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寺成名很早，原因之一是隆兴寺大悲阁中有一尊20米左右高的大悲菩萨铜像，这是赵匡胤当年命人造的。在此之前，正定原本的铜菩萨是在正定城西的大悲寺，16米高，因战祸毁损了。这座原本的铜菩萨声名远播，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中有一幅五台山图，图右下角的榜题写着"河北道镇州"，也就是如今的正定，城墙边还特意标出"镇州城西大悲阁"。
但等到梁思成1933年初访隆兴寺时，眼前是一片破败。他在《正定调查纪略》里写道：大悲阁已经塌得不成样子，屋顶全没了；寺里最主要的几座殿，不是漏就是歪……我们去年到隆兴寺时，大悲阁也在修，据说至少一年。但不觉得遗憾，毕竟正定也不会只来一次，一次也就是走马观花，重游故地时总还能见到。
如今的隆兴寺，其实更像旅游景点，人流熙熙攘攘，让人很难静心去看些什么，不过就是赶着一站接一站，抓紧时间去打卡那些“知识点”。后来仔细读有关隆兴寺的书籍资料，才发现隆兴寺还经历过乾隆审美的洗礼——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乾隆帝应地方大吏屡请，敕命发帑重修正定隆兴寺。他甚至以大悲阁为蓝本在北海造了阐福寺、雍和宫等皇室建筑。
看来，“十全老人”的乾隆还应该再加上一全——建筑。
当地人都把隆兴寺称为“大佛寺”，因为寺中有一尊大佛。隆兴寺历史绵长，名字也一直更换。根据“龙藏寺碑”可知，隋开皇六年（586）在常山郡的龙腾苑里改建寺院，叫龙藏寺；唐改称中兴寺，后又改作龙兴寺，清康熙四十九年赐额"隆兴寺"，沿用至今。
对照梁思成1933年在隆兴寺所见，现在大觉六师殿已经见不到了。梁思成去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只剩"高约丈余的一堆土丘"。如今连土丘也清了，只剩一方台基。另一处是大悲阁，梁思成当年见大悲阁已经"破坏到不可收拾"，阁身两侧的御书楼、集庆阁却还在。
1961年，隆兴寺整体入的国保，但正称得上北宋原构、主体未换的，今天只余四座：天王殿、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塌掉的大觉六师殿、大悲阁的宋代台基，也都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梁先生当年凭形制推断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1978年大修时多处发现墨书题记，坐实了它建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这也是隆兴寺现存四座宋构里，唯一有明确纪年的一座。
而毗卢殿——今天的隆兴寺中轴线最北端，立着一座明代的毗卢殿，殿里供着一尊铜铸毗卢佛，千佛绕毗卢，做工是公认"我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这殿原不在隆兴寺，本是正定城里的崇因寺所有，1959年整体迁建过来。
今人去隆兴寺，最先流连的总是摩尼殿。梁思成称之为“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在他印象中，这种十字形平面，每面都有歇山向前的式样，他之前只在宋画中见过。在宋代《营造法式》里叫"龟头屋"，也挺形象的，像龟壳中探出去的一间小殿。在日本古代建筑中，倒比较能常见，这种抱厦将山花朝前的设计，称作"唐破风"。
近年来从抱厦的木构件、砖瓦上发现多条明代题记，均为明成化二十二年，可以推测如今隆兴寺的抱厦是明代后加的，晚于主体结构四百余年。至于明代这些抱夏是新增还是修复，已不得考。
类似的佐证还有不少，比如摩尼殿本体和抱夏在细节上的一些处理方法都不一致，又比如摩尼殿本体的壁画和抱夏中的壁画，从题材到风格上也不一致等等——主体绘的是释迦牟尼的一生，题材严格依从明成化年间刊刻的《释氏源流》那部通俗佛传图册，以"分幅兼通景"的章法，五十多幅串联——这和一般佛寺里佛传故事很不一样。而抱夏中绘的是二十四尊天。
这样看来，顾颉刚的“历史累层说”，也可以放到古建筑上，如今看到的古建基本都不会是初见时的面貌，而是不同朝代对其修葺、改建而来的面貌。
梁思成当年，在《纪略》里写天王殿，说清代添的纤弱斗拱"夹在雄大的宋式柱头铺作之间，滑稽得令人发噱"。隆兴寺中被乾隆动过手脚的部分还不少，事实上这位满族皇帝对隆兴寺情有独钟，甚至将其作为范本而兴建了多座皇室建筑。
事情要从康熙说起。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在其第四次巡礼五台山时，特意在回銮时绕经正定府瞻礼隆兴寺。而上一次他来隆兴寺时是在康熙七年，尚是少年天子时。如今再次来到寺中，他拈香礼佛之外，还登临高阁，俯瞰之下梵宇林立尽收眼底，这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隆兴寺成为备受清代皇室重视的皇家寺院。
之后，康熙便敕令修缮隆兴寺，在《重修隆兴寺功德碑》中记载，康熙帝巡礼后便应寺僧之请命裕亲王福全看工估料，并于次年出内帑遣督修官开始重修隆兴寺，四十七年，复于隆兴寺侧建行宫，次年重修工程告竣。四十九年，康熙在西巡五台山回銮时又来到隆兴寺参礼，还把寺名由"龙兴"改为"隆兴"，又赏赐御书经卷和其他丰厚的财物。
乾隆是继承了康熙对隆兴寺的厚爱，他不仅经常去，写过一首《丙寅十月过真定隆兴寺礼大佛因题长句》，还总是颁各种匾额给隆兴寺各种殿，尤其偏爱大悲阁。
大悲阁中的菩萨可能确实和帝王有缘，宋太祖赵匡胤兴造大悲观音，原因之一记当年观音毁坏时莲花座上现出谶语称“遇显即毁, 遇宋即兴”，预示赵匡胤将宋革周命，所以他在正定城中重建寺院，铸造大悲观音巨像，并建高阁供奉之，以彰显其皇权之正统。
而且，在建造大悲阁时还有感应故事，“天降云雨，于五台山北冲澍下枋木约及千余条，于滹沱河内一条大木前面挡住，见在河内未敢搬取”，在赵匡胤看来，这就是“五台山文殊菩萨送下木植来与镇府大悲菩萨盖阁也”，于是下旨搬取河内木植用于建阁之用。
所以，作为中国北方的名刹，隆兴寺之兴废与国家治乱、社稷兴衰联系在一起，历代帝王布施和修缮隆兴寺实际上也是宣示王朝正朔合法性、建构皇权正统性、祈求国家安泰的一种方式和象征。康熙帝如此，乾隆帝更是如此，他还将隆兴寺的大悲阁作为样本，应用于皇室建筑的修建。
最先是乾隆十年，他命仿隆兴寺在北海修建阐福寺，其主殿大雄宝殿即以隆兴寺大悲阁为蓝本。如今阐福寺大雄宝殿已不存，但从旧照片上可以看出，该建筑为三檐歇山顶带平座式楼阁，殿内还仿大悲阁内观音巨像塑千手千眼大白伞盖佛母巨像一尊。这尊佛母像是三世章嘉胡图克图亲自指导匠人塑造并开光的。
对于自己这一创举，乾隆帝很满意，三年之后，他又命内务府将雍和宫王府时期的二层后楼后移，拓地添建重檐楼殿一座、东西次楼二座、飞桥游廊二座。其中重檐楼殿即万福阁，相比阐福寺更进一步，完全按照隆兴寺大悲阁以阁道连接耳阁的中古佛阁做法成造，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万福阁、以斜搭飞廊连接的永康阁和延绥阁。他还在阁中建造了一尊与大伞盖佛母体量相当的弥勒巨象。
其实，雍和宫万福阁并二耳阁也不是完全新造，而是乾隆十三年修整北京中轴线时，将偏离中轴线的景山万福阁建筑群拆除后移至雍和宫，用的是拆卸后的旧料，然后依阐福寺大雄宝殿式样重新设计建造的。于是，隆兴寺的“隆兴意象”又再一次绵延至雍和宫。
之后，乾隆帝又进一步发挥想象，把隆兴寺"隆兴意象"的巨像高阁，和以西藏圣迹桑耶寺为代表的须弥世界图式融合，构造出一种崭新的寺院布局和构造，并且在清漪园须弥灵境以及承德普宁寺中付诸实践。可见“十全老人”在建筑上的同样具有想象力和天赋。
04.
乾隆审美洗礼隆兴寺
有了这些实践，志得意满的乾隆帝又转回隆兴寺继续改造。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应地方大吏屡请，敕命发帑重修正定隆兴寺，工部侍郎刘浩与直隶总督周元理两人因在井陉民众控官一案中被革职，乾隆帝命二人同于隆兴寺管理庙工效力。
这一次修缮，一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修造了寺庙最前面的照壁、石桥、牌坊等，一是因为天王殿和大殿朝向不一致，于是把天王殿拆了重新组装并改了朝向。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于大悲阁中大悲观音的修缮。
这尊大悲菩萨的铜像，原本是四十二臂，就宋端拱二年的《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记载，菩萨像是”既而镕成满月之容，如冠轻霞，升于颢穹。青莲为目，天花饰躬，四十二臂，金色曈昽，七十三尺，宝相穹隆，仰之弥高，瞻之益恭。”是非常庄严典雅的，而对于四十二臂，宋代僧人惠演在《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碑文中详细记录了观音手臂材质及制作工艺：“所有四十二臂，并是铸铜筒子，雕木为手，上面用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贴成。”
之后元、明两朝均施银装饰大悲圣像，但没改动过，而后来一些历史照片中，大悲观音像有时是两臂，有时又是多臂，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又是乾隆帝的功劳。
在乾隆四十四年，钦工大臣金辉踏勘后奏报称佛身两侧四十臂，已经是“系碎条木攒做空筒，用麻绳拴缚"，并非宋代记录的"铸铜筒子"，而且年代久了，”遂至沉落三十余只"，只得用铁钩悬系梁上，"实与观瞻有碍"。乾隆帝读了"心殊不惬"，就索性命人把身侧四十臂一并解脱取下，他写道："乃命解脱所系木臂，仍还本相金身"。这说明宋初赵匡胤敕铸的四十二臂，就此一度只剩当胸合十的两只。
除此之外，乾隆还命给大佛"添侧面风带二条、下座莲花瓣二层、改做铜台“，又"添造佛冠、天衣、风带，装金烧古"，在衣纹边上添做花纹，其发顶上亦烧古色，面像漆泥金等等。换句话说，今天看见的这尊观音的外观，有不少是乾隆那次重妆出来的。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里评这尊大佛，"面相虽善，然衣褶线条颇不调和，殆宋物而后世大加修改者也"。梁思成火眼金睛，一眼看出不和谐的地方，原来出自乾隆帝的审美。
后来的事更曲折。1944年，北京素食会诸居士筹款，为大悲菩萨装上木臂，所以老照片中也能见到多臂的菩萨；而外部大悲阁则是1997至1999年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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