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竺可桢日记》《竺可桢传》《浙江大学校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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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秋天，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刚刚结束。
一个来自浙江绍兴的年轻人，把那张气象学博士证书叠好，放进行李箱，准备买船票回国。
他在美国待了整整七年，从伊利诺伊大学读到哈佛，换了一座城市，换了一个专业方向，把青春最好的那些年全部压在了气象学上。
他叫竺可桢，28岁，心里装的全是回国以后怎么建气象站、怎么把现代气象学推进这片几乎一片空白的土地。
就在他以为可以启程的时候，一个女人出现了。
她坐在他的对面，没有客套，直接把一件事摆上了桌——她要给他说一门亲事。
这个女人叫张默君，神州女学校校长，正在美国考察教育。
她看中了竺可桢，要把自己的亲妹妹张侠魂介绍给他。
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一纸婚约牵在了一起......
【一】哈佛归来，婚事先行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家里开米行，算是小康之家。
他读书极早，也极刻苦。
190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资格，赴美求学。
最初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学，修业数年后，他察觉到一件事：中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对气候极度依赖，而整个国家对气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个发现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轨迹的决定——转赴哈佛大学，改攻气象学。
哈佛的气象学在当时已有相当积累，欧美学界对大气环流、台风成因、气候周期等课题的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竺可桢在哈佛的几年里，把全部精力押在了一个具体问题上：远东台风的分类体系。
当时学界沿用的台风分类方式，基本是依照欧美观测站的数据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全适用于远东海域复杂的气候条件。
竺可桢重新梳理了大量历史气象数据，结合远东地区的地理特征，提出了一套新的台风分类方案，并以此为核心完成了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
1918年，论文通过答辩，竺可桢正式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他28岁，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在欧美顶尖大学拿到气象学博士的人之一。
行李打包好了，船票也在盘算之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默君登门了。
张默君，1883年生于江苏，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过辛亥革命前后的多项社会活动，后来在上海创办神州女学，是民国初年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物。
1918年，她以考察美国教育为由赴美，在此期间结识了竺可桢。
她看人有一套，几次交谈下来，觉得竺可桢脚踏实地，学问过硬，言谈之间没有那种留洋归来者常见的浮夸之气，于是动了心思，要把小自己几岁的妹妹张侠魂介绍给他。
竺可桢没有当场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只说先以书信往来，看看彼此是否合适。
张侠魂，1895年生，比竺可桢小五岁，同样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明，视野开阔。
1916年，她亲身登上南苑航校的飞机，亲身体验了飞行——这在当时中国的女性里，是极为罕见的举动。
南苑航校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军事学校，彼时能上飞机的人寥寥无几，张侠魂却去了，还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文笔生动，毫无怯意。
两个人开始通信。
写的不是儿女情长，而是时事、教育、科学，以及各自对未来的打算。
竺可桢在信里谈他回国后想推进气象观测网络的计划，谈如何在各省建立气象站，谈中国的气候研究为何落后于欧美；
张侠魂在信里谈她对女子教育的看法，谈她读过的书，谈她对这个时代的观察。
书信一来一往，两颗心慢慢靠近。
1920年2月，竺可桢与张侠魂在上海正式完婚。
婚礼办得不算铺张，到场的宾客里有不少民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人物，这本身就说明竺可桢在归国后已经在这个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二】二十年，她是他最稳的那块地基
婚后的竺可桢，一刻没有停歇。
1920年，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气象学课程，同时着手筹划在中国建立系统性气象观测网络的具体方案。
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开设了中国高等院校史上第一个地学系，涵盖地理、气象、地质等方向，把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学科框架硬生生搭建起来。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竺可桢出任所长。
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气象科学研究机构。
在他主持下，气象所陆续在全国各地规划并建立气象观测站，培训专业气象人员，推进天气预报业务，把原本几乎空白的中国气象学，一点一点拉上了国际水准的轨道。
这些年里，张侠魂一直跟在他身边。
竺可桢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科研和行政上，对家里的事往往力不从心。
孩子的教育、家务的打理、亲友间的往来，大多落在张侠魂一个人肩上。
她没有以此为由抱怨过，也没有向竺可桢讨要什么。
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家里事情繁杂，张侠魂把一切处置得井井有条，让竺可桢在外面始终没有后顾之忧。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习惯性的赞美，但放在竺可桢那些年的工作强度下去看，就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
竺可桢在担任气象所所长的那些年里，经常要同时处理学术研究、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经费申请等多条线上的事务，出差频繁，应酬不断，回家的时间少而短暂。
张侠魂不只是在照顾孩子，她还要独力维系这个家庭在社会层面的正常运转，处理竺可桢顾不上处理的各种关系和事务。
她受过教育，懂得分寸，在需要她出面的场合能妥帖地应对，在不需要她出面的时候又能退到背后，让竺可桢在前台专心做他的事。
1936年4月，竺可桢接受教育部任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这个任命，他最初是抗拒的。
他给教育部的回复里明确表示，他更适合做纯粹的科研工作，校长的行政职务会大量占用他的研究时间，他不确定自己能把这件事做好。
但教育部几番催促，浙大的教授们也来函力请，他最终赴任了。
彼时的浙大，在国内高校里排名并不靠前，经费紧张，师资参差，积累的问题不少。
竺可桢上任之后，从整顿学风、延揽师资做起，制定了明确的办学方针，提出“求是”作为浙大校训的精神核心，一步一步推进改革，浙大的气象逐渐为之一变。
张侠魂跟着他从南京迁往杭州，在浙大校园里安顿下来，继续支撑着这个家。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了华东一带。
10月，杭州已岌岌可危，竺可桢做出决定：浙大必须西迁，绝不能在战火里散掉。
西迁的队伍浩浩荡荡，教职员工、学生、图书、仪器设备，能带走的全部带走。
张侠魂带着孩子们，跟着这支队伍一起走上了那条漫长而艰险的流亡路。
【三】西迁路上，一走就是千里
浙大西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大学迁徙之一。
从1937年底到1940年，浙大辗转经过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终落脚贵州遵义和湄潭，前后历时将近三年，迁徙路程超过两千五百公里。
每一段路，都有说不完的艰难。
从杭州出发时，轰炸机的声音已经能在城郊听见，队伍走得很急。
进入浙西山区之后，道路条件越来越差，很多地段只能靠人力背运设备和书籍，物资周转极为困难。
到了江西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
战时的物资调配系统已经接近崩溃，很多基本生活物资在小城镇里根本买不到，或者价格高到普通教职员工承受不起。
很多随行家属的身体开始出问题，有人感染疟疾，有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持续虚弱，医疗条件又极为有限，往往只能靠扛。
竺可桢一边带队西行，一边要处理浙大的日常教学事务，同时还要跟教育部周旋、向各地政府协调驻地和物资，压力之大，难以言状。
浙大西迁期间，竺可桢为了维持教学运转，甚至要亲自出面向当地士绅、商会募集办学经费，有时候谈了一整天，换来的不过是一笔勉强够用几周的款项。
张侠魂在这段路上，承担的不只是照料子女的任务。
她帮着安抚随行的教职家属，协助竺可桢处理一些对外联络事务，在条件极端简陋的临时驻地里，把家里的生活维持在一个可以让人喘气的状态。
她没有受过专门的行政训练，但她有一种实际的能力：把混乱里的事情理出一个能运转的秩序。
这种能力，在战时流亡的环境下，价值远超出人们通常以为的程度。
1938年初，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暂时驻扎下来，准备在这里维持正常教学。
泰和地处赣中，四面丘陵，夏季湿热，卫生条件相当简陋，对于习惯江浙气候的师生来说，适应起来并不容易。
更严重的问题，在那个夏天静悄悄地逼近了。
1938年的夏天，泰和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痢疾疫情。
痢疾在当时条件下是真正能要人命的病。
战时药品极度匮乏，卫生条件因为人员聚集和物资短缺而急剧恶化，病情在人群中扩散的速度远比任何人预想的快。
就在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竺可桢不在泰和。
他离开了，去外地为浙大考察下一个可能的迁徙校址，行程已经安排好，不知道他走后的泰和会发生什么——
而他不知道的那些事，正一件一件地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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