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计划在今年秋天访问中国。
许多人可能对她不太熟悉。简单来说，她的角色相当于欧盟的外交部长，也是欧盟内部典型的对华鹰派，一贯持对华强硬立场，曾多次在各类公开场合和我国外长或中方高级官员展开过唇枪舌剑的辩论。
今年秋季她对华访问，一方面确实是以拓展对华合作为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做好准备，她此行免不了会在华与我方展开多轮观点交锋。
这件事初看令人费解，但梳理当前全球局势后便会觉得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或许预示着中国在2030年代的一个机会。请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说说为什么这件事初看令人费解。
过去我们一贯的判断是，中欧之间不存在核心地缘利益冲突，更何况18、19世纪欧洲称霸全球的时代早已落幕，如今的全球格局是中美两大核心大国并行。
因此从理论上讲，中国需妥善处理与欧盟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抵消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但这套判断只适用于十年前全球平稳发展的大环境。当时中欧之间虽有观念分歧，却没有实质性的核心利益对立；相反，中美作为全球两大核心大国，存在多层次的国家利益冲突。
然而，在近十年，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全球底层格局彻底转变，旧全球化时代落幕，强国时代正式到来。在某种程度上讲，中美之间不再只有全面对抗，双方存在着开展战略大交易的空间。
放眼整个西方世界，民粹与极右翼势力都在持续抬头。美国以特朗普二度上台成为标志性事件，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极右力量也在不断扩张，只是在多数国家，这些势力尚未登上最高权力舞台。
当前，德法英依旧由传统主流政客把控政权，但极右政党上升的势头已无法阻挡。
目前，这些掌权的传统主流政客仍在利用行政权力，竭力打压极右政党的崛起。以法国为例，马克龙在任期到期前，就出台政策限制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参选总统，至于结果如何，将在明年揭晓。
德国方面，德国选择党自成立以来，仅用约4年时间就突破了5%的议会准入门槛，成功进入德国联邦议会。
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国内所有的主流政党达成默契，拒绝与其联合执政。但可以想象，如果任一主流政党松口，愿意与德国选择党联合执政，那么德国选择党早就成为了德国的主要执政力量。
我再次提醒，从今年9月开始，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将举行州长与州议会选举。而目前的民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在当地支持率几乎已接近半数，超过所有传统主流大党。
这股趋势已难以阻挡，而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全球底层运行逻辑发生了改变。
当下，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由传统主流政客掌权，德法英如此，欧盟亦是如此。
但我们常说，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尽管极右政治力量的崛起长期来看令人深感忧虑，但从当前的特定时代背景来看，我始终认为他们是一群极具威胁力的能人。
相比之下，那些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西方自由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是一帮“正确的无能者”。
虽然他们的价值观或许没有错，但面对科技革命与全球化时代层出不穷的挑战，包括贫富差距、贸易逆差、大国兴起、文明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他们却束手无策，无法解决问题。
一边是“正确的无能者”，另一边是“危险的能人”，选民面对这两个选项，通常都会选择能立刻解决自身生存难题的政客，哪怕对方的价值立场存在风险。
就像路易十五那句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既是西方民主的优点，也是其无法规避的短板与陷阱。
回到中欧关系来看，如今欧盟及各成员国掌权的，正是前文所说的“正确但无能”的传统精英，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他们处处格格不入。
数十年前，我们主张与欧盟建立良好关系，以平衡与美国不可避免的战略冲突。当时欧盟和中国之间，其实不存在核心国家利益冲突。
只不过欧盟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于这一类情况，我们过去可以进行部分妥协、容忍。双方会在人权、法治这类议题上爆发比较激烈的交锋，但本质上并不触及彼此核心利益，美国也是如此。
最近这些年，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再加上包括电动车在内的大量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欧洲对自身的国家定位、实力认知正在逆转。
俄乌冲突，是欧洲对华偏见急剧上升的一个重要契机；大量中国电动车涌入欧洲市场，也成为欧洲社会对华情绪逆反的重要拐点。
当然，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传统的人权等议题矛盾依旧存在。当下欧洲不少政客属于“正确的无能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只能拿中国说事。
与之相对，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全球化时代已经落幕，强国时代已经来临。放眼世界，现在是强国主导的时代，不再是过去那批“正确的无能者”的天下。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需要长远的历史来检验，也需要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用极高的哲学思维去解答。
但普通人不可能都做长远的哲学家，大家都活在现实当下。好比中午要吃好午饭，下午才有精力工作；晚上吃好晚饭，才能够保障明天的生存。
不管是选民，还是政治家，都跟企业家一样，只能一件一件地处理眼前的现实难题。
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中叶，人类即将迈向2030年代，我们所面对的重大历史拐点。
从深层的哲学逻辑来讲，这个拐点和两百年前几乎没有区别。
当然，如果谈及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科技水平，那和两百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人类的基本规律来看，是毫无二致的。
这些的宏大命题留给战略家与哲学家去深度思考，我们回到现实当中的中欧关系。
从我上面的论述中，大致可以了解，为什么从旧时代过渡到新时代之后，中欧关系会出现如此强烈的不适应。
因为欧洲主流政客中，那些“正确的无能者”拿着旧时代的地图，已经找不到新大陆，这也是全球化走向强国化时代的底层原因。
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半，俄罗斯的战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
美国同样如此，我相信2029年之后，美国下一任总统依旧会是民粹右翼，甚至比特朗普还要更加极端。
真正的后特朗普时代会在2033年之后到来，虽然摆脱了特朗普个人的影响，但会继续延续特朗普主义的政策逻辑。
而到那个时候，欧洲局势会发生巨大变化，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这类右翼势力崛起的势头很难阻挡。
至于他们最终会把欧洲带向何方，同样是哲学问题，需要当代的哲学家、战略家进行思考。
战略家必须具备哲学家的实力，哲学家也不能困在象牙塔，要关注人类现实命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危险的能干者”转化成“正确的能干者”；但前提是，治理者首先要具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我相信，2029年之后的美国，2030年之后的欧盟，不会再是如今这批主流政客掌权。
到那个时候，欧洲将走向何方，西方将走向何方，人类又将走向何方？这是宏大的哲学命题，这里不展开深入讨论。
我前面的讨论，其实已经点透了中欧、中美关系背后的底层逻辑。
按照我的研判，进入2030年代以后，“强国俱乐部”将更加崛起，届时欧洲、日本等这一批中等强国基本会被右翼势力深度裹挟，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反而有可能迎来柳暗花明的转机。
这句话的逻辑听上去有点反直觉，但大家可以细细品味。
文章篇幅有限，我也不方便在这里做大幅度展开，听得懂的人自然能够领会；暂时没理解的，多看几遍，你对人类未来走向，甚至几千年人类生存结构的底层逻辑，都会形成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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