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天。
录像厅的门口挂着军绿色的棉布帘子，掀开的时候总会带出一股浑浊的热气，混着烟味、汗味和劣质皮革座椅的味道。我跟在人群后面往外走，眼睛还没适应外面昏暗的天光，脑子里还转着刚才荧幕上小马哥中枪的画面。
那时候县城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录像厅就开在电影院隔壁的巷子里，用的是原来文化馆的仓库。老板姓周，四十来岁，秃顶，笑起来一口烟渍牙，墙上用红漆写着“通宵录像五元”，但大部分人来都是看单场的，一块五一张票，下午场人多，晚上场人少。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刚在县纺织厂上班第二年，三班倒的生活把人磨得没脾气。休班的时候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录像厅就成了最好的消遣。一块五毛钱，两三个小时，能把现实挡在外面。
散场的人流走得很快，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想等那股呛人的味道散一散再走。秋风吹过来，带着隔壁早餐店收摊后的油腻味。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整条街灰蒙蒙的。
“小陈。”
我转头，看见林姐站在录像厅门口的台阶下面，半边身子藏在巷子的阴影里，只露出半张脸。她穿着那件米色的开衫，头发散着，比平时在走廊里碰见的时候看起来年轻一些。
“林姐。”我掐了烟，有点意外。
她是我们隔壁的邻居，住在我租的那间平房的隔壁。那种老式的职工宿舍，一排过去五六间，门挨着门，隔音差到能听见隔壁水壶烧开的声音。她搬来大概三四个月，一个人带着个四五岁的女儿。丈夫听说在海南跑船，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
在走廊里碰见了会点头说句话，也就这样了。
“你等下。”她往我这边走了两步，声音不大，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你等下再走。”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站在原地没动。
她回头看了一眼录像厅门口，那地方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周老板正把今天的场次牌子从铁架上取下来，准备换上夜场的。巷子里安静下来，能听见远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铛声。
“我家有盘带子，没看完。”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自己脚尖，“你帮我看看？”
我愣了一瞬。
那时候录相机在县城还算稀罕物件，普通人家大多没有。林姐家里有一台，我是在走廊里撞见过她拿带子才知道的。后来听房东老太太说，那机子是她男人从海南带回来的，日本货。
“什么带子？”我问。
“一个片子。”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很快移开视线，“看到一半坏了，卡住了，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机子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是觉得我会修录相机还是怎么的。事实上我确实会一些，我爹在老家是个电器修理铺子的，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拆过不知道多少台机器。但这些我没跟她说过。
“我试试吧。”我说。
她点了下头，转身往巷子深处走。我跟在后面，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巷子里很暗，路灯还没亮，脚底下是那种老的青石板，有些地方碎了，露出下面的泥土。她走得不快，开衫的下摆在风里一飘一飘的。
走到宿舍那排房子跟前，她停下来，从兜里掏钥匙，捅了半天才把锁打开。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漆皮脱落得斑斑驳驳，门框上的春联还残留着过年时的红色，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
她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不大，十几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板床占了大半个房间，床尾放着一台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底下的柜子里塞着那台录相机。靠窗的位置有一张折叠桌，桌子上扣着两只搪瓷碗，桌上的搪瓷盘里还有半盘炒青菜。屋角拉着一根绳子，挂着几件小孩的衣服，半干不干地滴着水。
“坐。”她指了指床沿，自己蹲到电视机跟前摆弄那些线。
我没有马上坐，站在屋子中间打量了一圈。墙上贴着几张挂历画，是那种九十年代初流行的山水风景，黄山迎客松之类的。床头柜上放着一面小圆镜和一把梳子，梳子的齿缝里缠着几根长发。枕头旁边有一个布娃娃，胳膊腿都歪着，像是被掰成了什么造型。
“你看。”她按了遥控器上的出仓键，托盘弹出来，里面躺着一盘录像带。她拿起来递给我，“放到中间就停了，然后自己弹出来。”
我接过来翻看了一下。黑色的塑料外壳，贴纸已经有点翘边了，上面印着片名，没听过，但看封面图案和字体风格，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港台片子。不是什么正经电影，就是录像厅里常放的那种。
我没说破，转身蹲下来看那台录相机。
松下的，L15型号，在当年算是不错的机器了。我把带子重新放进去，关仓，按播放键。电视机屏幕闪了一下，出现一片雪花，然后画面跳出来，是电影中间的一段，一个男人在码头上面跟人说话，粤语对白，底下的字幕歪歪扭扭的。
大概放了七八秒，画面突然一抖，声音断掉，屏幕变白，然后咔嗒一声，机器自动停了。
我按出仓，托盘不动。
再按，还是不动。
“就是这样的。”她蹲在我旁边，声音里有种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情绪，“上次看也是这样，卡住了，带子拿不出来。”
我伸手拍了拍机顶，又按了出仓键。这次托盘动了一下，但只出来一小截，又缩回去了。
“齿轮可能卡住了。”我说，“得拆开看看。”
“你会拆？”
“会一点。”
她去抽屉里翻找螺丝刀，我在原地蹲着，手指摁在机器的外壳上，感觉里面有一点点热量，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运转着停不下来。窗外的天已经彻底黑了，屋子里只有电视机蓝屏发出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模糊而巨大。
“只有这个。”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修眉毛的小剪刀，“螺丝刀上次被小敏拿去玩了，不知道放哪了。”
小敏是她女儿，今晚可能放在她妈那儿了，屋里没见着人。
“也行。”我接过水果刀，用刀尖拧那几颗十字螺丝。有一颗特别紧，拧了半天纹丝不动，我手上一滑，刀尖戳到了大拇指侧面，疼了一下，没破皮，但是有点红。
“哎。”她凑过来看了一下，“没事吧？”
“没事。”
最后一颗螺丝拧下来，我把外壳轻轻拆开，里面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和传动机构，一股电子元件加热后的味道扑出来。我顺着磁带仓的传动带找过去，果然，一根黑色的传动带从齿轮上滑脱了，卡在旁边的金属支架上。
“松了。”我拿水果刀把那根传动带挑起来，重新套回到齿轮上，然后拨动了几下，确认运转顺畅。
我正要跟她说修好了，一抬头，发现她一直在看我。
不是那种随意的一瞥，是很专注地看着，像在看什么让人放心不下的东西。那种目光让我心里跳了一下，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像是被人从很近的地方看穿了一层什么似的。
“好了。”我把外壳扣回去，螺丝拧上，“你试试。”
她按下电源键，又按出仓。托盘稳稳地滑出来，带子安静地躺在里面。
“真的好了。”她笑了一下，声音里有种松了口气的味道。那笑容在蓝幽幽的光里显得不太真实，像电视机里的人活了过来。
我把水果刀和小剪刀还给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的腿。
“要喝点水吗？”她接过东西，没看我，声音恢复了平常那种不远不近的客气，“烧壶水很快的。”
“不用了。”我说，“我回去了。”
她没有再留我。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的冷空气灌进来，带着煤炉子烧过的味道和隔壁老孙家电视机的声音。那扇门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我听见她插上了门闩。
我回到隔壁自己的屋里，开了灯，十五瓦的白炽灯，昏黄的光照着一桌一椅一张床。墙角的煤炉子早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我坐在床边，没有动，就那么坐了好一会儿。
隔壁传来录相机运转的嗡嗡声，很低，几乎听不见，但我知道它在转。
那个晚上我没怎么睡着。不是在想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脑子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转，像那台录相机里面的传送带，齿轮咬合着，咔嗒咔嗒地响。
第二天我上白班，早上七点出门的时候，隔壁的门关着，窗帘也拉着。走廊里有一股熬稀饭的味道，不知道从哪家飘出来的。我推着自行车往外走，在巷口碰见房东老太太坐在门口剥毛豆，她看了我一眼，说：“昨晚你隔壁那个，又跟你借东西了？”
“没有，帮她修了个东西。”我说。
“修什么？”
“录相机。”
老太太“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剥毛豆，没再说话。那声“哦”里好像有什么意思，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一连几天，我没再碰见林姐。我上白班的时候她好像不在家，我下夜班回来她又早睡了。走廊里碰见的次数不多，偶尔撞上了，也就点个头，说一句“上班去啊”或者“回来了啊”，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但是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楚。
有天下午我休班，在屋里睡觉，被隔壁的哭声吵醒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压着声音的，闷闷的，像是把脸埋在枕头里哭。我躺在床上听了半天，中间夹着小敏的声音，童声尖细，在喊“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
我翻了个身，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哭声停了。我听见隔壁开门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往巷口方向去了。我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看见林姐牵着小敏往街边走，两个人穿过巷子，拐了个弯，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在走廊里碰见她。
她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出来晾，看见我，笑了一下，跟平常一样，那笑容像是熨过的，平整，没有褶皱。
“下班了？”她说。
“嗯。”
“吃了没？”
“还没。”
“我煮了面条，多煮了点，你要是不嫌弃，过来吃一碗。”
我想说不用了，话到嘴边，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好。”
她转过身去晾衣服，我就站在走廊里等。秋夜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湿气和落叶腐烂的味道。她把一件小孩的毛衣拧干，抖开，挂在铁丝上，又弯腰从盆里捞出一条毛巾。铁丝太低了，她踮起脚尖才够得着，后腰的衣服往上缩了一截，露出一小片皮肤，白得发冷。
她好像感觉到了我的视线，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赶紧移开目光，抬头看天。巷子上方的天空窄得像一条河，几颗星星钉在深蓝色的幕布上，又冷又亮。
我跟她进了屋。
小敏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布娃娃。林姐把面条盛出来，一碗给她自己，一碗给我，放在折叠桌上。青菜面条，卧了一个荷包蛋，面上飘着几滴香油。我吃了一口，有点咸。
“昨天在录像厅又放什么了？”她坐在我对面，筷子挑起面条，吹了吹，没吃。
“没去。”我说，“昨天休班，睡了一天。”
“你经常去录像厅？”
“休班没事的话就去。”
“一个人？”
“嗯。”
她喝了一口汤，放下碗，看着我。这次她没有移开视线，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有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没想。我被她看得不太自在，低头吃面，速度很快，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还要吗？”
“够了。”
她把我碗收过去，拿了抹布擦桌子。桌上的搪瓷碗碰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录相机还摆在电视柜上，指示灯灭着，外壳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那个带子，”她擦完桌子站着没动，背对着我，声音不高不低，“后来我看完了。”
“嗯。”
“里面讲的什么你猜？”她转过身来，靠在桌沿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表情，像是嘲讽，又像是笑。
“港台片嘛，不就那些。”我说。
“那个女的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一个跟自己完全无关的故事，“然后所有人都说她是坏人，最后她跳海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跳海的时候穿了一身红裙子，”她继续说，声音还是那样平，“海水是黑的，就那一团红色漂在上面，越漂越远。”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床上的小敏翻了个身，布娃娃从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
“我回去了。”我站起来。
“好。”她说，声音轻得像叹气。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叫住我：“小陈。”
我回头。
“你多大？”
“二十一。”
“二十一。”她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像是在计算什么，又像是在掂量什么，“二十一，好年纪。”
我拉开门出去，走廊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摸黑走了几步，撞到了自己屋的门框，手在门板上摸了好一阵才找到锁孔。开门进去，没开灯，站在黑暗里，听见隔壁的门闩也插上了。
那天之后，我看她的眼光变了。
说不上来是哪种变，就是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事情。比如她晾衣服的时候喜欢把袜子按颜色排成一排，比如她炒菜喜欢放很多辣椒，比如她笑起来左边的嘴角比右边高一点。这些细节像是暗室里冲洗照片，一点一点地在显影液里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晰。
我意识到我在想她。
不是那种刻意的想，是她在隔壁，你知道她在那里，锅碗瓢盆的声音，电视机的声音，小敏哭或者笑的声音，这些声音穿过那堵薄薄的墙壁，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没法不想，就像你没法不去听下雨的声音。
十一月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下了夜班回来，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巷子里没有路灯，我推着自行车摸黑往前走，快到宿舍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
不是那种压抑的哭，是放开来的，撕心裂肺的哭。
我认出是林姐的声音。
我加快脚步走过去，看见她宿舍的门开着，灯也开着，昏黄的光从门口泻出来，在地上切出一块明亮的梯形。她坐在门槛上，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头发披散着，抱着膝盖在哭。小敏不在，可能又送到她妈那里去了。
“林姐？”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蹲下来，“怎么了？”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脸上全是泪痕。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哭得更厉害了，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犹豫了一下，在门槛上坐下来，跟她隔了一个人的距离。秋夜的地面冰凉，凉气透过裤子往骨头里渗。我从兜里掏出烟，点了一根，没抽，夹在手指间让它自己烧着。
她哭了大概五六分钟，慢慢缓下来了，开始打嗝，一下一下的，肩膀也跟着抽动。
“出了什么事？”我问。
她没回答，抬手擦了擦脸，手指上还戴着那枚金戒指，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我等着。
“他外面有人了。”她终于说了一句，声音沙哑得不像是她自己的。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我在海南的姐妹跟我说，看见他带着一个女人在街上走，两个人手挽着手，跟两口子似的。”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水里挣扎的人，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下去，“他大半年不回来一次，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上个月就寄了三百块，三百块够干什么？小敏幼儿园的学费都不够。”
我不知道说什么，又点了一根烟。
“我跟他说过，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跟我说，我带着小敏走，不碍你的事。他不吭声，电话里什么都不说，就嗯嗯嗯的，跟没听见一样。”她说着说着又开始哭了，但这次是无声的，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落在手背上，亮晶晶的。
“我今年二十六了。”她忽然说了一句不搭边的话。
我没有接话。
“我十六岁就跟了他。”她说，“十年了，我给他生小孩，我给他看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小了，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夜深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呜咽着，从县城的北边穿过去，往南边去了。那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回去吧。”她说，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撑着门框站起来，“外面冷。”
我也站起来，把烟掐灭在脚底下踩了踩。
她转身要进门，忽然停住了，一只手扶着门框，背对着我站着。走廊里的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后颈一小截苍白的皮肤，脊椎的骨节在皮肤下面微微隆起，像一排小小的山脊。
“小陈。”她说，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嗯。”
“你能不能进来陪我坐一会儿？”
我站在走廊里，冷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后背发凉。
“就坐一会儿。”她说，还是没有回头，“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我跟着她进了屋。
她把门关上，插上门闩，走到床边坐下来。我在那张折叠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跟她隔了大概两步的距离。屋里很乱，床上的被子没叠，地上扔着几团用过的纸巾，床头柜上的小圆镜倒扣着，梳子上缠着的头发比上次看见的更多。
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手指绞着睡衣的衣角。那件睡衣洗得发白了，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一小截锁骨。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了，声音低低的，“那盘带子，根本就没有卡住。”
我愣住了。
“我就是找个由头。”她说，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还有没干的泪光，“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这几个月我在这里，你是我唯一说过几句话的人。”她说着说着又开始掉眼泪，但不是之前那种崩溃式的哭，是一种很安静的流泪，眼泪无声地滑下来，她就那么让它流着，也不擦，“隔壁的王婶每次看见我都问‘你男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跟她说。老孙头每次喝了酒就来敲门，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些事我跟谁讲呢？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她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你不一样。”她说，“你不说话，但是你听着。”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不是什么好的评价，但也不像是坏的。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确定自己需不需要说什么。
“你坐过来一点。”她说。
我迟疑了一下，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再过来一点。”
椅子已经挨着床沿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映着灯泡的光，亮得不像话。她伸出手来，手指碰到我的手腕，冰凉冰凉的，像秋天的河水。
“小陈。”她叫我的名字。
我心脏跳得很快，快到自己觉得丢人。
“你别怕。”她说，声音轻轻的，像是在哄孩子，“我就想让你抱我一下。”
我没有动。
她慢慢地靠过来，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有一股洗发水的味道，就是那种最便宜的蜂花。她的身体贴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像一片风里的树叶。
我的手抬起来，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落在了她的背上。
她的后背很窄，睡衣底下能摸到脊骨的形状，一根一根的，硌手。她比我以为的要瘦得多。
我们就那么坐着，没有说话。墙壁上的钟走得很响，滴答滴答的，一秒一秒地切割着时间。走廊里不知道谁家的猫叫了一声，又安静了。
她在我肩膀上靠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她的眼睛很近，近到我能看清里面自己的倒影，小小的，模糊的，像隔了一层水雾。
“好了。”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伤心，像是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终于决定转身往回走了，“你回去吧。”
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我走到门口，拉开门闩，手指碰到门板的时候，听见她在身后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
我没回头，走出去，把门带上了。
走廊里的冷风让我清醒了一些。我站在自己屋门口，钥匙在手里攥了半天，没找到锁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感觉。那感觉太具体了，具体到我能回忆起她头发蹭过脖子时那阵酥麻的痒，能回忆起她身体的重量压在我手臂上的那种沉，能回忆起她身上那股蜂花洗发水的味道，混着一点肥皂和油烟的气息。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又闭上。
窗外月亮很大，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隔壁没有声音，连翻身的声响都没有。她在那边睡着了吗？还是也像我一样，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不知道那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但从那天晚上开始，有些事情彻底变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是一根慢慢拉紧的弦，越来越紧，紧到你知道它迟早会断，但又不知道会在哪一刻断，会在哪个音符上断。
第二天在走廊里碰见，她跟平常一样，冲我点了下头，“早”了一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早”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出了巷子。
但是到了厂里，坐在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包围着我，我还是会想起她。她靠在我肩膀上的重量，她头发蹭过我脖子时那阵酥麻。那些感觉太真实了，真实到我觉得这不像是我自己的生活，像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屋里睡觉，听见隔壁有动静。不是哭，是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是小孩的哭声，小敏在喊“妈妈不要打了”。我穿鞋下了地，走到隔壁门口，抬手想敲门，手举在空中停了很久，最后还是放下了。
我退回到自己屋里，关上房门，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
那边安静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有人在敲门，敲的是我的门。
我拉开门，看见林姐站在门口，头发散着，嘴唇上有一点血迹，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小敏不在她身后。
“小陈，”她说，声音抖得厉害，“你能不能把小敏送到她姥姥那边去？现在就去。”
“出什么事了？”
“他回来了。”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喝了酒。”
我往外看了一眼，走廊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摩托车，车牌是海南的。
“你待在这里别出去。”我穿上外套，走进她屋里。
小敏缩在墙角，看见我就扑过来，抱着我的腿不撒手。我把她抱起来，小丫头轻得像一捆棉花，两只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脸上的眼泪蹭了我一脖子。屋里没见到她那个所谓的父亲，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有人在洗澡。
我从后门出了巷子，把小敏送到她姥姥家，敲了半天门才开。老太太看见是我，又看见小敏哭成这样，什么也没问，把孩子接过去，往我手里塞了两个橘子，说了一句“麻烦了”，就把门关上了。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
林姐屋里的灯还亮着，卫生间的灯也亮着。我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该不该回去，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
站了大概十几分钟，卫生间的门响了，然后是脚步声，一个人在走廊里走，走到了林姐门口，敲了一下，没等里面回应就推门进去了。
我听不见屋里在说什么，只隐约觉得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然后门忽然开了，林姐从屋里冲出来，穿着那件米色的开衫，没穿外套，光着脚，头发乱成一团。她看见我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小陈，”她的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比这些都更底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被逼到了墙角，发现身后就是悬崖，“你带我去录像厅。”
“什么？”
“带我去录像厅。”她攥着我胳膊的手在发抖，“现在就去。”
身后那间屋子的门开着，灯光从里面泄出来，有人站在门口，黑乎乎的一个轮廓，看不清脸。
我没再问，抓着她手腕就往巷口跑。
我们没有去录像厅。录像厅这个点早就关门了。
我们跑到了河堤上。那条河从县城边上流过，河堤上没有灯，只有月光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白。秋天的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冷得人骨头疼。
她跑不动了，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跑的时候我就把外套脱了，披在她身上，她也没推。
她喘了很久才缓过来，直起腰，看着河面，不说话。
我在她旁边站着，也不说话。
“他明天就走了。”过了很久，她开口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会被风吹散，“他这次回来就是拿钱的，拿了钱就走了。”
我把手插在裤兜里，攥着那两个橘子，橘子的皮已经被我捏软了。
“小陈。”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月光把她的脸照得发白，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阴影，“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不是。”我说。
“你骗人。”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在月光下看起来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的边缘，“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你不是。”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闪了闪。
“你才二十一岁。”她说，伸出手来，手指碰了碰我的脸，冰凉的，跟上次一样凉，“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我说。
她愣了一下。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小了很多，然后收回了手，转过身去，面对着那条黑沉沉的大河。
我们在河堤上站了很久，久到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远处传来第一声鸡叫。她一直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没有走过去。我们就那么站着，中间隔着一步的距离，风吹过来的时候，她的头发会飘起来，拂在我的手臂上，像是什么东西在试探，又像是在告别。
天快亮的时候，她说：“回去吧。”
我说：“好。”
我们沿着河堤往回走，谁也没有说话。走到巷口的时候，天已经灰蒙蒙地亮了，早起的人家开始生炉子，青色的烟从低矮的屋檐下冒出来，在巷子上方飘散开来。
她停下脚步，把外套脱下来还给我。
“小陈。”她说。
我看着她。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你。”
我没有说不用谢。
她转身走进巷子里，走得很慢，光着的脚踩在青石板上，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风吹起她的头发和开衫的下摆，那个背影窄得像一张纸。
我站在巷口，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晨雾里。
那年冬天，她搬走了。
没有告别，没有留话。就是有一天我下夜班回来，看见隔壁的门开着，房东老太太带着人在打扫房间，墙上的挂历画撕掉了，床头柜上的小圆镜和梳子不见了，连那张折叠桌也被搬走了。地上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记，家具腿压出来的，像是什么东西存在过的证据。
“人呢？”我问老太太。
“走了。”老太太把一捆旧报纸塞进蛇皮袋里，“昨天晚上走的，叫了辆三轮车，大包小包的，说是去火车站。”
我想问去哪里了，又觉得问了也没用。
老太太直起腰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跟上次剥毛豆时一模一样，欲言又止。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弯下腰继续收拾。
我回了自己屋里，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
隔壁传来老太太扫地的声音，扫帚扫过水泥地面，沙沙沙沙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流逝。
我走到墙边，把耳朵贴上去。
那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没有了录相机运转的嗡嗡声，没有了小敏的笑声和哭声，没有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没有了洗澡的水声，没有了哭，没有了沉默。那堵墙壁变成了一堵真正的墙壁，完整的，密不透风的，隔开了两个世界。
我蹲下来，在那堵墙根底下蹲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彻底亮透了。
后来我很少再去录像厅了。
不是不想去，是去了也没意思。荧幕上的人还在那里打打杀杀，爱来爱去，可我觉得那些都是假的，假得不能再假。真正的生活不在荧幕上，真正的生活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在那些你听得到但看不见的声音里。
两年后我离开了那个县城，去了南方。纺织厂的工友们给我送行，喝了酒，说了好多话。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送行的人变成了一排模糊的影子。
我忽然想起了那盘带子。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跳进了黑色的海里，越漂越远。
我想起林姐跟我说那个结局的时候，脸上那种说不上来的表情。那不是嘲讽，也不是笑，那是一个人发现自己跟故事里的女人重叠了的时候，脸上会出现的神情。
她在那个故事的结局里看见了自己。
她不想跳海，所以她走了。
那时候我不懂这些。二十一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就像她说的。我坐在河堤上，坐在她的旁边，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攒够多少失望才会在一个深夜哭着跑出来，不知道一个人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会抓住一个陌生人的衣袖说你别走，不知道一个人要承受多少东西才能在哭完之后把脸擦干，笑一下，说谢谢你。
这些我后来才慢慢知道。
在南方，我在流水线上站过，在出租屋里哭过，在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过年过。我见过凌晨四点的街道，见过台风过后的狼藉，见过太多和我一样的人，被生活推着往前走，没有时间回头。
我学会了修理录相机之外的东西。学会了忍受孤独，学会了把话咽下去，学会了在合适的时候笑，在没人的时候把脸埋进枕头里。
但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在录像厅散场的时候拽住我的袖子，说我家有带子没看完。
那种带子，那种机器，那个时代，都过去了。录像厅早就拆了，变成了一家超市。录相机成了古董，连修的人都找不到了。县城有了自己的电影院，座位是软的，屏幕是大的，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嗑瓜子，没有人在黑暗中偷偷攥住另一个人的手。
一切都变得更好了，也一切都不同了。
今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县城，办事，住了两天。那条巷子还在，但是变窄了，两边的墙刷了新漆，青石板换成了水泥地，当年的宿舍楼已经拆了，原址上盖了一排三层的小洋楼，铝合金门窗，防盗网，空调外机嗡嗡地转。
我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不是进不去，是觉得没必要。
有个老太太从巷子里出来，提着一篮子菜，从我身边走过去，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有点像当年的房东，又不确定。二十多年了，人的样子会变，记忆也会变，你把两块变形的拼图往一起凑，怎么都对不上。
我走了。
走到街口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对方喂了一声，是个女的，声音有点哑，问我是不是陈师傅，说家里的DVD机坏了，能不能上门修一下。
我说我已经不修这个了。
她说哦，那谢谢，挂了。
我站在街口，手机举在耳边，听见嘟嘟嘟的忙音。
街对面的超市门口，有个年轻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孩，小孩在哭，女人蹲下来，用手背给他擦眼泪，嘴里说着什么，听不清。那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白色的T恤，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很瘦，后颈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
我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车站的方向走了。
阳光很烈，地上的影子很短。走在我前面的人，后面的人，谁也不认识谁。
上了车，靠窗坐下，大巴发动的时候，窗外的景物开始往后退。超市，女人，小孩，巷口，那棵老槐树，一切都在往后退，越退越快，最后变成了模糊的一团。
我从兜里掏出一副耳机戴上，手机里随机播放到一首老歌，不知道是谁唱的，旋律很慢，像是什么东西在往回走，又走不远，卡在某个地方，反复地转。
就像那盘卡在录相机里的带子。
齿轮咬合着，传动带绷紧了，画面停在某个瞬间，不再往前。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但你就是看不到，因为卡住了。你要么找人把它修好，要么就永远停在那里，停在那个画面上，反复地看，反复地想，看到最后连那个画面都模糊了，变成了雪花，变成了白点，变成了什么都没有的一片空白。
大巴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变成了单调的绿色。
我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车子一晃一晃的，像船在水面上走。恍惚间，我好像又闻到了蜂花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混着肥皂和油烟的气息，从很近的地方飘过来，近到像是有人靠在肩膀上。
我想起林姐搬走那天，墙上留下的那些印记。家具腿压出来的，方形的，圆形的，深深地嵌在水泥里，像是什么东西的化石。
我蹲下来摸过那些印记。
水泥是凉的，硬的，纹丝不动。
那个印记比什么东西都久。
我睁开眼睛，窗外已经变了样，县城不见了，田野不见了，连那条河都不见了。全世界都变成了高速公路旁边的风景，一样的树，一样的电线杆，一样的远山，退去，退去，不停地退去。
耳机里的歌放完了，换了一首，是我不认识的。
我没有切掉。
九十年代过去了，两千年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也快要过去了。
那些年里录相机变成了DVD，DVD变成了蓝光，蓝光变成了网络，一切都变成了数据，存在云里，你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只要你想看，随时都可以打开。
可是有些东西，你永远也打不开了。
不是因为它坏了，而是因为你把它放在了心里的某个角落，那个角落上了锁，钥匙不知道丢在了哪里。你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忽然想起它来，想起那个画面，想起那个声音，想起那个靠在你肩膀上的人，想起那股蜂花洗发水的味道。
你想把它翻出来再看一遍，但你找不到那盘带子了。
它卡在某个地方，在你的心脏最里面，齿轮咬合着，咔嗒咔嗒地响，永远在那个画面上停留，永远在那个夜晚停留，在那个河堤上，在风吹过来的时候，在她说出那句“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她说得对。
我什么都不知道。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可是已经晚了。
不，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了。
有件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盘带子，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跳进黑色的海里的故事，到底有没有被看完？
她说她看完了。
也许吧。
也许她没有。
也许带子真的卡住了，一直卡在某个地方，永远也没能放完。
也许她跟我一样，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跳了海，跳下去之后有没有人救她，救上来之后还能不能重新活过来。
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了。
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下了车，随着人流往外走，走出车站，走进这座南方城市闷热的夜晚里。霓虹灯亮着，车灯亮着，路灯亮着，到处都是光，亮得人眼睛疼。
我的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还是那个女声，哑哑的，带着一点不好意思：“陈师傅，实在不好意思，我找了别人，没人愿意上门，就一台旧机器，不值当跑一趟，你能不能帮帮忙？我看了价格，你报多少都行。”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人流从我身边涌过去，拖着箱子，背着包，有人往里走，有人往外走，谁也不看谁。
“什么牌子的？”我问。
“松下的。”她说，“老机器了，L15，我爸留下来的。”
我闭了一下眼睛。
“我明天上午过去。”我说。
“太好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她的声音一下子亮了，“我地址发你手机上。”
挂了电话，我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抬起头，天空在灯光的映照下变成了一种暧昧的橙红色，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只有灰蒙蒙的一片。
我翻了一下通讯录，想找个人说说话，翻了半天，手指停在了一个名字上，又划了过去。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开了，车窗外的灯红酒绿变成了拉长的线条，红的，绿的，黄的，拖曳着，流淌着，像是什么东西在时间里溶解了。
我靠在后座上，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吹在脸上，热乎乎的。
明天要去修一台L15。
二十六年了，这东西还没绝迹。
我笑了笑。
出租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来等红灯，旁边并排停着一辆摩托车，骑车的是个年轻女人，穿着白衬衫，长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然后绿灯亮了，摩托车轰的一声蹿了出去，拐了个弯，消失不见了。
我盯着那条空荡荡的马路看了一会儿。
什么都没看见。
红灯变成了绿灯，出租车动了，我也动了，继续往前。
一直往前，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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