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观察

“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在职业院校设置本科专业？”“是以大学作为唯一的依据，还是综合考量学校的教育水平、师资条件、生源质量、用人需求？”“当一所职业院校办学实力雄厚、学生供不应求时，是否仅仅因为校园面积不够800亩就被挡在‘职业本科’的门外？”7月30日，在2026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上，浙江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陈峰一连串的问句，引起了台下数百位职教掌舵人和科研专家的思考。

数据显示，职业教育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一线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全国总工会评选的4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80%毕业于职业院校。

“在服务经济建设方面，职业教育输送了数以亿计的技能人才。”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说。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在不断提高，正托举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

立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随着生态业务壮大，集团面临技术人才迭代慢、规模化技能人才储备不足的难题。”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产教融合总经理雍德钰坦言，小米的“需求”折射出中国职业教育底层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面对难题，企业主动对接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启动了新一代智能技术产教融合项目。目前，已有171所优质职校签约纳入合作体系，2025年一年就吸纳了4000多名应届生入职小米及生态企业。“未来五年，小米将投入5000万至1亿元专项运营资金，配套3至5亿元实训设备，为全生态输送3万至5万名现场工程师。”

当企业被“找不到合适的人”卡住脖子，主动跳进来参与人才培养，就是对职业教育最直接的投票。“过去招生面临的是‘不得不去’，现在是‘毕业好就业、就好业’。”一位与会校长感慨到。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明确“企业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同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让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底气。

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存贵介绍，学校与火山引擎合作，打造了“长汽智星”AIGC教学平台，开发了汽车垂类大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学生辅助设计的图纸直接达到了企业级标准，甚至自主设计了国内职业院校首款跑车——“汽大一号”。这不是传统意义上“企业捐设备、学校挂块牌”的浅层合作，而是科研踩进了生产线的泥土地，长出了双向滋养的新生态。

“人工智能时代在教育领域里，能力塑造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林宇指出，目前我国已建成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层次完整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教体系。在政策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构建起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

数据统计，2024年吸引社会资金约1800亿元投入职业教育。建设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个，建设省级联合体465个，建设省级共同体1121个。“立地”的科研，把论文写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写在学生手上的茧子里。

更令人瞩目的是职业教育“出海”的步伐。27个省的300多所职业学校在80多个国家设立了约500个办学机构和项目。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更是计划发布基于中国实践的全球认同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

顶天：从“单兵作战”到“有组织科研”

如果说“立地”考验的是科研的脚力，那么“顶天”考验的则是科研的胆识和深度。

浙江省教育厅数据显示，全省104万在校职教生，每年向社会输送40万技术技能人才。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浙江代表队更是包揽总决赛冠亚军。

“浙江从人口小省、资源小省建设成为经济大省、创新强省，得益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陈峰毫不避讳地指出，“随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推进，职业教育无论是层次结构、教学内容还是培养模式，都迫切需要迭代更新。”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李英利指出，目前关于职业本科学校如何定位、如何管理、如何评估考核、如何与中高职贯通衔接，这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完全研究透。“研究要避免碎片化、孤岛化。”李英利批评当前有些研究是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缺乏对一线的深入洞察。他要求科研人员必须深入学校、企业、车间，与校长、教师、技术能手打成一片。

面对新形势，教育部职教发展中心开始推动科研转型。林宇提出，科研组织形式要从过去的分散化、个体化，向“有组织科研”过渡。通过规划引领、课题发布，打造“顶层设计—任务分解—协同实施—成果集成”的全链条模式。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个“以教研强校”的范本。党委书记惠朝阳介绍，学校依托教育部课题研究，构建了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教师能力测评指标体系，推动教师从“经验授课型”向“教研创新型”转型。63个专业与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匹配度超98%，85%毕业生扎根装备制造业，70%留陕服务发展。学校近两届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祝鸿平将“有组织教研”和“有组织科研”比作车之两轮。教研遵循“行动逻辑”，解决课堂上的实际教学问题，产业人才培养、课程标准；科研遵循“学科逻辑”，追求理论突破。

今年6月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章节内容放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这一战略任务专题部署，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并列。所谓的“新双高”就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职业教育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2024年全国中职升学率为58.27%，2025年已增长到61.88%。少子化趋势下，生源总量面临收缩，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抓住发展‘窗口期’，通过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为将来的存量竞争提前准备。”

“预研、监测、指导是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最重要的功能。”林宇说，“过去功能定位是辅助性的，主要依附于政策落实和院校教学，更多发挥成果总结、经验整理、决策注解的支持作用。现在功能定位已经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战略谋划和政策设计的核心环节。”

当800亩地的门槛不再卡住一所好大学的升格之路，当一名职校教师的职称评聘真正体现其技术贡献，当一个垂类模型的价值被产业和教育同时认可，职教科研才算完成了“顶天立地”的关键一跃。

在陈峰看来，所谓“顶天”，就是政策研究要直达顶层设计，为制度破局提供真知灼见；所谓“立地”，就是直面产教融合的历史难题和人工智能的现实挑战，研究新技术、新工具如何改变课堂。

职业教育正经历一场从“层次”到“类型”、从“规模”到“质量”的深层重构，中国职业教育，未来可期。（中国经济网记者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