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桂芬,今年四十二岁,是县城纺织厂的下岗女工。头婚那会儿嫁了个酒鬼,天天喝得烂醉如泥,回家不是砸碗就是摔盆。熬了十二年,闺女上了初中,我一咬牙揣着离婚证净身出户,只带走了闺女和一床褪了色的旧棉被。
再嫁老周,是街坊王婶给撮合的。老周在自来水公司上班,四十五岁,前妻病故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第一次见面那天,是个秋日的下午,梧桐叶子哗啦啦往下掉,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拎着两斤苹果,笑起来眼角的皱纹一层叠一层,看着老实巴交。
"桂芬啊,我这人不图别的,就图个踏实过日子。"他搓着手,脸有点红,"我工资三千八,你要是不嫌弃,咱就搭伙把日子过起来。"
我心里那块冰,好像被这秋阳晒化了一角。
婚后第三天,他把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推到我面前,笔尖敲着桌子:"桂芬,咱丑话说前头。我这人过日子讲究个明白账。房贷我还,水电我出,买菜做饭这些嘛,咱俩AA。你闺女的开销你管,我儿子的开销我管,这样谁也不占谁便宜,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端着刚盛好的小米粥,手一抖,热粥溅在虎口上,烫得我倒吸一口凉气。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厨房窗户上蒙着一层白雾,我盯着那本红皮记账本,半天没说出话来。
"咋了?不乐意?"他抬起头,眼神里那股憨厚劲儿突然就散了,"我可跟你说清楚,我这工资得留着给我儿子娶媳妇的,一分都不能动。"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就跟秋天头一场霜落在白菜叶子上似的,凉飕飕的。可我想想闺女还在上学,想想自己四十好几的年纪,再折腾一回怕是没脸见人了,就点了点头,把那口热粥硬生生咽了下去。
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我在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两千二,除去给闺女的生活费,剩下的钱全填进了这个家的"AA账本"里。买一把青菜三块五,他记;我称了二两肉八块六,他也记。到了月底,他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笔地算,多退少补,比银行柜员还严谨。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在马路牙子上坐了半个钟头。四十二岁的高龄产妇,医生说风险大,得多补身子,最好还得请个人照顾。我摸着小腹,心里又惊又喜——这把年纪还能有个孩子,是老天爷开眼了。
晚上我把B超单子放在桌上,老周夹着一筷子花生米,眼皮都没抬:"打掉吧。"
"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岁数生孩子,遭罪不说,还得花多少钱?我告诉你桂芬,你要生可以,产检的钱、营养费、坐月子的钱,你自己掏,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他慢悠悠地嚼着花生米,"咱可说好了AA的。"
我气得手直哆嗦:"老周你还是不是人?这是你的种!"
"我的种也得AA。"他把筷子一放,"我儿子明年高考,补习班一节课三百,我这钱得留着。你要生,是你自己愿意生的,可别拿孩子绑架我。"
窗外头,邻居家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豫剧,唱的是《卷席筒》。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这戏文里的苦,还没我心里的苦重。
我娘听说这事儿,从乡下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赶来,进门就抹眼泪:"桂芬啊,娘当初就说这男人抠得能从针眼里往外抠钱,你不听……"
我婆婆——就是老周他妈,倒是明事理,拄着拐棍来劝儿子:"周建国你个混账东西!桂芬给你怀了孩子,你连产检的钱都不出?我打死你这个白眼狼!"
老周梗着脖子:"妈,这是我跟桂芬的事儿,您别管。当初说好AA的,我不能坏了规矩。"
规矩?我看着他那张脸,突然觉得特别陌生。当初那个拎着苹果、笑起来皱纹一层叠一层的男人,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在娘家住了半个月,想清楚了一件事:一个连自己亲生骨肉都不肯花钱的男人,指望他养老送终?那是白日做梦。
我请了律师,把离婚协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还在算账:"桂芬你听我说,孩子的事咱可以再商量,你要是把家里的电饭煲带走,得折价三十块……"
我"啪"地把笔拍在桌上:"签字。这个家我一样东西都不要,就要我肚子里这个孩子。"
离婚那天,是个下着小雨的日子。我撑着一把旧伞从民政局出来,雨点子打在伞面上噼啪响,凉风灌进袖口。可我摸着小腹,心里头竟然是暖的。
后来我闺女大学毕业,进了省城的公司;我生下的是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会喊妈了。我娘搬来跟我一起住,娘儿仨守着一间小屋,日子清苦,可锅里的粥是热的,屋里的灯是亮的。
前些日子在菜市场碰见老周,他明显老了,头发白了一大片。他张了张嘴想跟我说话,我拎着菜篮子扭头就走。
有些账,算得太清,就没了人味儿。夫妻之间要是活成了合伙人,那这日子,不过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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