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我父亲的秘密革命岁月|红十三军|药铺

作者：叶纬中

时间：2011年

我的父亲叶滨儒，1908年出生在永嘉县渠口村。祖父是当地的中医。父亲七岁入渠口初小，十一岁考进枫林高小，只读了一学期便因家贫辍学，回到家中跟着祖父学医。祖父过世后，他接过药铺，一边行医，一边种地，偶尔做些小买卖贴补家用。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安稳。

直到二十岁出头，这份安稳被一个念头打破——他要跟着共产党走。这个念头，把他和我们这个家，拖进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刀尖上行走的日子。

父亲年轻的时候，国民党在楠溪一带的所作所为他看在眼里。乡里的捐税一年重过一年，保长带着兵丁挨家挨户催粮，交不上就拿人。父亲行医走村串户，见过太多因为一剂药钱凑不出来而活活等死的穷人。他心里有气，但那时还不晓得这口气该往哪里出。

1930年初夏，表伯卓平西匆匆来到渠口，进门就说：“胡公冕回来了。”父亲知道这个名字，永嘉县五尺人，红十三军军长，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此时受党组织指派回浙南领导红军队伍。表伯问父亲敢不敢见这个人，父亲说有什么不敢。

几天后，在表姑卓珠英温州城里的家中，父亲第一次见到了胡公冕。多年后父亲跟我描述那个场景：胡公冕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不像个带兵的，倒像个教书先生。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砸在地上有个坑。

胡公冕

胡公冕问得很细——家里几亩田、药铺一年挣多少、念过什么书、平日里跟什么人来往。问完了，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让父亲记了一辈子的话：“你这样的身份，留在外面比跟我上山有用。”胡公冕的意思是，父亲是医生，又在乡下有根基，这种人要是能钻进国民党的衙门里，比多一个扛枪的战士金贵得多。父亲当时年轻，心里是想跟着上山真刀真枪地干，但胡公冕拍了拍他肩膀说，革命不是只有一条路。

接下来的事，父亲是照着胡公冕布的棋一步步走的。第一步，是进粮库。通过表伯卓平西在县里的人脉，父亲谋到了永嘉县田赋征收处沙头、巽宅两处粮库的临时稽征员差事。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替国民党收粮食税，经手银钱。父亲白天坐在粮库的账桌前记账，夜里把白天过手的银元悄悄抽出一部分，用油纸包好，塞进药箱的夹层里。

第一次送钱，送的是三百多块银元，目的地是温州朔门一家南货店。父亲后来跟我说，那一路走得浑身是汗——不是累，是怕。银元绑在腰上，走一步晃一下，叮当作响，他恨不得把每一枚都捂出个洞来。

到了南货店，掌柜的没说话，往后院努了努嘴。父亲进去，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条凳上看报纸，抬眼冲他点了点头。那人就是金贯真，红十三军政委。父亲把银元卸下来，金贯真给他倒了杯茶，只说了句“辛苦了”，便没再多话。父亲喝完那杯茶，从后门离开，在街上又绕了三圈才敢回家。

金贯真

此后半年，父亲每隔一阵就往温州城里跑一趟，银元有时几十块，有时上百块，全数送到胡公冕或金贯真手上。每次交接，两位首长都会盯着父亲的眼睛嘱咐同一句话：“敌人凶得很，嘴要严，脚要稳，出了事咬死也不能认。”父亲把这话装在肚子里，连母亲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

那年夏秋，红十三军在楠溪一带打了几场大仗，相继攻克枫林镇，乘胜攻打或占领了缙云、丽水、平阳等县城。渠口村正卡在大小楠溪的交通要道上，往来的红军通讯员和伤病员越来越多。父亲对母亲说了实话——也不能不说，因为人已经带到家里了。母亲后来回忆，她当时腿都软了，站在灶台前半天不知道是先做饭还是先哭。

但母亲终究是母亲。她擦干眼泪，把楼上那间最不起眼的杂物间收拾出来，铺上稻草和棉被，又在窗户边上挂了一床旧被单，遮住里头的灯光。那扇窗推开就能翻上后山，一条窄窄的土路直通竹林——那是父亲早年间采药走出来的，后来成了同志们遇险时的逃生通道。

从那以后，我家这栋老屋就有了两副面孔。父亲表面上是渠口村的乡长——胡公冕通过温州著名绅士陈叔平替他运作来的一个“白皮红心”的位子——出入穿着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的灰布褂子，在乡公所跟保长们称兄道弟；暗地里，我家的阁楼上住过共产党交通员，药铺里传递过红军的秘密情报，常有身份不便言明的同志往来歇脚。

作者老屋旧址

母亲是这栋老屋里最累的人。楼上的杂物间里住着红军同志，楼下堂屋里常有一帮国民党公差吃饭。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一边给楼上的人送饭送水，一边给楼下的公差添酒加菜。

有一回，一位公差喝多了，指着楼上说：“嫂子，你家楼上怎么老是有人走动？”母亲笑着递过一碗醒酒汤：“老鼠，老房子了，阁楼上住了一窝老鼠。”等公差走了，母亲端着那碗剩汤上楼，手抖得洒了一半。

母亲多年后跟我们讲起那段日子，只有一句话：“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十个字，轻飘飘的，但她每次说完都要沉默很久，眼睛看着灶膛里慢慢暗下去的火。

终于出了事。国民党当局以“通匪、资匪、窝匪”的罪名把父亲从药铺里拖了出去，五花大绑押到枫林，关了两个多月。审他的是吴万玉——此人在永嘉一带以手段残忍著称。

吴万玉拍着桌子问：“你下属几个支部？”父亲跪在地上，脑子转得飞快。“支部”这个词用温州话说出来，跟“猪莆”——就是装猪的竹笼子——几乎一个音。

父亲抬起头，一脸茫然地说：“这个……这个要问我家里的，母猪是她养的，有几个猪莆，装了多少猪崽，我记不清。”吴万玉愣了一瞬，随即暴怒，把刑具狠狠砸在父亲肩上。父亲当场晕死过去。那一砸落下的伤，父亲后半辈子每逢阴雨天都疼得抬不起胳膊。

渠口村全貌

母亲在渠口等消息，天天哭，但不敢大声哭，怕邻居听见了传出去。祖父已经过世，家里没有能主事的男人，幸亏表姑卓珠英和绅士陈叔平出了大力，好说歹说花了一笔钱才把人弄出来。父亲回到家的时候，瘦得脱了形，肩上的伤口还在流脓。母亲端来一碗米汤，他喝了一口，抬起头冲母亲笑了一下，说：“没招。”

1931年初至1932年初，是红十三军最难的两年。队伍打光了，武器埋了，活下来的东躲西藏。胡公冕撤到上海，后来在上海被捕。胡公冕的女婿刘蜚雄化装成书生，在我家住了将近两个月。关于刘蜚雄，母亲最深的印象是他爱抱我——那时候我还在襁褓里，母亲下地干活，他就把我放在膝头上，一边拍一边哼些父亲听不懂的曲子。

白天他走出门去，到渠口村的路廊里给群众讲故事、唱京戏，还到村小代过几天课。村里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刘先生”，没人晓得这个成天笑眯眯的书生是红十三军的参谋长。到了晚上，刘蜚雄就恢复了另一个身份。他和我父亲在阁楼上对坐，点一盏油灯，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商量哪里还有失散的同志可以联络、哪些村子还能建立新的落脚点。

作者老屋旧址

汪瑞烈、柯贵卿、卓清风等人，隔几天就摸黑来一趟，进门先不开口，端起桌上的凉茶灌一碗，然后上楼。母亲负责给他们做饭。条件最差的时候，锅里只有番薯丝加一把咸菜，连油星都没有。母亲把饭盛在粗碗里，用围裙兜着端上去，下来的时候碗是空的，心里就踏实一些。

有一回，母亲正在灶台前烧火，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她从门缝里一看——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站在外头。母亲回头望了一眼阁楼的方向，深吸一口气，把门打开，脸上堆起笑：“长官找谁？”那人说是过路的，讨碗水喝。

母亲把他让进门，倒了碗白水，特意安排他在堂屋的方桌前坐下——正对着阁楼的楼梯口，但楼梯口那扇门被母亲用一幅旧年画虚掩着，上头画着关公。那人喝完水走了，母亲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半天没动，后背的衣裳全湿透了。

1932年春，刘蜚雄、杨波奉命赴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部队交由雷高升和卓平西领导。同年五月，红军在永嘉、仙居边境艰苦作战，弹尽粮绝后决定诈降以骗取武器，不料在岩头中了敌人的圈套。具体经过，当地党史和志书上均有记载，我只说父亲这边的遭遇。

岩头镇东宗祠堂旧址

消息是半夜传到渠口的，报信的人浑身是泥，说岩头镇东宗祠堂出了事——红军弟兄被诓到祠堂里“领枪”，结果枪没领到，人倒下了二十来个，仅卓平西等少数同志逃脱。父亲连夜摸黑往岩头赶。赶到东宗祠堂时，天刚蒙蒙亮。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横着二十来具遗体，有些面孔他认得——头几个月还在我家楼上歇过脚、喝过母亲烧的姜汤。

父亲蹲下来一个一个看过去，认出了几个曾经在油灯底下跟他一起喝过水的人。他身上的钱全掏出来给了遇难家属，又跑了几家药铺借钱，帮着把几具无人认领的遗体安葬了。回来之后，父亲三天没怎么说话，只是坐在药铺里一味一味地拣药，手上没停。

那段日子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数字。我只知道渠口村和周围几个村，几乎每一户都有人被抓过、查过、牵连过。我家的药铺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开门——不是没有病人，是母亲怕国民党的人扮成病人来探风声。父亲把大部分药材转移到了同村叶祥宣家的阁楼上，只留些不值钱的在外头。那几年，家里的饭桌上常常是咸菜就番薯丝，母亲一边做饭一边竖起耳朵听门口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