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五大书记齐聚天安门，唯独任弼时缺席，主席亲自下令：不准去！|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五大书记"里的四位，并肩站在城楼上。下午三点，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那句改变中国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城楼下三十万军民欢呼雷动，礼炮震动九州。

可是，细心的人如果往城楼上看一眼，会发现少了一个人。

五大书记，只到了四个。那位缺席的，是任弼时。

他没在天安门，他在玉泉山。他和妻子陈琮英坐在休养所的廊檐下，守着一台收音机，从里面听着自己战友的声音，听着礼炮，听着那个他用半条命换来的早晨。

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那一声"成立了"的时候，任弼时对妻子说了一句："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这句话，他说的很轻，但分量很重。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胜利是怎么熬出来的——是用命熬的。

任弼时是个什么人？

叶剑英后来评价他是"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骆驼这东西，不像马跑得快，也不像牛显得壮，但它能扛。任弼时就是这样一个人，组织上交代的事，他从不讲价钱，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能走一百步，绝不肯走九十九步。

这个性格，害了他。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任弼时和毛泽东一起住在香山。进了北平，别人都觉得胜利在望可以喘口气了，他却更忙了——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要开，全国青年大会要筹备，文件要看，干部要谈。5月8日那天，他直接晕死过去，医生判断是眼底血管出血引起的昏迷。

其实他的身体早垮了。早年两次被捕，敌人用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落下一身的病根。七大之前，他的病就发作过，后来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柯夫医生诊断，他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米尔尼柯夫私下跟毛泽东汇报：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的脑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视力，病情相当严重。

毛泽东听了，深深叹了一口气。

中央下了死命令：任弼时必须停止工作，立即休息。4月18日，他被塞进玉泉山休养所，主治医生黄树则、保健医生刘佳武跟着一起住进去看着他。

可这个人，根本歇不住。

有一次他工作到凌晨三点，警卫员邵长和拉着米大夫一起去劝他休息。他一见两人进来就开玩笑："你们俩都起来干什么？约会的？"米大夫给他量完血压，发现高压又飙到220，心律不齐，脉搏每分钟110跳，当场让他躺下。他从床上慢慢坐起来，说："不会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经习惯，有了抗病力。"邵长和劝他明天再看文件，他摸着警卫员的头说："同志们，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战，才迎来夺取全国胜利的好时机。有多少事情急需要办啊！我们能躺得住吗？"他挥着手，攥着拳头："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这就是任弼时。医生拿他没办法，毛泽东拿他也没办法。

6月9日，毛泽东特意派人送了一缸红鱼到任弼时的住处，附了一封亲笔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六月九日。"

一条小鱼，是战友最深情的唠嗑。那时候新政协筹备正紧，刘少奇准备出访苏联，毛泽东自己忙得脚不沾地，却惦记着玉泉山里那个躺不住的病人。

可是到了10月1日这天，问题来了——开国大典，去，还是不去？

任弼时当然想去。这是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二十多年盼来的那一天，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共同迎接的时刻，他怎么可能不想站到天安门城楼上？他甚至向毛泽东恳求过：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不能不亲临现场，我的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医生给的结论很冷酷：他现在完全无法经历开国大典的场面，否则激动与兴奋，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毛泽东不再让步。

主席亲自下令：不准去。

这不是狠心，这是护短。是怕他。怕他一站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听着那一句"成立了"，血脉一涌，脑子里的那根脆血管——崩了。

所以开国大典那天，玉泉山休养所的廊檐下，任弼时坐着小板凳，守着收音机。为了了却他的心愿，党中央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让他正在八一小学读书的小女儿任远征，代表父亲去天安门参加大典。

那天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任弼时看不见，他只能从收音机里听。

典礼结束后，他破例让司机把女儿从城里接回玉泉山。任远征回到家的时候，发现父亲早就眼巴巴地坐在小板凳上等她。女儿手舞足蹈地讲天安门上的盛况，讲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讲升起来的五星红旗，讲阅兵的队伍走过长安街。任弼时听着，眼里有泪花。

他没去成，但他听见了。他听见了那个新生的中国，在他半生拼命换来的那个早晨，醒来了。

开国大典之后，中央送任弼时去了苏联治病。11月21日，毛泽东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赴苏治病一事。11月底，任弼时赴苏治疗，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景山东街任弼时的寓所探望。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医生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毛泽东与任弼时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12月16日，毛泽东自己也到了苏联访问。他专程到莫斯科皇宫医院去看任弼时，听他报告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后来又赶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再看望自己的这位老战友。

苏联的医生是真管用。到1950年春，他的高压从240毫米汞柱降到了160，基本正常。5月28日，任弼时回国。

他是真的好了吗？并没有。只是他觉得自己好了。

6月26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恢复工作。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每日不超过四小时"——这八个字，是毛泽东给他上的紧箍咒。

可是任弼时怎么可能只干四小时？他一恢复工作，就听取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的汇报，每天阅读电报、查看地图，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出四小时。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朝鲜战局，医生规定他"到睡眠时间应退席"，他常常坚持到深夜。他还在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

这一年，任弼时终于弥补了遗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他站在一年前本该站的位置上，看着广场上走过的队伍，看着飘在天空的红旗。这一次，他是亲眼看见的。

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

27天后的10月27日，任弼时突发脑溢血，溢然长逝，年仅46岁。办公室一页翻开的日历，定格了他的生命。

毛泽东沉痛无言，亲自看他入殓，为他覆盖党旗，亲扶灵柩，并庄严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