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3点，我正在厨房择豆角。窗外的知了叫得人心烦，风扇呼哧呼哧地转，吹得围裙一角直翘。手机在灶台上震了两下，屏幕亮起一个陌生号码。
我用围裙擦了擦手，接了起来。
"喂，是李桂芬吗？"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颤。
"我是，你哪位？"
那边沉默了几秒，我听见她咽口水的声音，还有远处隐约的汽车喇叭响。
"你……你老公周建国，今晚七点会去金桂大酒店608房。你要是想知道真相，就自己去看看。"
"你到底是谁？"我心口猛地一跳，握着手机的手全是汗。
"我是谁不重要。"她顿了顿，声音更哑了，"李姐，我也是女人，我不忍心看你被蒙在鼓里……我先挂了。"
"嘟——嘟——嘟——"
我站在厨房正中间，豆角掉了一地。风扇还在转，可我浑身冰凉，从头顶凉到脚底板。
我和周建国结婚二十三年了。他是国营厂子里的销售科长，人老实，话不多，每个月工资卡雷打不动交给我。这些年家里盖房、供儿子上大学、给公婆看病，哪一样不是他挣的血汗钱？街坊邻居谁不夸我命好，嫁了个顾家的男人。
可就是这么个"顾家"的男人，最近半年确实怪。晚上应酬多了，回来身上一股香水味，他说是客户身上蹭的；手机开始设密码，睡觉都搁枕头底下；上个月我给他洗衬衫，兜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根，《前任4》，两张连座。他说是陪领导女儿看的，我当时还信了。
我扶着灶台，慢慢蹲下去。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砸在青花瓷砖上，一滴一滴。
七点，我一定要去。
那天下午剩下的几个钟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自己都说不清。五点半，儿子打电话说单位加班不回来吃饭，我松了口气，胡乱扒了两口剩饭，换了件干净的碎花衬衫，抹了点口红。
镜子里的女人四十六了，眼角有细纹，鬓边有白发。我盯着自己看了很久，心里发苦——为这个家，我把最好的年华都搭进去了。
六点五十，我打了个车到金桂大酒店。这酒店在市中心，门口两个石狮子，大堂里放着钢琴曲，一看就是有钱人来的地方。我攥着包带，手心全是汗，跟着电梯上了六楼。
608房。
我站在门口，能听见里面隐隐约约有说话声。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
"谁呀？"是周建国的声音。
"我，桂芬。"
里面猛地一静。过了大概半分钟，门开了。周建国穿着睡袍，头发湿的，脸白得跟纸一样。他身后的床上，坐着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男人。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男人四十来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正手忙脚乱地扣衬衫扣子。他看见我，脸涨得通红，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桂芬，你听我解释……"周建国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我甩开他，一屁股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眼泪哗哗地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这么多年，我什么都不是。我以为的婚姻、家庭、二十三年的柴米油盐，全是一场戏。他不是有了别的女人，他是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那晚我们在酒店大堂谈了三个钟头。周建国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我，年轻时候家里逼婚，他不敢忤逆父母，就找了我这么个老实本分的姑娘。他说他也努力过，想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有些东西压了几十年，压不住了。
那个男人叫老陈，是他大学同学，两个人瞒了半辈子。
"那个电话是谁打的？"我问他。
他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我才想明白，多半是老陈的妻子——她跟我一样，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可怜女人。她不敢直接撕破脸，就把这个消息递到了我这里，让我们两个女人，替她们自己讨个公道。
两天后，我和周建国去了民政局。
没闹，没吵，没让儿子知道内情。对外只说是性格不合，好聚好散。房子留给儿子，存款一人一半，他净身出户搬了出去。
签完字从民政局出来，太阳明晃晃的。我站在马路边，居然笑了。
二十三年，我以为我在过日子，其实我只是在给别人当挡箭牌。
可我不恨他。他也是苦命人，被时代和家庭捆了一辈子，跟我一样，都是没得选。
只是我想告诉那些还在婚姻里犯嘀咕的姐妹们——女人的直觉，从来不会骗你。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就一定要去看看。哪怕真相再难堪，也好过糊里糊涂过完这一辈子。
我今年四十六，往后的日子，我要为自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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