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十一月的天压得低低的，灰白的云层厚厚地铺满了整片天空，没有太阳，也不冷，就是那种闷闷的、什么都凝住不动的天气。我站在殡仪馆的告别厅门口，看着表弟捧着他的遗像从里面走出来，照片上的大舅是前年过年时拍的，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嘴角带着一点浅浅的笑。那个笑我看了太多次了，可此刻印在黑边相框里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陌生。照片上他的眼睛还是亮的，眼角弯着，缺了一颗门牙的缝隙在黑白照片里显成了一个黑点，像个小小的逗号。那个逗号一样的小黑点跟着他一起走了，我再也没法在阳光底下看他咧嘴笑着露出那个缺牙的洞了。

送走大舅之后的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睡。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他那张脸就在眼前晃。不是照片上那个笑着的脸，是最后那几个月里的那张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顶出来，眼眶深深地陷下去，皮肤黄得像旧书页。他躺在医院那张窄窄的病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胸口的起伏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他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嘴唇动了动，可声音要从干裂的喉咙里挤出来，总是先有一声细小的、干涩的咳，像干涸的河床上最后一点水被阳光蒸干了。

我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反反复复地想着他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他说"不治了，折腾够了"，他说"人老了都得走"，他说"花那个钱干什么"。他说的那些话当时听着是豁达、是想开了、是认命了。我甚至还暗自佩服过他，觉得大舅到底是当老师的人，一辈子知书达理，连面对生死都比别人从容。可等他走了之后我再回头想，那些话底下的东西一层一层地翻上来，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豁达，那是一种更深的恐惧。他怕折腾，怕花钱，怕拖累孩子。他嘴上说的是"不治了"，心里想的其实是"不敢治"。他怕把仅剩的那点东西也折腾没了，怕孩子们为他倾家荡产，怕治了之后还是走，白费一场。他以为不治是体面，是不拖累人。可他不知道，他走了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心里头那个窟窿有多大。那个窟窿被他的"不治了"撑得越来越大，大到什么"体面"都填不上了。

大舅是去年秋天查出来的。我记得那个日子，九月十六号，表弟从省城打电话回来，说带大舅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不太好。那天我正在厨房里切菜，手机放在灶台边开的免提，表弟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我手里的菜刀停了一下。刀刃压在土豆上没动，土豆的切面在空气里慢慢氧化变成了浅褐色。

他七十二岁，一辈子在乡里当小学老师，教了四十年的书。他教过的学生从六零后到零零后，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他在镇上那所中心小学教语文，兼过班主任，也兼过教导主任。他板书写得好，一手粉笔字方正有力，下了课学生们舍不得擦黑板，那满黑板的字能留到下午。他嗓门大，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用扩音器，声音能从教室这头传到操场那头。退休的时候学校给他办了个欢送会，学生们凑钱给他买了一支金色的钢笔，笔杆上刻着"桃李满天下"五个字，字是花体的，金灿灿的嵌在笔身里。那支笔他用了好多年，后来笔尖摔歪了一点点，他舍不得扔，拿钳子掰正了继续用，写出来的字比原来粗了那么一丁点，可他不管，一直用到了最后。

退休之后他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一个人。大舅妈走了有七八年了，胰腺上的毛病，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那一年大舅六十四岁，头发还没全白，腰板还很直。舅妈走的那天他站在医院走廊里靠着墙，整个人像一截被风折了的芦苇，肩膀塌着，后脑勺抵在墙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我们谁也不敢靠近他，就远远地看着。后来他自己站直了，擦了擦脸，进病房去给舅妈换衣服了。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舅妈那件红褂子，攥得很紧，指节泛白。那件红褂子是舅妈出嫁那天穿的，大舅一直留着，叠好了放在衣柜最底层，每年夏天拿出来晒一晒再放回去。

舅妈走了之后大舅一个人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院子里种了菜，春天撒种夏天除草秋天收成，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什么都有。屋里的地砖他拖得干干净净的，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来。他每天早上去镇上的老年活动中心下棋，下午回来看看书看看电视，晚饭简单做一口。逢年过节表弟表妹回来了，他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杀鸡炖肉蒸包子，忙里忙外的像个陀螺。表弟说"大舅你别弄这么多吃不完"，他就瞪眼睛说"难得回来一趟不多做点怎么行"。他眼睛瞪起来的时候还是当年那个站在讲台上拿戒尺敲讲桌的老师，有股不容分说的劲头。

去年中秋我们回去看他，他还精神得很。那天下午太阳好得过分，金子一样的阳光泼了满院子，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金粉，连檐下的蜘蛛网都被镀上了一层光。他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底下，茶缸子搁在旁边的矮凳上，茶叶沉沉浮浮的。那棵桂花树是舅妈嫁过来那年种的，算到去年秋天正好五十年了，树冠撑开来遮了大半个院子，满树的金黄色小花挤挤挨挨的，香气浓得化不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眯着眼晒太阳，膝盖上搭了一条薄毯子，人靠在藤椅背上像睡着了似的。听见动静他睁眼一看是我，咧嘴就笑了，缺了那颗门牙的空隙在阳光下黑黝黝的。

"来了？"他把薄毯子掀开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桂花碎，"你妈昨天打电话说你们今天到，我还想着你们是不是得晚点。路上堵车了吧？"

"堵了一会儿。"我把提来的东西放在堂屋桌子上，一袋子水果两盒点心还有他妈托我带的一罐她腌的咸菜。大舅最爱吃他妈腌的萝卜条，说脆。他每次收到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这次也不例外，拿起来看了看罐子里的萝卜条，凑近闻了闻，"你妈的手艺还是那个味儿，香。"

他转身去灶房给我倒水去了。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利落，腰板还是直的，步子也不拖沓。他的头发全白了，但白得匀称，不稀，整整齐齐地往后梳着，后脑勺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旋。他端了杯茶出来的时候那杯茶烫得厉害，他两只手捧着杯沿小心翼翼地走着，嘴里还在念叨"今年的桂花开得好，你闻闻这香"。他把茶杯递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尖有一层厚厚的黄茧，那是握了一辈子粉笔留下的印记。

"大舅你气色挺好的，比春天那会儿看着胖了些。"

"好什么好，"他摆摆手坐回藤椅上，"老样子，吃嘛嘛香。就是今年秋天这桂花比往年香，你闻闻。你舅妈以前说过，桂花香气越浓的年份冬天越冷，她说这是老话。今年怕是冷冬，你回去多备点厚衣裳。"

我端着那杯茶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桂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送过来，茶汤里也泡了新鲜的桂花，金黄的花瓣在水面上漂着，喝一口甜丝丝的暖融融的。大舅又眯起眼睛靠着藤椅背了，两个大拇指在膝盖上慢慢绕圈，那是个让他放松的习惯性动作。他哼了一小段曲子，调子模糊，是那种老戏班子唱腔的碎片。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闭着眼晒太阳的样子，觉得日子就这样该多好，永远停留在这种"吃嘛嘛香"的安稳里。

谁能想到那个秋天在桂花树底下笑着说"吃嘛嘛香"的人，三个月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连一口米汤都咽不下去了。

九月底的时候大舅开始胃不舒服了。一开始他以为是老毛病，他年轻时候有胃溃疡，吃了十几年的药。他把家里的胃药翻出来接着吃，吃了几天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表弟那周正好回来办事，看见大舅的脸色吓了一跳，说"大舅你脸怎么这么黄"，大舅说"没事可能是晒的"。表弟没听他的，硬拉着他去了县医院。

县医院的医生看了之后说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做全面检查，情况可能不太好。表弟当时就慌了，当天下午就带着大舅去了省城。我后来听表弟说那些天的事，他说大舅在车上还笑他大惊小怪的，"不就是胃不舒服么你整得跟什么大事一样"，表弟握着方向盘没接话，后视镜里看见大舅靠着车窗睡着了，车窗外田野的绿色一片一片往后掠过去，映在他闭着的脸上明明灭灭的。

省城医院做了胃镜、CT、活检，一系列检查做了四五天。表弟跑前跑后地排队取单子找医生，脚上的新皮鞋底子磨薄了一层。大舅住在医院里等结果的时候还跟同病房的人聊天，问人家是哪里人做什么的，嗓门还是那么大，护士进来查房的时候说"这大爷身体好精神也好"，大舅听了还乐呵呵的。可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表弟单独叫进了办公室。表弟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才推开病房的门。

大舅看见他进来就说"怎么样没事吧我就说你们大惊小怪的"。表弟站在床边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说"大舅，你胃上长了个东西，医生说……"他没说完，大舅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住了。他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那只手今天刚抽过血，手背上还有一小块棉球按过的痕迹，青紫色的淤痕从针眼向周围扩散。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头问表弟："严重不？"

表弟说"中晚期了，医生说手术意义不大，建议保守治疗"。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大舅听完沉默了。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了"。声音很平，没什么起伏，像在听一个人的天气预报。

我是在那之后第三天去的医院。表弟给我打的电话，说"姐你来看看大舅吧"。我当天请了假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县医院。大舅已经从省城转回了县医院，他说"省城太远，不方便"，其实是嫌省城的费用贵。他住的是县医院的老住院楼，三人间，靠窗户的那张床。走廊里的墙皮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地板砖的缝隙里嵌了陈年的污垢。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饭菜的气味在走廊里漂浮着，闷闷的。

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大舅正侧躺着看窗外。窗户外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对面那栋门诊楼的灰色墙壁，离得很近，窗户推开一半就能碰到对面墙上的空调外机。那面灰墙上有几道陈年的雨痕，从楼上漏下来的水渍干涸了成了深色的条状，像几道凝固的泪痕。他就那样侧躺着看着那面墙，听见门响也没回头。

我走到床边在凳子上坐下来。他慢慢转过头来看我，嘴角扯了一下想笑，可那个笑没有成型就散掉了。他瘦了很多，从九月底到十月初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脸上的肉像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啃掉了。颧骨的轮廓突出来了，下巴也尖了，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得起了一层薄皮。他以前是个壮实的老人，肩宽背厚，站在讲台上拿粉笔写字的时候胸膛挺得直直的，能一个人搬两袋面粉上三楼。现在那张病床把他衬得又小又薄，被子底下那副身板看着不像是一个活人该有的尺寸。

"来了？"他的声音跟中秋那次比完全不一样了，又干又涩，像是喉咙里铺了一层砂纸，每一个字从里面磨出来都带着细微的刺。

"大舅，你感觉怎么样？"

"就那样。"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旁边延伸到墙角，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不疼，就是没胃口，吃什么都不香。你舅妈以前做的那个糟鱼，你还记得不？我老想着那个味儿，可吃什么都尝不出味道来了。"

我鼻子酸了一下，硬压住了。舅妈做的糟鱼我小时候吃过，鱼肉腌过之后裹了米粉蒸的，又鲜又糯，带着一股清甜的米酒香。大舅以前最爱吃那个，每次舅妈做了他能就着吃两碗饭。"大舅，等你好点了，我给你做，我学舅妈的手艺学了好几年了，虽然比不上她但也不差。"

他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上的东西，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又转回了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好，等好点了。"

那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落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侧脸，那张松弛了的皮肤因为瘦而显出许多以前没有的纹路，嘴角两边的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他在那三个字里放进去的恐怕不是期待，而是某种让我安心下来的东西。他还在想着照顾别人的感受。

表弟后来在走廊里跟我说的，大舅知道自己情况之后坚持不治了。他跟医生聊了治疗方案，医生把几种可能的路径都说了，包括省城那边有一种新药可以尝试，但费用高，效果因人而异。大舅听完就问了一句"多少钱"，医生说了个大概的数字，他就开始摇头了。表弟说他那天晚上在医院陪床，大舅半夜醒了以为他睡着了，一个人对着窗户小声说了句"不能治，不能把建国的家搭进去"。表弟躺在旁边的陪护床上装睡，把被子拉过头顶蒙住了脸。他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去洗脸的时候才在卫生间里把眼泪哭出来的，拧开水龙头冲了很久的脸，回病房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大舅看见了他就说了句"你哭什么，我没事"。

"我跟他说省城的钱我来想办法，他说你一家老小要过日子，别为我搭进去。我说'大舅你是我爸'，他就瞪我了，那个眼睛瞪得跟以前上课的时候一样，说'我说不治就不治，你要是非要给我治，我就不住了我回家去'。"表弟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墙，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塌着。他比我小几岁，今年也四十了，头顶那一片开始稀了。他低着头说"我拗不过他，他说不治就不治了"，尾音在走廊里散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吸走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从那天起大舅就一直在县医院住着。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维持。每天输营养液、打止痛针、挂水。他的手上血管越来越细越来越脆，护士扎针的时候要摸半天才敢下针，有时候一针扎不上要换两三个地方。他总是说"没事不疼"，可我看他咬着后槽牙的样子就知道那下面压着什么。

他清醒的时候多，迷糊的时候少。可他清醒的时候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在一步一步地离开我们，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踩得我们看不见，可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的。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正靠在床头拿一支笔在纸上写东西。那支笔就是那支金色的钢笔，笔尖歪了一点点的那支。他的字还是工整的，可笔画明显比以前抖了，横竖的线条像风吹过的水面起了细细的波纹。我凑过去看，他在写一份单子，给表弟一家留的。写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怎么施肥怎么修剪，灶房里那个老柜子的抽屉拉手松了要修，镇上那个老同事欠他一本书没还让他记得去要，等等等等。事无巨细，写了满满一页纸。

"大舅你写这个干什么，这些以后你好了自己弄嘛。"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没底气，可我还是说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先把事理清了，免得后面忘了。"他把那页纸折好放进床头柜抽屉里，然后又拿起了笔，继续写第二页。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精神难得好了些。护士刚给他换了新的营养液，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坠着，他看了几眼就不看了。那天窗外有太阳，那面灰墙被阳光照成了暖白的颜色，他看着那片光说了句"今天有太阳，晒晒好"。我把他的床摇高了一些让阳光能照到他脸上，他眯着眼像以前在院子里晒太阳一样靠在床头。

"小燕啊，"他叫我小名，那是家里人才叫的，"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梦见你舅妈了。"他嘴角弯了一点，那点弧度在他凹陷的脸上显得格外触目，像一道被刻上去的浅浅的弧线。"她穿了一件红褂子，站在一棵柿子树底下，冲我招手。那棵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红彤彤的，一个烂的都没有。你舅妈年轻时候就爱穿红，她出嫁那天穿的也是红的。我头一回见她，在公社的场院里，她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小袄站在一群姑娘中间，我一眼就看见她了。那时候你舅妈扎着两条大辫子，辫梢绑了红头绳。我走过去跟她说话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声音轻而柔，像是怕惊动了那个梦里的画面似的。他的眼睛望着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灰墙，嘴角那点笑纹慢慢舒展开来，整张瘦削的脸被那个笑点亮了一瞬。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舅那样的表情，他平时是硬朗的、粗粝的，可那一刻他像个少年，回到五十多年前初次遇见舅妈的那个场院里，满心的欢喜收都收不住。

我握住了他放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那只手轻飘飘的，骨节分明得像几根枯枝，皮肤凉凉的，温度低得不像一个活人的手。他的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是他一贯的习惯。他翻过手来轻轻回握了我一下，力道小得像是梦里人的手在触你的那一下，若有若无的。

"大舅你好好养着，等春天暖和了就能出院了。"

他摇了摇头，动作很轻，枕巾蹭着他的后脑勺发出细小的沙沙声。"不养了，养不好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没有悲伤，平静得像在说明天要降温一样，"我今年七十二了，你舅妈走的时候才六十三。我多活了这些年，够本了。"

"大舅你别瞎说。"

"我没瞎说，我自己心里有数。"他的手在我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我还握着，"大舅走了之后你跟你表弟说，让他把院子里的桂花树看好。每年秋天该打桂花就打，别让它荒了。那棵树是你舅妈嫁过来那年种的，她一走那棵树就是她在院子里留的唯一的东西了。好好养着，它能再活好几十年。"

我的眼泪开始往下淌了，一滴一滴砸在我自己的手背上，砸在他那只干瘦的手上。他感觉到了那点湿意，转头看了我一眼。"哭什么，人老了都得走。"他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其实……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初听了建国的去省城治，说不定还能多撑半年。可我不敢试。我怕花了钱还是走了，那就对不起建国一家人了。建国房贷还没还完，小孙子刚上小学，哪哪都要钱。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因为自己多活几个月把他们家掏空了。"

那几句话他说得很慢，像是从很深的地方一个字一个字打捞上来的。他以前从不说"怕"字，他怕的事情全都用别的词替代了，用"算了"用"够了"用"别折腾"替代了。可那天他亲口说了"我不敢"，那个"怕"字没有说出来，可它沉甸甸地压在"不敢"两个字底下，压得我的胸口一阵一阵地发闷。

那天我在他床边坐了很久，直到他困了睡着了才悄悄起身离开。他睡着的时候眉头还是微微皱着的，嘴唇干裂的地方结了一层薄痂。他的手指在被子上蜷着，像握着一件看不见的东西。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阳光已经从他脸上挪走了，那面灰墙重新变回了灰白，他的脸也重新沉进了阴影里。

后来我常常想那个下午他说的话。他说"不敢试"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窗外的，目光落在对面那面灰墙上某一个固定的位置，像是在盯着什么东西在看。他大概在想那些他不敢说出口的事情吧。他怕的不是死，他想我那时候终于明白了，他怕的是活着的人为了他受苦。他这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当老师替学生着想，退休了替村里留守的孩子着想，生病了替儿子儿媳着想。他把"替自己"这件事挤压到几乎不存在的角落里，到最后他替自己做的唯一一个决定就是"不治了"。可那个决定里装的也不是他自己，是他对别人未来的担忧。

十二月初的时候大舅的情况更差了。他已经不太能吃东西了，连米汤都咽不下去了，全靠营养液撑着。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候我去的时候他醒着，能跟我说上几句话，可那些话也越来越短了，有时候就几个字，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着，呼吸又浅又急，胸口的起伏微弱得让人不确定那到底是在动还是停了。

他的头发在那段时间掉了很多，枕头上每天早晨都能看见一层灰白的发丝。原来整整齐齐往后梳的白发变得稀稀拉拉地趴在头皮上，露出底下淡粉色的头皮。表妹给他买了一顶深蓝色的绒线帽子，他偶尔戴戴，大部分时候就放在床头柜上。他说"戴着不舒服"，其实是他不喜欢自己看起来像个病人的样子。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刚好醒着，表弟在旁边给他用棉签蘸了水润嘴唇。他的嘴唇干得裂了几道口子，棉签碰上去的时候他嘶了一声又忍住了。看见我进来他眨了眨眼睛算是打招呼，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那天他没有再提舅妈，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安静地躺着，偶尔把目光转向窗外那面灰墙，然后就那么看着。表弟在旁边拧了条热毛巾给他擦了擦脸和手，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擦一件易碎的老瓷器。大舅闭着眼睛任他擦，嘴角微微松了一点。

那天我走的时候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小燕，天冷了多穿点"。声音轻得像飘在空中的灰，我差点没听见。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大舅是十二月十七号晚上走的。表弟后来跟我说，那天下午精神反而好了些，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说院子里的桂花树记得修剪老枝，说抽屉里那页纸上的事别忘了，说小孙子过年回来给他包个红包压在枕头底下。表弟说"大舅你别操这些心了等你好了自己弄"，大舅笑了笑没接话。那大概是那天最后的一个表情，一个很淡很淡的笑，像是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堆出来的。

晚上表弟出去买了瓶水回来，护士就喊他说人走了。睡着走的，没什么动静，表弟进病房的时候看见他的脸是朝窗那边的，嘴角是平的，眉头那层皱终于松开了。窗外的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一小片光，落在他枕头边上，白亮亮的一小团。表弟说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久，后来护士来盖了白布他都没动，站在床尾看着那块白布慢慢盖上去，把那副瘦削的身形全都遮住了。

电话打到我这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四十。我刚哄孩子睡了，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嗡地响。我接起来，表弟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很低很哑，像是被人抽走了大部分力气。"姐，大舅走了。九点十七分。"

我握着手机坐在床边，听见自己问了句"他怎么走的"。表弟在那边沉默了几秒，说"睡着走的，没遭罪。我出去买水回来人就没了，护士说走得很安详，没挣扎没哼声，就跟睡过去了似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孩子翻了翻身喊了声"妈妈"，我应了一声却站不起来。窗外的月光照进来铺在地板上银白的一片，我低头看着那片月光，想起大舅说他梦见舅妈了，舅妈穿着红褂子站在柿子树底下冲他招手。那棵柿子树大概还在他梦里长着，红彤彤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一个烂的都没有。他大概已经走到那棵树底下去了吧。

后面几天是在殡仪馆和老家之间跑着度过的。表弟操持着所有的事，白天接待吊唁的亲戚朋友，晚上守灵，整个人瘦了一圈，眼圈底下是青黑色的。他站在灵堂门口跟来的人握手道谢的时候嘴角抿得紧紧的，像在绷着什么不让它掉下来。表妹从邻县赶回来了，哭了好几次，每次哭完了又擦干眼泪去张罗这个张罗那个，给来的亲戚倒茶递水果。我妈坐在灵堂的角落里话很少，我姐说她昨天晚上在大舅的灵前坐了一整夜，谁劝都不肯去睡。

我站在院子里的桂花树底下看着灵堂里进进出出的人。那棵桂花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在十一月的风里刷刷地响着，声音很轻，像有什么在悄悄说着什么。我把手搭在树干上，树皮粗糙的触感硌着掌心的纹路。这棵树五十多岁了，大舅和舅妈一起种下的。舅妈走了之后大舅每年秋天都亲自打桂花，晒干了分给我们几家泡茶喝。今年桂花开了没人打，那些金黄色的小花在枝头开过了又落了，落了一地碎金似的铺在树根周围，已经被来往的人踩进了泥土里。

吊唁的人说最多的话是"多好的人啊""走得早了""可惜了"。我看着那些说话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大舅教过的学生，有些年纪比我还大了，头发花白的也有，年轻的也有。他们站在灵堂外面说起大舅上课的样子，说他板书漂亮，说他嗓门大，说他以前放学之后义务给差生补课不要一分钱。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擦了擦眼睛，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是大舅给他垫了三个学期的书本费，他后来考上了中专现在在县城当干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嗓音是抖的，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才走。

我听着那些话心里头翻涌着一股说不上来的东西。他在的时候没有人这样反复地提起他，他走了之后这些好话却堆了满满一堂屋。可这些好话他听不见了。他躺在灵堂后面的冰棺里，穿着他最喜欢的那件深蓝色夹克，头发被殡仪馆的人梳得整整齐齐的，嘴角是平的，缺了门牙的那个缝隙被抿住了看不见了。他听不见那些学生说的那些话了，他不知道他当年替人垫的那几个学期的书本费被人记了三十年。

出殡那天早晨天灰蒙蒙的。告别厅里的花圈摆了两排，白菊和黄菊扎的，香气冷冷的。我站在家属那排最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跟大舅做最后的告别。表弟站在最前面，表妹在他旁边，两个人的背影都绷得直直的。我妈站在我前面，她的肩膀在微微颤着，但是没有哭出声。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表弟捧着他的遗像从里面走出来，照片上他穿着深蓝夹克笑着，缺门牙的缝隙是个小黑点。我跟着那幅遗像往外走的时候心里那个一直堵着的东西忽然像被什么凿开了一道口子。我看着相框里那张笑着的脸，看着那个缺牙的洞在黑白照片里变成的逗号，想起他躺在病床上瘦脱了形的样子，两个画面叠在一起中间隔了三个月。三个月，从能吃嘛嘛香到什么都尝不出味儿，从在桂花树下晒太阳到蜷在病床上皱着眉睡着。这三个月他受的那些苦、他嘴里说的那些"没事"、他反复强调的"不治了"，在那一刻忽然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我淹没了。我知道他"不敢治"底下压着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了。是怕，是舍不得，是放不下。他把那些东西全咽回去了，咽得干干净净的，可他咽回去的那些东西没有消失，它们跟着他一起走了。

灵车驶出殡仪馆大门的时候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烟雾散在灰白色的天空里，像什么被揉碎了抛向空中。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灵车越走越远，拐了个弯看不见了。风从殡仪馆外面的田野上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新翻的泥土气。我站在那里觉得手脚都是冰的，可身上出了一层汗，细密的，凉凉的贴在皮肤上。

那之后我回去住了一阵子。表弟把大舅的东西一件一件收拾了，他那些衣服、书、老物件、那张用了几十年的老书桌。表弟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留个念想，我说我要那棵桂花树。表弟笑了说树怎么留，我说我来打理它。表弟看着我，眼眶红了一下，说"行，那棵树你管着"。他后来把那棵树的修剪方法和施肥周期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我，是从大舅抽屉里那页纸抄的。

春天的时候我去给桂花树修了枝。大舅在纸上写着"每年开春把枯枝剪掉，留三根主枝，侧枝别留太密"。我拿着剪刀站在树底下照着做，蹲得腿麻了就站起来歇歇。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早春泥土解冻之后湿润的气息。树枝的断面露出浅黄色的新木茬，有一股清淡的树汁的涩味。我剪完最后一根枝条直起腰的时候，阳光正好从云层后面出来照在那棵树上，新发的芽苞嫩绿嫩绿的，挤在枝头像个个攥紧的小拳头。

我忽然想起大舅说他梦见舅妈站在柿子树底下冲他招手。那棵柿子树也许在另一个地方长着，跟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一起。也许他每天清晨还是推门出来，到院子里看看那棵树。说不定那边的柿子树也是秋天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一个烂的都没有。他大概坐在那边的桂花树底下喝着今年刚泡的桂花茶，眯着眼晒太阳，旁边舅妈穿着红褂子坐着择菜。他在那边终于不用再说"不治了"了，那边的天永远是暖的，桂花永远在开，柿子永远挂在枝头红着。

今年秋天桂花又开了。满树的金黄色碎花挤挤挨挨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我学着大舅的样子拿了块布铺在树底下打桂花，拿着竹竿轻轻敲枝条，那些小花就像下雨一样落进布里。桂花的甜香粘了满手满身，连头发丝里都是那个味道。我把打下来的桂花筛干净了晒了几个日头，装进玻璃罐子里。泡茶的时候捏一小撮放进杯子里，用开水冲下去，金黄色的花瓣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来，那香气就跟着水汽一起冒上来了，绵绵的、甜丝丝的。

我端着那杯茶坐在窗台上喝，第一口下去鼻子酸得厉害。那个味道跟大舅泡了一辈子的桂花茶一模一样，也是这个香法这个甜法，也是那股子茶叶放得不多不少、桂花恰到好处的那种平衡。我闭上眼睛靠在窗框上，暖融融的阳光晒着我的脸，风从纱窗里钻进来带着楼下谁家院子里也飘上来的桂花的香气。我忽然觉得大舅就在对面坐着，穿着他那件深蓝夹克，茶缸子搁在旁边的矮凳上，眯着眼晒太阳。他会说"今年这花不错，比你去年打的好"，声音还是那个大嗓门，中气十足的。

我睁开眼睛，对面只有窗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灰白的头发，眼角的细纹，嘴角弯着的弧度。那棵桂花树的枝丫从楼下院墙那边伸过来一点，金色的花簇在风里轻轻点着头。我低头看了一眼杯子里浮着桂花瓣的茶水，金黄色的花瓣在水面上打着旋，一圈一圈地转着，像慢慢散开的漩涡。

我想着那棵桂花树明年春天还要施肥，侧枝还得修一修。它会继续长，长很多很多年，长到比大舅在的时候还要高还要大，满树的桂花落了又开开了又落。种树的那个人不在了，可他留下的根扎在地底下，扎得很深很深。那些根伸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大概也伸到了舅妈在的那棵柿子树底下。两棵树的根在地底下牵在一起了，谁也分不开。

我喝完了那杯茶把杯子放在灶台上。窗外天蓝得清透，几只鸽子从楼顶飞过去翅膀扑棱棱地响了一阵。风把桂花的香气从院子那边送过来一阵，甜丝丝的绵绵的，往我鼻子里钻。我吸了一口那香气，转身去把茶叶罐的盖子拧紧了。那罐桂花茶我要慢慢喝，喝到明年秋天下一批花开的时候。

大舅说的那句"该打桂花就打"我记着呢。我会一直打下去，每年秋天都打，风好了晒干了装罐子，泡给表弟喝泡给表妹喝泡给我妈喝。那棵桂花树有人管着，就不会荒。树在，花在，香在，那个人就在。他走了，可他没全走。他的根也伸到了这边来，跟那棵桂花树的根缠在一起了，谁也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