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帕克斯：“无论今天还是过去，对90%的人来说，生活都是一场挣扎”，在完成侦探麦考伊系列后，这位苏格兰作家转而描绘战后岁月。在新作《格拉斯哥上空的红色天空》中，他通过一名从前线归来的警察，探索战争暴力留下的无形伤痕。
尽管战争已结束，格拉斯哥的空气中仍弥漫着硝烟。公园被改造成临时菜地，为这座疲惫不堪的城市提供食物；警力严重不足，因为大多数警察都上了前线。留下的年轻人努力应对与黑市一同滋长的犯罪。
这便是《格拉斯哥上空的红色天空》的背景。这部由图斯克茨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出自1964年出生于格拉斯哥的帕克斯之手。帕克斯暂时放下以侦探哈里·麦考伊为主角的系列，回到20世纪40年代，揭示战争并未随枪声停息而结束，只是换了个战场。
“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往往想到伦敦、闪电战和大轰炸。但我想聚焦另一个同样受创的地方，展示战争如何改变整座城市和生活其中的人。”他说。小说的主人公警察约瑟夫·冈纳从前线归来，以为恐怖已成过去，然而却发现它在家中等着他。战争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制度，也改变了幸存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种从战场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贯穿了整部小说。在帕克斯笔下的格拉斯哥，犯罪不是异常，而是极端压力下的社会后果。
当时大部分警察都在前线作战，几乎没有多少警员调查犯罪。黑市蓬勃发展，有人靠公共合同发了财，犯罪率也大幅上升。那还不至于是一座无法无天的城市，但确实有大量案件无人调查。如果你本来就不那么守法，那会是个绝佳时机。
因此，他的小说拒绝简单的善恶二分。警察、商人、政客、贵族和罪犯生活在模糊的道德地带。“警察并不天然是好人，罪犯也不足以单独解释恶。我写的是有野心、有恐惧、有贪欲、有矛盾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大多数人活在灰色地带，做出的决定从来不可能完全干净。比起英雄对抗恶棍的故事，我对这些更感兴趣。”
由此也生出他对制度的警惕。“腐败有起有落，取决于时代和环境，但所有制度都存在腐化的可能。权力总会带来滥用的机会。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事并不只发生在社会边缘。”
暴力还留下另一种更不易察觉的痕迹。冈纳身上有身体创伤，更深的则是情感创伤。和帕克斯那些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中的哈里·麦考伊一样，他属于那一代无法言说自身痛苦的男性。
很长一段时间里，男人根本不谈感受。他们从战场回来，社会期待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生活。今天我们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但那时没人用这些词。痛苦最终会以别的形式显现：酗酒、家庭暴力、成瘾……那是一种巨大的情感混乱，却始终找不到表达的语言。
帕克斯也不认同人们常用来回望20世纪的怀旧视角。面对《唐顿庄园》这类作品所代表的怀旧想象，他更愿意唤起一种令人不安的记忆。
“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是残酷的。我研究家谱时发现，我家一代又一代先是农民，后来成了工人。没有贵族，也没有大人物，只有一群努力活下去的人。怀旧可能具有欺骗性。如果你是个贵族，也许有理由怀念那个世界；但如果你是为贵族干活的人，你肯定不会。”他说这番话时带着几分讽刺。
在他看来，当下与他所重建的那个过去并没有那么不同。“我们今天也是一场危机接着一场危机。乌克兰、加沙……到了某个时候，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会太沉重。我不认为这是冷漠，只是一个人在情感上能够承受的东西终究有限。到最后，我们会切断连接，因为我们还得继续生活。”
即便身处灾难中，生活仍顽强延续。在帕克斯的小说里，总会留出空间给幽默、玩笑，或酒馆里荒诞的对话。这不是叙事上的缓冲，而是一种抵抗方式。
“人就是这样运作的。医生会开玩笑，警察也会。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恐怖本身，最后只会动弹不得。而且在苏格兰，我们本来就很不敬，天然不信任庄重腔调。我很受不了那种小说，里面的人物说话像在发表格言。现实中的人不是这么说话的。”他说。
帕克斯对英雄并无兴趣。他更愿意停下来，注视那些在历史下设法活下去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明白战争终会结束，但城市要从那些看不见的伤痕中恢复过来，却需要更长时间。而当黑色小说不再只追问“是谁犯下了罪”，而开始追问“一个社会为何会让这种罪行成为可能”时，它也最能解释这些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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