺少可信标识,违法拨号成本又太低。

要让人重新愿意接电话,不能只靠一句“提高防范意识”。运营商需要加强号码实名管理和异常拨号识别,平台需要减少用户信息外泄,金融机构要提高异常转账拦截能力,掌握个人信息的单位要严格限制内部查询和复制,相关部门也需要提高违法获取、买卖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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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正常来电能够被识别,让骚扰和诈骗电话更难拨出,让信息泄露能够追责,电话才可能重新获得信任。否则,越来越多的人会继续保持同一个习惯:陌生号码不接,有事请发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