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夏天，闷热得像是一口倒扣的大锅。村里麦收刚过，地里的活计歇了下来，乡里放映队下乡的消息，像一阵凉风吹透了整个村子。那是村里一年到头少有的盛事，天还没擦黑，打麦场上就用两根长竹竿支起了白色的幕布。各家各户搬着长条凳、小马扎，端着饭碗早早去占位置。
那年我十八岁，正是满脑子侠客梦的年纪。当晚放映的是《黄飞鸿》，放映机“哒哒哒”地转动着，一束粗壮的光柱穿透夜空，打在幕布上，光影里飞扬的尘土和飞虫都清晰可见。我挤在人群最前面，死死盯着屏幕上李连杰干净利落的拳脚，连身边的蚊子咬了几个包都浑然不觉。全村老少的心神都被那方发亮的幕布牵了过去，四周除了电影的音效，就是偶尔传来的磕瓜子声和惊呼声。
就在我看得最入神的时候，胳膊突然被人用力攥住了。
那只手很凉，哪怕在这样燥热的夏夜，依然透着一股冰冷，甚至还在微微发抖。我转过头，借着幕布折射过来的微弱光线，看清了蹲在我身边的人。是邻家的嫂子，秀琴。
秀琴嫂子是三年前来到我们村的，她不是本地人，是云贵那边大山里的姑娘。大强哥比她大十来岁，是个出名的混子，脾气暴躁，喝酒打人是家常便饭。村里人都心知肚明，秀琴是大强妈花了三千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的。
刚来那半年，她跑过三次，每次都被大强抓回来，打得半个月下不了地。后来，她怀孕了，生了个死胎，从那以后，她就变得木讷了，整天低着头干活，从不跟村里人多说一句话。大强家防她像防贼一样，去哪都盯着。
我喜欢在院子里的香椿树下看书，两家只隔着一道矮土墙。好几次我念课文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在墙那边停下扫帚，静静地听。有一回，大强不在家，她隔着墙头递给我两个烤熟的红薯，怯生生地问我书里写了什么。
我告诉她，书里写了外面的大城市，写了火车，写了海。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笑起来眼角有细碎的纹路，眼神却像个少女一样干净。后来我偷偷教她认字，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她的名字“秀琴”。她学得很认真，每次写对一个字，都会高兴得掉眼泪。
她穿着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确良碎花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紧紧抿着嘴唇，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像是恐惧，又像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她见我回头，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扯了扯我的袖子，压低声音，用极近气声的音量说：“林子，跟我来。”
我愣了一下，想问去哪，但看着她那张紧绷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悄悄从马扎上站起来，猫着腰，跟着她一点点退出了拥挤的人群。走出打麦场，电影里的打斗声渐渐被夏夜的虫鸣掩盖，村子里的土路黑漆漆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有人都去看电影了。
秀琴嫂子走得很快，几乎是在小跑。我只能迈着大步跟在她身后。一直走到村东头那片茂密的荒树林地旁，她才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到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嫂子，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呀？”我忍不住开口问道。
她没有立刻开口说话，先是绷紧身子，警惕地快速扫视了一圈四下寂静的村路，确认无人之后，猛地伸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力道急促，拉着我快步往荒树林后方的草垛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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