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我在广州的服装厂加班到夜里十点，手机突然响个不停。是我妈打来的，声音急得直发颤："秀兰啊，你弟明儿一早就办酒了，你咋还不回来？家里一堆事等着你搭把手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弟弟建军的婚事，定的是腊月二十七。可前半个月我妈还跟我说，让我年三十再回去也来得及，说家里人手够，让我多挣两天工钱。我这心里一直纳闷，亲弟弟结婚，当姐的哪能不到场？可我妈那口气，硬是把我往外推。
我一咬牙，跟工头请了假，连夜买了张最晚班的高铁票。座位是站票，我在车厢连接处窝了整整六个钟头，腿肿得像发面馒头。凌晨四点多到县城，又打了个黑车往村里赶。腊月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路边的白杨树光秃秃地立着，村口那盏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
到家门口时，天刚蒙蒙亮。我们家那两扇红漆大门贴着崭新的双喜字，院里已经支起了大棚，桌椅板凳都摆好了，红纸黑字的礼单本压在桌上。可屋里头黑灯瞎火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拎着行李，轻手轻脚推开堂屋的门，想着别把爹妈吵醒。可刚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味儿——像是中药，又混着一点子霉味儿。
我心里"咯噔"又是一下。
摸黑走到东屋，那是我妈住的屋子。门虚掩着，透出一丝微弱的光。我伸手一推——
眼前这一幕，让我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底板。
炕上躺着的，是我爹。
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着起了一层白皮。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胳膊上还挂着吊瓶。我妈就蜷在炕沿边上打盹儿，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是白天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
炕头柜上，摞着一沓子病历本和药盒子，最上头那张诊断书，"肺癌晚期"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进我眼里。
我"扑通"一下就跪在了炕前，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可我死死咬着嘴唇，一声不敢哭出来。
我妈被我惊醒，看见我，愣了半晌，才伸手把我拉起来，压低嗓子说："秀兰，你咋回来了……你别声张，别让你弟知道。"
我这才明白，为啥我妈死活不让我早回来。
原来我爹三个月前就查出了病，医生说最多撑半年。我弟建军跟对象小玉处了两年，婚期早就定下了。我妈跟我爹一合计，硬是把这事儿瞒得死死的——瞒着我弟，瞒着亲家，也瞒着我。
"你爹说了，"我妈抹着眼泪，"建军好不容易娶上媳妇，小玉家又是县城的，人家爹妈本来就嫌咱农村。这时候要是知道咱家有个病秧子，这婚事十有八九得黄。"
"那我呢妈？"我声音都在抖，"我是你闺女啊，我爹病成这样，你咋不告诉我一声？"
我妈别过脸去，半天才憋出一句："告诉你，你能咋办？你在外头打工挣那俩钱，够干啥的？你婆家那边本来就不待见你回娘家，你要是知道了，天天惦记，工也丢了，家也散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这个妈啊，一辈子要强，什么苦都自己咽。我爹这病，光是化疗就花了小十万，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我妈陪嫁的那对银镯子都当了。可她跟我弟说的是——爹去省城给亲戚帮忙看果园，过完年才回来。
天亮了，院子里陆陆续续来人了，锣鼓声、鞭炮声、乡亲们的说笑声，一阵接一阵。我强撑着换上我妈提前给我准备的红毛衣，脸上堆着笑，去厨房帮忙端菜、倒茶、招呼客人。
我弟建军穿着新郎倌的西装，胸口别着大红花，笑得那叫一个灿烂。他搂着我肩膀说："姐，你可算回来了！爹咋没跟你一块儿回？"
我扯着嘴角笑："你爹那边走不开，让你好好办酒，他心里高兴着呢。"
新娘子小玉过门那一刻，鞭炮震天响，红盖头一掀，满堂喝彩。我偷偷瞥了一眼东屋的窗户，窗帘紧紧拉着，像是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酒席散了，客人走光了，我端着一碗小米粥进了东屋。我爹半睁着眼，声音轻得像一根线："秀兰……建军的媳妇……好看不？"
我点点头，眼泪掉进粥碗里："好看，特别好看，跟画上的人似的。"
我爹笑了，笑着笑着，就闭上了眼睛。
那天夜里，我爹走了。
我妈没让办丧事，说是先把年过完，等开春了再补办。我弟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大喜的那一天，他爹就在隔壁那间屋里，咽了最后一口气。
有些苦，当爹妈的，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愿意让儿女尝一口。
可我这心里头，从那天起，就空了一块，再也填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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