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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学新批评,作者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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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本文作者通过对比电影《青铜葵花》和小说原著,认为《青铜葵花》是一部纯情的、慢的、美的、令人感动的电影,是一部单纯到极致的电影。它使人沉淀下来思考人生中的基本问题:关于死亡,关于陪伴,关于爱。本质上它是一部童话,它要求着一个人读童话的心境。它的静穆外表本身也在筛选观众。本文系“文学新批评”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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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青铜葵花》的单纯美学

□ 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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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葵花》

曹文轩 著

作家出版社

电影《青铜葵花》的开头,村庄墙壁上刷写着八个红色的印刷体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整部电影中唯一和政治背景相关的符号。这一符号在《青铜葵花》小说原著中是以“五七干校”来充当的。这两个符号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框定在1960-1970年代。但实际上,无论是电影导演还是小说作者曹文轩,进入历史、复现历史都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在意的是如何讲述一个超越历史的故事。历史只是提供了城乡流动发生的契机:葵花因为父亲下放而来到农村,又因为父亲领导得势而回归城市。除此之外,历史似乎一无用处。

电影开头出现的青铜一家人,其穿着、打扮,干净、整洁得令人诧异,演员也无意表演得像过去年代那种本色的农民,而是随意展现自己的书卷气和市民气。从一开始,导演就摆出了自己并不是要拍一部现实主义电影的架势。他并不追求忠实于那个时代,他要讲的是一个梦幻般超脱于现实的故事。

这本身就是曹文轩儿童文学的典型风格。在《红瓦》(1994年)之后的写作中,曹文轩有意缩减了小说中的历史、政治因素,转而创造一个带有永恒色彩的“油麻地”世界。他说:“小说未必每时每刻都要想着承担显示历史的责任——小说可以放弃这种责任,而仅仅是为一种美学的观点或者是其它什么。”(曹文轩《以一种优美的方式》)在此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如《草房子》《根鸟》《细米》《火印》《蜻蜓眼》等,历史都呈现出一种被架空的状态。作者在意的是那些带有永恒性质的命题:苦难,孤独,生死,善良和情义。他借助“儿童”这个写作视角和题材特性,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政治、历史、时代等因素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时代背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一个符号性存在,是事情发生的契机,时代并未嵌入到小说的肌理之中。典型的曹文轩小说是放弃了时代、历史维度的作品,它的核心特征表现为空间的转换。时间在曹文轩小说中表现为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电影中,导演用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来描述时间的流逝,正是这种自然时间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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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整部电影的浪漫和梦幻气质。这种浪漫气质有一个明显的徽记,即对老牛故去的表现。原作中老牛的结局是死:“死在一大堆金黄的干稻草上”。电影里把老牛故去处理为,挣脱缰绳走向森林深处,和放牛娃青铜坦然告别。这是对沉重的轻盈化、诗意化处理。导演通过这个情节为自己进行了预防式辩护:既然老牛的死可以超现实,为什么我电影中的农民就一定要满身泥泞、匍匐在地呢?

对老牛之死的处理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操作。类似做法在曹文轩小说中也不难见到。《大王书之黄琉璃》的结尾也是高潮部分,“三影人”瑶去魔山上与黄狗作战,一路野菊花次第开放。这是一场没有武器也没有伤口的战斗,只有一个少女热烈的舞姿和淡蓝的影子。黄狗追逐着、扑咬着影子,而影子变得越来越淡薄乃至最终不见。这意味着美丽少女瑶逝去了。作者选择用轻盈、恬淡的方式来表现瑶的英勇献身,用轻的方式写重,在读者端达成“不可承受之轻”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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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6年5月8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青铜葵花》映后对谈现场,《隐者山河》的导演郭旭峰用“提纯”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观后感。提纯意味着排除杂质,使电影变得纯净、单一、透明。提纯是通过排除来实现的:排除掉人性中的复杂性,剩下的是善良;排除掉政治、时代,剩下的是恒久的生老病死,陪伴和离别;排除掉动机、目的,剩下的是无脑对你好,为你好;排除掉喧嚣,剩下的是风声,鸟叫和虫鸣;排除掉生存压力,剩下的是风景,大片的水,夕阳,芦苇荡和葵花田;排除掉扩张的现代化的野心,剩下的是安静赏风景的闲情;排除掉塞得满满的琐事,剩下的是空阔、缓慢的乡野……电影的单纯美学,使我想起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一首诗《猎人》(戴望舒译):

在松林上,

四只鸽子在空中飞翔。

四只鸽子

在盘旋,在飞翔。

掉下四个影子,

都受了伤。

在松林里,

四只鸽子躺在地上。

诗歌的三节从开始到结束展示了四只鸽子被猎杀的经过。它采用了“消音”的技术,这场猎杀行动中最刺耳的枪声、鸽子的惊叫、哀鸣都消失了。听觉被关闭了,只留下了视觉,好像痛苦使观察者失声、失聪,只有睁大的瞳孔。这种极致的“做减法”有效表达了震惊和哀悼的情感,展示了单纯的力量。《猎人》中隐藏的做减法和单纯的秘密,可以说就是陈坤厚导演在电影《青铜葵花》中核心的美学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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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删减了一些故事情节,电影的结尾和原作也有较大不同,但这种不同的处理不是为了区别于曹文轩,而是为了更像曹文轩。

结尾,原作是青铜坐在大草垛上眺望大河,苦等着葵花回来。电影里则表现为青铜在葵花离开当天,本有可能追赶上葵花,但他选择了放弃追赶。他什么不追?在看完电影后,我和朋友展开了讨论。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怕妨碍葵花到城市里求学;感觉葵花变成了一个城里的孩子,有些自惭形秽。看导演的采访说,他要刻画“给”的世界,看来导演暗示的理由是前者,这意味着,一直到最后,青铜还在“给”,还在默默地帮助葵花去选择更好的人生,而内在的思念、牵挂则使他喊出嘶哑的声音:葵~花——从一个哑巴变成了重新拥有嗓子的人。

青铜一家人对待葵花可以说仁至义尽,整部电影里布满了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嘎鱼家和青铜家稍有龃龉,最后也以温暖的和解告终。导演对“给”和良善的表现,同样是曹文轩主张的“感动文章”的核心支点。早期曹文轩曾写过鲁迅式批判乡土社会的小说,但在1994年《红瓦》之后,他开始走上把乡村表现为田园牧歌的道路,像汪曾祺那样,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不是纵向挖掘人性,而是横向写人情关系,努力写出一个良善的人情社会,写苦难中人和人的相濡以沫。文学中写人性恶的小说已经太多太多,在这个大背景下,曹文轩写清浅而美好的人情关系,反而显得像一个异类。陈坤厚导演说,他拍《青铜葵花》是要拍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善良。在看重“善良”的价值这一点上,导演和作家可谓不谋而合。电影幕后,剧组对老牛的处理也尽显人情味儿。牛是从屠宰场买来的。拍摄过程中,牛和带牛的师傅产生了感情,剧组最后把牛送给了师傅,并让师傅承诺牛死后要埋起来。现在这头牛生活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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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没有投资方,没有商业回报的压力,它的拍摄成本由280个家庭捐助。这些家庭有育儿方面的困惑,他们期望《青铜葵花》的故事可以有益于当下。可以说,这是一部任性的“作者电影”,导演最大限度地不接受任何干扰,唯一能左右他的选择的是他自己的美学趣味。看完电影,我的第一感想是:陈坤厚导演和小说《青铜葵花》的相遇可谓天作之合。无论是感动美学、对人情的重视、对风景的重视,还是对美、对洁净的追求,导演和小说作者都展示出高度的契合。大概不会再有哪个导演可以如此精准地抓住小说《青铜葵花》内在的美学精神。导演、编剧不是努力去和作家的美学趣味对齐,而是天然就高度合拍。曹文轩在电影的映后发言中谈到,他在1980年代即看过陈坤厚导演的多部电影,并深受影响。两人的美学追求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可以说,这次合作是导演和作家的一次“琴瑟和鸣”。

《青铜葵花》是一部纯情的、慢的、美的、令人感动的电影,是一部单纯到极致的电影。它使人沉淀下来思考人生中的基本问题:关于死亡,关于陪伴,关于爱。本质上它是一部童话,它要求着一个人读童话的心境。它的静穆外表本身也在筛选观众,而观众一旦进入,定然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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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学新批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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