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战时重庆巫医与西医的对决，揭开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的权力博弈 | 新书|国家意志|巫医|巫术|民间信仰|重庆市

《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从巫医群体切入，聚焦战时重庆传统巫医与现代医疗的冲突，剖析民间信仰与袍哥等地方力量的关系，生动展现了巫俗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民间习俗与国家力量的权力博弈。

巫医巫习的背后，暗含着怎样的文化权力？

李丹柯、张瑞德、巫仁恕联袂推荐！

作者：吴晓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方：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定价：78元

作者：

吴晓璐，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持“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档案资料整理研究”等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成果有“New Childbirth in Wartime Chongqing: Medical Modernization and State Control”、《日常反抗与权力角逐——评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等重要文章。

内容简介

在战时重庆，巫医如何治病？为什么有了免费的西医诊所，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巫婆神汉？巫医巫习的背后，又暗含着怎样的文化权力？

本书以微观史的视角，依托田野调查与多元史料，讲述了战时重庆巫医治病与现代医学并存的奇异图景。书中透过普通人的医疗经历，揭示巫医并非简单的封建迷信，而是一种深嵌于日常习惯之中的文化权力，它与袍哥的结拜仪式、地方的暴力崇拜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基础。同时，作者聚焦重庆社会的新旧两面，关注国民党政府与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改良卫生状况、“围剿巫医”等手段重塑社会秩序，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在现代思想的冲击下，传统习俗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以及民间习俗与国家意志的权力博弈。

丛书简介

大学问•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

在城市中发现中国历史

以史家之笔触碰城市的历史和记忆

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

为城市写史，为小人物立传

已出版：

《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天津工人：1900—1949》《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名家推荐

《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为重庆抗日战争及地方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作者用丰富而多元的史料、多种视角和跨学科理论，以及微观史学的方法从战时重庆民间信仰的巫医治病与现代医学并存的角度，展示了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战时重庆地方社会民间精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以此为依据精彩地剖析了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结构、权力模式、社会秩序以及地方社会信仰与国家统治的关系。

——李丹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终身职教授

在过去的学术界，巫医常被视为“封建迷信”而一笔带过，《符水与盘尼西林》一书则仔细描述了战时重庆地区的巫医治病活动，如何由异常的“鬼神之说”转为寻常的生活习惯，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地方社会的情感联系、凝聚力与社会秩序。

巫医并非仅流行于社会底层民众，在中上阶层有时也有其市场——消费者有时抱持多买一种保险的心理，有时则是把死马当活马医。

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不仅是医疗史和宗教史，也包括日常生活史和政治史；至于学界以外的社会大众，也可透过作者所揭开的神秘面纱，一窥这种流传千年的中国习俗的全貌。因此，本书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佳作。

——张瑞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利用多元的史料，特别是警察局派出所取缔迷信的案件档案，充分还原了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除魅”过程。这个重要研究也呼应了近来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包括抗战时期卫生现代化以及国民党地方治理等等，是非常值得一读的重要著作。

——巫仁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本书亮点

1.一部以战时重庆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医疗社会史著作，通过巫医与现代医疗的冲突，剖析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的较量。李丹柯、张瑞德、巫仁恕一致推荐。

2.聚焦重庆的巫医群体，追索巫医现象中蕴含的文化权力。书中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求医故事，指出巫医将疾病的起因归结于前世孽缘纠缠、今生冒犯鬼怪、自身道德缺陷，从而对病人及其家属形成一种道德审判与行为规训，这实质上是一种植根于当地的文化权力。

3.展现巫俗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考察鬼神之说如何影响普通人的行为选择。不孕的农妇为求子在葬礼上偷糯米丸子；再娶的鳏夫要在山坡上为亡妻专门准备一桌酒席；袍哥组织禁止摔茶碗，他们认为打烂茶碗会带来血光之灾……从婚丧嫁娶到柴米油盐，本书描绘了重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巫俗，生动地展现了民间信仰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对普通人思维模式的影响。

4.关注重庆社会的新旧两面，阐释现代国家对战时重庆社会秩序的重塑。本书讲述了以袍哥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力量和以地方精英、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力量对社会和普通人的塑造，展示了重庆成为政治中心后，国民党政府如何通过改良卫生状况、“围剿巫医”等做法，增强自身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5.新视角下的1940年代重庆，看见大后方被遮蔽的民间精神史。本书放弃宏大抗战叙事，关注普通人的身体、病痛与精神世界，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经历感受战时重庆的现代化浪潮，聚焦妇女、底层小贩、乡村农户等历史失语者，记录大后方普通人在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挣扎、顺从与无声抵抗。

6.挖掘多元史料，让书中人物有据可查。本书以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1941年在璧山兴隆场的田野调查为核心史料，结合重庆市警察局档案、战时社会调查报告、口述历史、回忆录等多种材料，构建出鲜活的人物形象与细腻的生活画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精彩书摘

绪论（节选）

何以“日常”：

见人见事的叙事与强调“地点感”的微观史

(一)史料与研究方法：“人”的微观史与“民间信仰”研究的思考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关于如何撰写新史学的思考基于本书独特的研究资料。正如书名所示，本书研究的切入点乃是不见于正史，却又与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浸润于普通人价值观、文化习俗之中的巫觋文化——巫医。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就发现，关于巫医的正式书面记载非常稀少——生存于中国社会夹缝中的巫医，不仅不受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即掌握书写工具与渠道的地方知识精英待见，更成为受到现代科学影响的中国和外国改革家们的改革对象。

因此，巫医的相关史料零散地以一种“被批判”“被讨伐”对象的形象，出现在(传统的)文化精英和(现代的)改革家们的记录之下。例如，清末的德国探险家记录他们在重庆看到的地方信仰案例；到了抗战时期，加拿大的人类学家又在参与基督教战时乡村改革的半年田野调查时，记录重庆璧山的一个小镇上的巫医行为。当然，扛起战时“社会改革”大旗的国民党政府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分局刘家台派出所的所长、警员们，孜孜不倦地在1942年查处了大量涉及“封建迷信”活动的人，留下的案件卷宗，恰好就成为我借以窥探当时巫医状况的一个窗口。

因此，本书所包含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史料：原始档案，特别是1940年重庆市江北区刘家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档案(完整地按日期排列)，以及当时的报刊；也包括了非传统类型的档案，主要是：

①在当时的社会学家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中，专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华西协和大学教授蒋旨昂)所作的报告；

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川西川南民族调查报告(20世纪末在台湾重新整理出版)；

③20世纪30年代的“入川热”中来自媒体的专业通讯，如中央社记者陈友琴等的访渝记录通讯；

④战时外国人的日记与回忆录(德国少女傅安娜、犹太青年的战时重庆回忆等)；

⑤在重庆市北碚地区(卢作孚的乡村试验区)1941—1942年间历经霍乱、粪病后，由政府派出的医疗队的医疗报告；

⑥文学作品，如台湾地区的四大抗战小说之一王蓝《蓝与黑》；

⑦口述历史，如《曾祥和女士访问纪录》等。

此外，我由于曾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因此接触到大量台湾地区保存的史料和可以印证的关于战时重庆巫觋、巫医的文字材料。本书也运用了这些材料，作为战时重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参考。

上述这些材料，无论是档案文献，还是战时社会调查、西方探险家游记、回忆录，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医学报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里面充满了大量小人物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乃至他们在当时的活动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四川安岳的刘王氏，在1942年，也即她34岁那年，被刘家台派出所“守株待兔”的警察们逮个正着，万般无奈地写下“具缴状”，向派出所忏悔并发誓再也不卖“迷信用品”。拜刘家台派出所认真的文书所赐，我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这批档案时欣喜若狂，因为终于可以从正式的档案中见到当时普通人与民俗巫术有关的活动，尽管其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警察局的文书中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离刘家台不是太远的璧山，兴隆场的孙陶氏因为结婚七年都没有生孩子而发了疯，试图到庙里找送子娘娘送子，最后又“发疯”找当地的基督教协进会诊所看病的经过。孙陶氏的后母和她本人的关系并不好，在伊莎白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孙陶氏甚至会和后母以及后母所生的几个异母妹妹打架，还到处哭诉这几个妹妹要掐死她。可是尽管如此，到了协进会的诊所，看病的护士朱小姐说孙陶氏是因为缺乏维生素而视力模糊及不孕时，平时互相视为仇眦的两人，却忽然统一了阵线，一致抵制朱小姐的病因解释，反而认为就是孙陶氏在送子娘娘庙里撞鬼才导致后面的不幸。

(二)回归叙事：情感、非虚构写作与“人”的微观史

是什么力量居然能让日常生活中的“仇眦”短暂地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种被各个不同的社会角色统一接受、“认可”的观念，正是本书所研究的巫医现象背后的力量——以各种民俗、习惯、传统为具身化呈现的传统社会的秩序与权力机制。它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或大或小的掌控力。

这些日常事件，正好就展示了这样的力量。因此，民间信仰开始为历史学界所重视：

以中国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家们的典型做法是，将“民间信仰”定义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非神职信众的信仰与实践，它与由经文传统和寺庙权威构成的宗教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战时重庆的兴隆场、刘家台、北碚的巫医活动，正是这样的民间信仰与实践。另一方面，这些案例涉及的，都是一些平凡但有名有姓的小人物，讲的是一些日常琐碎，但是又能够清晰地看到所发生的地点、时间的小事。这些“小人物小故事”，正是微观史学求之不得的研究对象。

我在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整理的时候发现，这些跟巫医民间信仰实践有关的案例，在人类学家、警察局文书的笔下，都是十分具体的个体：她们有名有姓、有家有业，有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所有的事件都有翔实的前因后果。

因此，我试图在本书的历史叙事里加入一些新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就是近年来在史学界颇为流行的“非虚构写作”，这种写法尤其适合于微观史。但是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我也不希望本书就只是一部“非虚构写作”，那意味着只是在深刻地讲故事——仍然是讲故事而已。我的做法是，将这些写作技巧融入历史的研究，而不只是叙事，方法就是说“人”的微观史：这些人都是谁？她们彼此如何被联系在一起？她们能够共同接受的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通过这些史料，本书试图采取“见人”“见事”“见地点”的方法，来进行地方微观史的描写。在过于关注他者的当下，如何看见历史中真正的“我”——平平无奇，但是又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无数个“我”？在AI都可以写出历史的高谈阔论的时代，历史学者应该如何写历史？

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思考的问题。我的回应则是：“回归叙事”——不见叙事，只见议论，只会让历史的叙事变得空并且有距离感和AI感；更重要的是，不见叙事的方法，反而失去了历史的初衷——History（历史）本身，是he(他)和she(她)的story(故事)。因此，人、事，以及把人和事联系起来的“情感”，是更为重要的。选择巫觋的习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感的连接，而并不一定是要治疗某种生理疾病，这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就有深刻的解读。这种情感，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种隐形的权力，特别是在地方秩序中的权力。

(三)精英与庶民：被“地点”联系起来的两个世界

除了人和事，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具体的“地点感”：历史究竟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不能只是一个大的范围——重庆，也不能只是一个行政区划——某某区。我试图讲清楚历史中的孙陶氏、刘王氏之后，还要有一个能把他们串联起来的方法，这就是强调地点。

这些事都是在哪儿发生的，为什么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发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如何？更重要的是，本书讲的不仅是“巫医”，还有“战”——这一战，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一战：精英与庶民，科学崇拜影响下的知识分子与传统习俗熏陶下的庶民。联系他们的，就是身处大后方重庆这个相同的地点。

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普通人也不可能在整个战时大重庆胡奔乱闯。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活动也不能被政府凭空画出的地图边界阻碍。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是一个虚拟的地图想象，而是一个有联系的社区空间，这种联系可能是劳动商务需要、婚姻亲戚关系，等等，总之，与战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新县制”下人为划出来的边界并不重叠。那背后是什么在决定着普通人的地点感呢？

一个人的活动范围，一定是由一个主要的居住地，再加上一个日常往返(通勤工作)活动地构成的。就如同施坚雅的地方层级的研究关注集市是如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影响的，集市就是一个吸引周围人前来的重要因素，而这就是划定普通人活动范围的坐标点。

通过史料，本书串联起了战时重庆的几个社区：以伊莎白调查的璧山兴隆场(今重庆市璧山区大兴乡)为中心，向外延展到蒋旨昂调查的璧山来凤驿和北碚歇马场，以及地方精英卢作孚领导的乡村建设重镇——北碚区，来观察巫觋文化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这几个地区相隔不远，在现代的重庆，是普通人日常上班通勤可达的距离；即便在战时，也是个人借助简单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达的区域，是个人及其拓展的人际关系生活于其中的空间。

此外，由于我发现了一系列战时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查禁巫觋(神医)的卷宗档案，因此另一个具体的地点——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分局刘家台派出所的辖区，即今天重庆市江北区滨江路刘家台一带，以及刘家台派出所的邻居——陈家馆派出所的辖区(大概是现在江北雨花村一带)也成为本书构建的战时重庆的空间。此外，本书的地点还包括战时精英们聚居的沙坪坝——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的所在地。

如果说伊莎白之兴隆场的居民们，一群大后方重庆最为典型的本地普通人——乡下的庶民群体，是深深受到民间信仰“掌控”的传统社会，那么再往北方，向主城区方向走，江北区刘家台则是一个过渡地区。这些“不知好歹”的乡下庶民如果坚持带着他们的民间信仰物品(如香烛纸钱)在1942年路过这里，少不得被勤劳的刘家台派出所警员们拉进派出所，没收“封建物品”，并需要写下深刻的悔过书才能离开。而在1942年的霍乱等传染病报告中，再往北的北碚——卢作孚乡村实验区，已经经过“现代改造”的村民们，显然已经接受，至少是在表面上接受政府的现代卫生管理。

过江就到了不远的沙坪坝，这里是抗战迁来重庆的外省精英的所在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知名高校聚集于此。由于我曾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访学，因此我收集的史料包含了不少台湾的史料。不少台湾名人都有在战时重庆生活的经历，也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成为我研究战时重庆日常生活的难得史料。

其中包括生于1920年的官宦人家的闺秀，后来南渡台湾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祥和女士，她1942年正在这里的中央大学历史系读大学。曾女士的曾祖父在清朝就做过官，父亲曾繁昌上过京师大学堂，办过报(南京《大河新报》)，教过书，当过河南省确山县县长，后来经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推荐任监察院参事，外祖父那边也是家学渊源深厚，可以说曾女士是民国典型的官家闺秀。

她后来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访谈时，回忆起自己的重庆岁月，讲述了她对重庆本地人的“保守”的看法：

四川人很保守，尤其一些比较穷的乡下人。有一回，几位穿着漂亮的女同学躺在江边的沙滩上，一群纤夫看到了，领头的纤夫妙了，说：“各人把眼睛斜起！”后头众人齐声响应“斜起”，同时所有纤夫都偏过头来看着那些女生，直到走过她们所在的那段路程，弄得那些女同学啼笑皆非。

这些保守的本地人，在求医问药方面应该更为保守。曾祥和也观察到，重庆有许多以宗教场所命名的地点，很明显是受到了各种宗教影响。例如她和家人刚到重庆就面临租房的问题，差点租了名画家潘玉良的房子，但是因为潘玉良要求不能改变她的房子内部构造，所以曾祥和的父亲另外找房子，一家人先后住在上清寺和歌乐山的金刚坡。几十年后，曾女士仍然记得：

后来在上清寺找到房子，上清寺是一座寺庙，有一条街叫上清寺街，那一带的房子都不错。

上清寺就是因寺庙而名的。这里现在是重庆的核心城区、重庆市政府所在地，同时因为古迹多而形成了新的文创街区。另外一个地点，歌乐山的金刚坡，就是上文提到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北碚的所在地。

更妙的是，在同一个时空(1942年重庆)，曾祥和又串联起另外一个留下大量战时重庆文字记录的民国名女人——号称“中国第一位女记者”的徐钟佩。

20世纪40年代，徐钟佩就读于战时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后来的台湾政治大学)，是《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的得意门生，毕业后任《中央日报》新闻检查员，后来成为台湾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朱抚松的妻子。重要的是她除了写新闻稿，还在1950年代的台湾出版了大名鼎鼎的《余音》——“抗战四大小说”之一，因为《余音》几乎就是以她亲身经历所写的一个战时重庆女记者的故事。徐钟佩及其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个重点，台湾地区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

重要的是，我在梳理曾祥和的相关史料时，发现徐女士居然与曾女士在重庆大有交集：曾女士六叔的太太娘家姓朱，有两个兄弟，其中朱二舅的次子朱抚松就是徐女士的丈夫。徐钟佩在重庆的活动地点，正是曾女士的活动地点——沙坪坝。

更妙的是，我居然又从曾祥和女士的资料里发现了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同为台湾“抗战四大小说”之一的《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此时应该也在重庆，而且就在沙坪坝，因为《蓝与黑》里关于战时重庆的描述，就是中央大学所在地——沙坪坝的景象。该书的男主角张醒亚是从沦陷区跑来的流亡学生，就读于中央大学。曾祥和抱怨王蓝乱写中央大学学生的生活，其中就有关于女学生的穿着等日常生活细节：

王蓝没有进过中大，有些地方不太写实……很多地方跟我在中大读书时完全不一样。譬如女学生的头发绑两条小辫子，身上穿蓝布衫，脚底下是短袜子、黑布鞋，我们哪有那样，那是共产党员呀！

到了台湾后，王蓝本人也与曾祥和女士有深刻的交集：

王蓝的姐姐王志敏，嫁给师大国文系教授李辰冬，我和刚伯跟李辰冬都很熟，也见过王志敏。

更重要的是，曾祥和女士的口述中有一个关于战时重庆的重要场景，就是她们洗澡、喝水的场景。这一点对于本书关于战时重庆“水的使用”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在当地的巫医信仰中，水是极为重要的“通灵”工具——观花婆主要的活动就是“看水碗”。

水在民间信仰中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而到了知识精英发起的“巫医之战”中，水也是关键的环节——清洁身体是现代卫生重要的一环，洁净的水在卫生中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

在这里，水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重要中介，民间信仰使用它，“现代化”的卫生也使用它，但是对于使用它的原因的解释不同，这就是“巫医之战”——现代的医疗知识取代传统的民间信仰。这是在表面上的；更深层次的，则是社会秩序与权力的转移。因此，本书相关章节分别讨论了巫术活动中的水与城市精英建立现代水厂的举动，以作为相互关照。

虽然本书没有直接使用徐钟佩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但是曾祥和串联出了徐钟佩和王蓝的线索。虽然王蓝的《蓝与黑》是小说，但是其关于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细节刻画，例如讲述男主人公张醒亚参观他在中央大学的女朋友郑美庄的家庭——一个重庆顶级军阀郑总司令的家时，对于当时重庆顶级家庭客厅陈设的描述之细致(天地君亲师牌位和川主牌位的布局)，只有真实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出。这个细节也被作为分析本地民间信仰(土主信仰与川主信仰)的案例加入本书了。

曾祥和与王蓝的经历发生在沙坪坝，刘王氏的故事发生在江北刘家台，蒋旨昂在来凤驿，伊莎白在兴隆场，还有德国女孩傅安娜在江北大庙。通过这几个具体的地点，本书串联起战时重庆社会的一个真实具体的侧面，通过更为具体的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社会人际关系，展示出战时重庆的日常生活及其变化。这就是我强调“地点感”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