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李新平, 李哲, 倪鑫. 基于2026美国癌症统计报告对比分析中美儿童及青少年癌症负担[J]. 肿瘤防治研究, 2026, 53(7): 499-508.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724205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303929）
作者单位：100045 北京，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
通信作者：倪鑫，男，博士，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儿童肿瘤与头颈外科疾病的临床、基础及公卫研究，E-mail:ncpcs@bch.com.cn，ORCID: 0000-0002-7781-2600
作者简介：李新平，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儿童和青少年肿瘤疾病负担研究，ORCID: 0000-0002-4539-3827
专家简介
倪鑫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学者。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北京市儿科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医学院院长。首届“国家杰出医师”，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儿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常委及小儿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儿外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常委，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Pediatric Investigation主编，《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学分册》等杂志编委，国家级规划教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编委。承担各类课题67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40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The Lancet、The 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NEJM）、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Cancer Research等期刊发表论文380余篇。获中华医学科技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医学科技奖等奖项；获批专利70项，其中发明专利43项
摘要：美国《2026癌症统计报告》系统估计了2026年美国癌症的新发病例与死亡数据，并全面概述了美国癌症的长期流行趋势。本文聚焦该报告中儿童及青少年（0~19岁）癌症的核心数据，从发病率、生存率、死亡率及其变化趋势、幸存者远期风险等维度进行解读，并与中国最新儿童青少年癌症负担数据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防控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肿瘤；发病率；生存率
0 引言
癌症是全球儿童和青少年（0~19岁）疾病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3]。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2023年全球新发儿童青少年癌症病例约37.7万例，死亡约14.4万例，因癌症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高达1170万人年[2]。儿童青少年癌症不仅直接造成生命损失，更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2,4]。准确、及时的流行病学数据是评估癌症负担的基础，亦是制定防控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和评估治疗效果的科学依据。
美国癌症协会每年发布的《癌症统计报告》是全球癌症流行病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年度报告之一。《2026癌症统计报告》（Cancer Statistics, 2026）延续了其一贯的高质量数据整合传统，系统报告了美国儿童青少年癌症的流行特征、长期变化趋势及幸存者的远期健康风险[5]。鉴于儿童青少年癌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与成人癌症存在显著差异[6-7]，亟需对其流行特征进行单独、深入的解读。本文重点从发病率、死亡率、生存率及变化趋势等方面梳理该报告中儿童及青少年癌症的核心发现，并结合中国数据探讨中美两国发病率、癌谱构成、死亡率及生存的异同，以期为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精准防控提供依据。
1 《2026癌症统计报告》儿童及青少年癌症数据解读
1.1
资料与方法
1.1.1 数据来源
基于人群的癌症发病率数据来源于两个渠道：1973年起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的监测、流行病学与终末结果（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项目收集；1995年起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国家癌症登记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Cancer Registries, NPCR）收集。生存数据和癌症罹患概率数据均来源于SEER，其中最新生存数据随访至2022年[8-10]。北美中央癌症登记协会汇编并报告了1995年以来参与SEER计划和（或）NPCR登记处的发病率数据[11-12]，用于2026年癌症新发病例的预估和发病率趋势分析。1930年—2023年的死亡率数据源于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13-14]。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分类按照《国际儿童肿瘤分类》第三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hildhood Cancer, ICCC-3》[15-16]，死亡原因分类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进行[17]。
1.1.2 统计方法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以2000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为标准进行年龄标准化，采用NCI的SEER*Stat软件（版本9.0.41）计算。癌症罹患概率采用NCI的DevCan软件（版本6.9.2）计算。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采用NCI的Joinpoint回归程序（版本5.4.0.0）进行量化。若APC的统计检验具有显著性，则趋势描述为增加或减少，否则描述为稳定。相对生存率是排除其他竞争死因影响后的生存指标，定义为癌症患者组观察生存率与一般人群预期生存率的比值，用于衡量癌症净生存率，对追踪癌症早期筛查与治疗的进展具有重要价值。观察生存率采用生命表法计算，预期生存率采用Ederer Ⅱ方法计算[18]。2026年癌症新发病例数与死亡数采用两阶段统计建模方法进行估计[19-20]。
1.2
数据报告
1.2.1 总体疾病负担
癌症是1~14岁儿童的第二大常见死因，也是15~19岁青少年的第四大常见死因。《2026癌症统计报告》预测，2026年美国预计新发儿童（0~14岁）癌症病例9680例，青少年（15~19岁）癌症病例5660例，对应死亡例数分别为1090例和730例。在20岁之前，估计每266名儿童和青少年中即有1人将被诊断为癌症，每2359人中将有1人死于该疾病。
2023年死亡数据显示，美国0~19岁儿童及青少年因癌症死亡1829例，占全年龄组癌症死亡总数（613352例）的0.30%。在儿童及青少年癌症死亡病例中，脑及其他神经肿瘤死亡占比最高（533例，29.14%），其次为白血病（453例，24.77%）。性别分层分析显示，男孩前三大癌症死因依次为白血病（269例）、脑及其他神经肿瘤（267例）及骨和关节肿瘤（139例），三者合计占男孩癌症死亡总数的68.04%；女孩前三大癌症死因依次为脑及其他神经肿瘤（266例）、白血病（184例）及骨和关节肿瘤（92例），三者合计占女孩癌症死亡总数的64.76%。其余癌种（第四位及以后）合计约占各性别组癌症死亡总数的30%以上（男孩31.96%，女孩35.24%），以软组织肿瘤为主（男孩7.86%，女孩9.68%）。见表1。
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儿童青少年癌症在全部癌症死亡中所占比例极低（0.30%），但其仍为该年龄段的主要死因之一，疾病负担不容忽视。脑及其他神经系统肿瘤已超越白血病，成为该人群全性别合计的首要癌症死因，提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防治应作为儿童青少年癌症防控的重点方向。此外，男孩的首位癌症死因为白血病，女孩则为脑及其他神经肿瘤，死因顺位存在性别差异，提示性别可能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癌症死亡特征的重要生物学因素。未来需进一步探索性别差异背后的遗传、激素或环境暴露等潜在机制，为制定精准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1.2.2 癌谱构成
儿童与青少年的癌症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在0~14岁儿童中，白血病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全部癌症病例的28%；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紧随其后，占27%，其中约1/3为良性及交界性肿瘤。相比之下，15~19岁青少年的癌谱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最为常见（22%），其中约2/3为良性及交界性肿瘤；其次为淋巴瘤（19%）和白血病（13%）。在淋巴瘤亚型分布上，青少年中霍奇金淋巴瘤（11%）较非霍奇金淋巴瘤（7%）更为常见，而儿童中则呈相反模式（非霍奇金淋巴瘤占6%，霍奇金淋巴瘤占3%）。此外，甲状腺癌在青少年中占12%，在儿童中仅占2%，呈明显的年龄依赖性差异，见图1和表2。
上述结果提示，儿童与青少年的癌症临床管理策略应有所区别。霍奇金淋巴瘤与甲状腺癌在青少年中占比显著上升，反映了青春期激素相关或生物学特性不同的肿瘤逐渐显现，为制定分年龄层的防控与诊疗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2.3 发病率及变化趋势
2018—2022年，美国0~14岁儿童肿瘤总发病率为184.1/100万（其中恶性肿瘤为166.4/100万），发病率居前三位的依次为：白血病（51.7/100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49.1/100万）和淋巴瘤（20.6/100万）。15~19岁青少年肿瘤总发病率为279.3/100万（其中恶性肿瘤为238.0/100万），发病率居前三位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62.4/100万）、淋巴瘤（51.9/100万）和白血病（35.4/100万），见表2。
从变化趋势来看，2015—2022年间，儿童侵袭性恶性肿瘤总体发病率年均下降0.6%。尽管淋巴系白血病与髓系白血病发病率合计年均上升0.6%、淋巴瘤保持稳定，但总体下降主要源于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年均降幅超过1%，该癌种约占儿童侵袭性恶性肿瘤的1/5。同期，青少年恶性肿瘤总体发病率年均上升0.9%，主要源于淋巴系白血病的增长更为明显，以及霍奇金淋巴瘤与非霍奇金淋巴瘤发病率年均上升约1%。青少年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虽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显著性，且该癌种仅约占该年龄组侵袭性肿瘤的1/10。
上述趋势表明，美国儿童癌症发病率的下降主要由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减少驱动，而青少年发病率的上升则源于淋巴系白血病与淋巴瘤的共同增长。这一年龄异质性提示两者发病驱动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的减少或与诊断标准趋于规范和相关环境暴露改善有关；青少年期淋巴系肿瘤的增多则可能反映了感染暴露模式改变（如EB病毒延迟感染）及影像与分子诊断技术的进步。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年龄特异性病因探索。
1.2.4 死亡率变化趋势
美国儿童青少年癌症死亡率呈现持续且显著的下降趋势。1970—2023年，0~14岁儿童癌症死亡率从6/10万降至2/10万，降幅达2/3；15~19岁青少年癌症死亡率从7/10万降至3/10万，降幅超过1/2。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治疗方案的优化与支持性治疗的进步。例如，白血病通过化疗方案的持续优化显著提高了生存率[21]。
1.2.5 生存率及变化趋势
2015—2021年，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分别为85%和88%。除外甲状腺癌，儿童生存率居前三位的癌种依次为霍奇金淋巴瘤（99%）、良性及交界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98%）和视网膜母细胞瘤（96%）；青少年生存率最高的癌种为霍奇金淋巴瘤、良性及交界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恶性黑色素瘤，均为98%。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5—2021年，白血病总体生存率显著提升：儿童从50%升至89%，青少年从24%升至78%。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个癌种中，青少年生存率仍低于儿童，可能归因于癌症生物学特征、临床试验入组机会、治疗方案选择以及患者治疗耐受性与依从性等方面的差异[22]。例如，儿童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率高于青少年（92% vs. 77%），尤文肉瘤（80% vs. 68%）、肝肿瘤（79% vs. 53%）和横纹肌肉瘤（67% vs. 52%）亦呈现类似差异，提示青少年癌症诊疗仍面临独特挑战。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生存率最低的癌症类型包括骨肉瘤、横纹肌肉瘤以及一些罕见癌症（如弥漫性内生性脑桥胶质瘤），凸显了这些癌种亟需新的治疗策略突破，见表2。
1.2.6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远期不良风险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随着年龄增长，发生治疗相关不良健康影响的风险显著升高。一项纵向队列研究发现，到50岁时，幸存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累积发生率为17.7%，而社区对照组仅为0.9%[23]。另一项研究显示，与一般人群相比，7500名50岁及以上的儿童青少年癌症幸存者的总体死亡风险高出3倍，可能与接受相关治疗后发生的远期不良健康效应紧密相关[24]。这些发现强调了为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制定系统性长期照护计划的紧迫性，同时提示临床医生应关注老年幸存者的癌症病史，以优化癌症监测策略，并为预防及早期筛查提供依据。
2 中美癌症数据差异对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防治的启示
2.1
中美癌症数据差异分析
2.1.1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发病率比较
与美国相比，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总体发病率均较低（儿童：中国122.86/100万 vs. 美国184.1/100万；青少年：中国137.64/100万 vs. 美国279.3/100万），且这一趋势存在于绝大部分癌种中[5,25]。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发病率基于不同标准人口进行标化，数值不宜直接对比，应重点关注趋势和癌种顺位。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方面，美国发病率远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可能是纳入病种范围不同，尤其是良性及交界性肿瘤的纳入差异[26]。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少年中，美国淋巴瘤发病率（51.9/100万）远高于中国（13.69/100万），生殖细胞肿瘤亦呈类似趋势（美国27.3/100万 vs. 中国12.64/100万）[5,25]，见图2。
上述差异可能归因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种族遗传背景差异，不同人群的癌症易感性具有相应的生物学基础；二是环境暴露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如EB病毒等感染因子流行率的差异可能影响相关癌症发病风险；三是诊断水平的差异，美国影像学检查和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普及率更高，可能导致部分癌症的检出率增加；四是两国肿瘤登记系统的覆盖完整性、数据质量以及发病率标化方法也可能对比较结果产生影响[26-31]。
在儿童中，中美两国发病率前3位的癌种完全一致，依次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然而，青少年癌谱顺位呈现显著差异：美国前3位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白血病；而中国前3位依次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见表3。这一顺位差异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癌症生物学特征的种族差异、环境危险因素暴露谱不同以及诊断能力差距外，还可能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两国在青少年年龄界定及肿瘤登记覆盖完整性上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淋巴瘤等特定癌种的漏报；其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所致的诊断延迟，加之高水平病理与分子分型技术普及程度不同，共同影响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诊断依赖型癌种的检出率；其三，就医意愿与健康素养、对非特异性症状的重视程度等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对癌症的诊断产生潜在影响[32-34]。
2.1.2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死亡率比较
与美国报告的趋势一致，2005—2020年间，中国0~19岁儿童及青少年癌症死亡率呈显著下降趋势。男孩和女孩死亡率平均每年分别下降3.59%和3.73%；至2020年，男孩和女孩死亡率分别约为4.89/10万和4.18/10万。在所报告的癌种中，男孩死亡率年均降幅超过10%的有结直肠癌、气管/支气管/肺癌（分别下降17.46%和13.71%）；女孩有卵巢癌和肾癌（分别下降16.29%和13.23%）[35]，见表4。上述死亡率数据源于全国死因监测系统，按《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进行死因分类，有力印证了中国在儿童及青少年癌症救治方面的成效。然而，各癌种间死亡率降幅差异明显，其中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在男孩和女孩中的降幅均最低，提示该癌种的防控挑战依然突出，未来亟需加强早期诊断能力建设，并推进新兴治疗策略的研发与应用。
2.1.3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5年生存率比较
死亡率反映综合防控效果，而生存率更能直接体现治疗进展。为了进一步评估中美治疗差距，我们比较了两国儿童青少年5年相对生存率。结果显示，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癌症的5年相对生存率均低于美国（儿童：中国77.9% vs. 美国85%；青少年：中国75.5% vs. 美国88%），且这一差距在绝大部分癌种中保持一致[5,36]。按癌种分析，中美两国呈现相似的模式：白血病、肝肿瘤和横纹肌肉瘤的生存率均为儿童高于青少年；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神经母细胞瘤则相反，青少年生存率高于儿童。在儿童中，美国生存率较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的癌种为白血病和恶性骨肿瘤；在青少年中，差距更为显著，美国在白血病、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肝肿瘤和横纹肌肉瘤中的生存率均较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见表5。
基于现有研究证据[2,7,37-39]，上述生存率差异的可能原因包括种族遗传背景、癌症早期诊断能力、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登记系统数据完整性、随访服务体系等，但各因素的相对贡献尚不明确。未来亟需开展量化归因研究，以明确各因素在中美生存率差异中的作用权重。
近年来，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5年生存率已显著提升至77.2%，部分癌种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WHO《全球儿童癌症倡议》所列的六个优先关注癌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伯基特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视网膜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和低级别胶质瘤——在我国的5年生存率均超过80%，最高达93.8%，远超WHO提出的60%目标。这一成就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跨省医疗结算体系的完善、重大疾病专项救治政策的实施、国际标准化诊疗方案的引进，以及多中心协作网络的建设。然而，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生存率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及地区内部存在明显差异。与儿童相比，青少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地区之间的生存率差距更大，且在白血病、淋巴瘤和恶性骨肿瘤等癌种中更加明显[36]。更值得关注的是，生存率的提升不应以牺牲幸存者的长期健康为代价。当前，我国在癌症幸存者随访照护指南及远期健康监测方面仍落后于欧美国家，多数地区缺乏系统性的长期随访实践[40-43]。
2.2
对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防治的启示
2.2.1 加强监测体系建设
肿瘤监测数据是防控政策的核心依据。与美国相比，我国儿童肿瘤监测体系在监测内容覆盖上仍有不足，需重点纳入门诊诊疗、远期随访、诊疗不良反应及生存预后等维度。在此基础上，推进高质量专病数据集与专科队列建设，推动监测数据向临床辅助决策和医保精准支付转化，实现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决策的闭环。
2.2.2 缩小区域与人群诊疗差距
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诊疗能力相对薄弱。需构建“国家—区域—省级”三级儿童癌症诊疗网络，依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薄弱地区，打通基层识别、分级转诊、上级规范化诊疗的衔接通道。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应制定专属诊疗指南，完善多学科协作模式，强化儿童期至成年期的过渡期衔接。同时，通过对口支援、远程会诊等方式推动资源下沉。
2.2.3 强化早期识别与诊断
早期识别与诊断是改善预后的关键。在基层，应开展儿童青少年癌症早期症状识别培训，探索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建立县域转诊绿色通道，减少就诊延迟。在上级机构，需加强病理诊断人才培养，规范穿刺活检等环节流程，推进跨机构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同时，面向公众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普及肿瘤早期危险信号与规范诊疗知识，减少因认知不足导致的延迟。
2.2.4 构建全生命周期照护体系
儿童青少年癌症患者远期并发症和心理创伤风险突出，终身规范化管理是保障长期健康的关键，也是我国当前防控体系的短板。需搭建覆盖“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的全生命周期照护体系，明确儿童向成人过渡阶段的衔接机制。依托国家监测网络建立幸存者专病队列，制定远期并发症筛查指南，重点监测心血管疾病、继发肿瘤和内分泌异常。引入穿戴设备等智能工具提升随访便捷性，同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与社会帮扶，帮助患者顺利回归家庭与社会。
2.2.5 深化科研创新与国际合作
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在基础研究、靶向与免疫治疗领域仍较薄弱，需加大科研投入，聚焦发病机制、新型药物研发及罕见肿瘤诊疗优化，搭建规范化临床试验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同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精准治疗和幸存者终身管理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人群特征进行本土化优化，持续提升精准诊疗与远期防控水平，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防控体系。
2.3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美国2026年癌症发病与死亡数据为基于统计模型获得的估计值，虽模型性能稳健，但并非实际监测数据，可能引入估计偏倚。第二，美国死亡率解读受限于原始数据的可及性，仅能依据报告中有限的汇总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三，由于中美两国发病率年龄标准化方法不同，且美国原始发病率数据未能获取，无法重新采用统一标准人口进行校正，故未对数值进行直接比较，仅聚焦于趋势与癌谱分布的观察。第四，生存率分析中，两国数据诊断时期存在差异（美国2015—2021年，中国2018—2020年），诊疗进展的时间差可能对可比性产生一定影响。综上，解读本研究结果时需审慎考虑上述因素。
3 总结
美国《2026癌症统计报告》显示，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提升至85%和88%，整体预后已显著改善。然而，脑及其他神经系统肿瘤已超越白血病成为该人群首要癌症死因（占29.14%），青少年在多个癌种中生存率仍显著低于儿童，幸存者远期并发症风险仍持续存在。与美国相比，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发病率较低，癌谱顺位存在差异。近年来我国防控成效显著，5年生存率已达77.2%，6种WHO优先关注癌种生存率均超80%，但整体生存率仍偏低，区域间差异明显。这一差距的形成涉及种族遗传背景、环境暴露、早期诊断能力、医疗资源可及性及肿瘤登记系统完善程度等多维因素。基于此，我国亟需加快构建三级诊疗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全生命周期照护体系，加强幸存者远期健康管理，全面提升防控水平。
参考文献
来源：《肿瘤防治研究》杂志 肿瘤界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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