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1· 揣20元闯美捐千万回馈|交响乐团|华裔|南加州|尼克松|慈善家|美国故事

【留美学子】第3868期

13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陈屹视线】导语

2026年，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向全美华人发起《我和我的美国》纪实文学征集。我有幸受邀，与陈瑞琳、陈肃一同担任特邀评委。但比起"评委"这个身份，我更想说出这场比赛的真正意义——它播种的，不是奖项，而是记忆。每一篇文字,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集体经验光谱上的一道光。

美国是无数普通人——包括许多"外来者"——用双手一寸寸抬起来的重量。他们没有在两种文化间"二选一"，而是让自己成为两种文明彼此确认、彼此看见的媒介。移民史，从不是单方奋斗史，而是多个族群之间，无数次具体善意的交换总和。这些文章无意中留下了美国普通人的群像——这份记录本身，已是史料。

石子投入水面，涟漪自会扩散。当这些故事被读到、被传播、被认可，会有更多尚未动笔的第一代移民，看见同龄人、同乡人的经历，诞生“我也可以写”的冲动。

这证明了一件事：普通人不缺故事，缺的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平台、一次郑重的邀请——一旦被认真邀请，他们愿意坐下来，把一生写清楚，配得上被历史看见。

第一代移民，终将老去,终将从历史现场退场。没有被文字固定的记忆，就会像口述历史一样,随讲述者的离去而永远失落——这是留给这一代人最后的窗口期。

【留美学子】将陆续转载《我和我的美国》的征文内容。

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一段正在发生、却极易被忽视的移民史，留下第一手证词。它们不是宏大叙事，却比许多宏大叙事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肌理——因为历史，终究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一天,做出具体选择的总和。

这一程，你是否认真地活过？是否诚实地记下了自己的脚印？

《我和我的美国故事》连载系列001 从二十美元到千万慈善 ——一个华人创业者对美国社会的回报

编者按：这是一位华人创业者亲笔写下的半生回望。从上海弄堂里的清贫童年，到崇明岛七载知青岁月；从口袋里仅揣二十美元踏上异国土地，到创建上百家连锁餐厅、跨界经营数家公司；从被同胞冷眼相待的穷留学生，到累计向美国社区捐出数千万美元的慈善家——张祥华先生用朴素而真挚的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洪流与一个生命的倔强。他说，他最大的体会不是如何赚钱，而是“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本期连载，讲的不是怎么赚钱，讲的是一个人有了钱之后，该怎么与这个世界和解。

50年代，我出生在上海弄堂，小名“大头”，父亲曾是“咖啡大王”；

70年代，我在崇明岛插队七年，学会了在泥泞中生存；

80年代，我攥着母亲给的20美元，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

今天，我累计向南加州社区捐出了数千万美元。

我不是美国最富有的华人，但我可能是最想改变“华人财富流向”的那一个。

上个世纪50年代

我出生在上海，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因为我头大，得了个小名叫“大头”。父亲张宝存头脑灵活，善于经营，曾是上海滩有名的“咖啡大王”。后来因时代变迁，家境转折，我的童年生活异常清贫，也让我很早学会了坚韧与适应。

1973年，我高中毕业下放到崇明岛，那是一段艰苦而漫长的岁月。日子一天天度过，苦涩一点点沉淀，我也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七年多的知青生活，让我明白，一个人只有吃过苦，才更懂得生活的艰辛，也会为未来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大哥张祥兴去了美国投奔二伯父张宝林。大哥写信回来，鼓励我报考美国的音乐学校。我看了信，心里开始活动了。

1980年初，我拿到帕萨迪纳城市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去上海的美领馆签证。那天寒风瑟瑟，梧桐树叶被狂风吹落，铺满了街道，可是我的信心满满，坚定不移地要闯出一条人生道路。也许是老天爷在帮我，那天去签证的有六七十个人，最后只通过了七八个，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初到美国

1980年11月27日，我背着心爱的单簧管、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还有母亲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钱给我换好的二十美元，到了美国。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有大哥大姐照应，日子还是很紧。但我很快意识到，在这里只要肯努力、肯付出，机会是可以靠自己争取到的。

最令我着急的是学费。那时候学费不算贵，可对我来说还是一大笔钱。为了攒学费，我到处打工。做加油站的收银员、餐馆的服务员、洗碗工、刷油漆的小工，只要能挣到钱的脏活累活我都干过。之前下乡插队所受的罪，为我洋插队的艰难生活做好了铺垫。加上我心中有梦，所以无论干哪一行都能脚踏实地，以苦为乐。

我一直想着音乐，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拿起单簧管。可是有两件事，把我的人生轨迹给改变了。

1981年的一天，我去橙郡Costa Mesa市的一家中餐馆找工作。餐馆经理是个上海人，文革前过来的。我暗自高兴，心想老乡见老乡，总能有个照应吧。没想到那个人的态度特别傲慢，说话冷冰冰的。他一听我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就说不录用。他还说：“大陆来的学生又偷钱又偷东西。”

我当时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滴血不止。我没想到，自己的同胞竟然比美国人还冷血。我当场就反驳他：

“你别看不起国内来的人，我一定会活出样子给你看。”

后来我在橙郡的另外一家中餐馆燕京饭店找到了工作。可是刚上班没几天，在厨房切冷冻鸡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左手，食指的神经也受了伤。十指连心，冰冷的冻鸡经常把我疼得浑身是汗。手伤了，单簧管也练不成了。我特别难过，流着眼泪想了一夜，决定先把音乐梦放一放，专心打工赚钱。

那个时候，我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语言不通，学习压力特别大，因为一旦学业出现问题，移民局就会找上门来。我开着一辆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手的老爷车，在人生的路上艰难地摸索、坚持着。两年多下来，我竟然攒了七千二百美元，都是我一块钱一块钱积攒起来的，是我一滴一滴汗珠挣出来的。这笔钱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也许是遗传到了我父亲做生意的基因，我很快意识到，美国餐饮业的商机很大，但是必须特别肯干、能吃苦。我不能老给别人打工，得自己当老板。

1983年，我用那七千二百美元，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钱，凑足了两万美元，在橙郡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市盘下一家中餐馆，起名叫“新上海餐厅”，英文名叫“Shanghai Charlies”。我哥我姐都是股东，但由我来经营。

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什么都得自己干，我一个人忙里忙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累到病倒。不幸的是，第一个月我就赔了三千七百美元。但我没泄气，继续发广告、改菜单、提升菜品质量。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家餐厅做下去，为华人在美国的生存杀出一条血路。到了第七个月，苍天有眼，雨过天晴，我的餐厅终于扭亏为盈了。

1984年，我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个从台湾来的女孩子，她叫王翠玲，是一个温柔谦恭、吃苦耐劳的人，待人接物让我感觉特别舒服。我们俩以前都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一见钟情。多少个黎明我俩相伴出发，多少个夜晚我俩相拥而归，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一年后，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有了翠玲在身边，我感觉人生的道路宽阔了许多，什么坎儿都能过去。她帮我打理餐厅，我全心全意扑在经营上。我们俩成了生活中的伴侣、生意上最好的搭档。

二、创立“拿筷子”

1988年，我在餐饮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几年，生意做得不错，但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瓶颈期。我们餐馆的管理方式、经营理念都比较传统，要想再往上走，必须得改变。我明白，做餐饮要想上台阶，就得做出品牌，得拥抱美国主流文化。

1989年，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创立中式快餐连锁店“拿筷子”（Pick Up Stix）。这个品牌跟传统中餐馆不一样，我们把中餐标准化、连锁化，采用美式快餐的模式来运营。

这个品牌，说白了，就是用美国人的思维来开中餐馆。服务员不限于华人，我们开始请白人。菜单上的菜名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以前有些中餐菜名翻译得不好，比如鱼香肉丝，菜单上写成了“鱼腥味的肉丝”，老外一看就摇头。“夫妻肺片”更是翻得吓人，我们根据美国人的习惯，把所有菜名都重新翻译了一遍。

“拿筷子”发展得很快，每年新增五六家分店。从橙郡开始，一路南下到圣地亚哥，北上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到1998年，餐馆的分店已经开了五十家。在踏入新世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年销售额达到了五千万美元。

在美国奋斗了二十年后，我终于站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上。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会继续往前冲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拿筷子”卖了。

那年我才四十四岁。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卖？

其实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找我们收购的美国公司开出的条件确实不错；二是做餐饮太辛苦了，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我有两个孩子，可我很少有空陪在他们身边。我觉得，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2001年，我将“拿筷子”以五千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卡尔森集团。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为两个月后，“9·11”事件爆发，卡尔森集团的业绩大受打击。如果这笔交易晚两个月完成，很可能就无法实现了。

我继续以CEO的身份经营“拿筷子”到2003年，之后就全身而退了。那时候，“拿筷子”在全美已经拥有一百四十六家分店。

离开餐饮业后，我并没有停下来。我在河滨郡科罗纳市创立了“美国无菌包装公司”，花大价钱引进全美第一台意大利进口的全自动无菌饮料包装机。我看中的是这个市场的空白。结果回报很丰厚，公司每年利润达到八百万美元。2012年，我又以六千万美元的价格把这个公司卖给了爱尔兰的一家上市公司。

之后我又做过房地产开发，也做过保健品，都还算顺利。经商四十多年，我转换过好几个行业。每次做的行业看起来相互完全不搭界，但我总能找到切入点。要说秘诀，我觉得眼光和魄力缺一不可。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念我的父亲，我血管里流着的是他的血，走的是他的路，实现的是他多年的梦想。我的观点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都要有自己的亮点和特点。另外，投资的行业得是可持续的，不能做一锤子买卖。

三、重拾音乐梦

从一个口袋里只有二十美元的穷小子，到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站稳脚跟，我算是功成名就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想一些别的事情。

2014年，我去看了太平洋交响乐团的演出，看完以后特别受触动。坐在台下，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崇明岛苦练单簧管的日子。我心里想，我现在有能力了，应该回馈社会，帮助别人实现音乐梦想。

我当场就给乐团捐出了一笔款项。两年后，我花了八百万美元买下尔湾商务区的一栋办公楼，创办了橙郡音乐和舞蹈学院，是非营利性质的。然后我把大楼的一半，无偿捐给了太平洋交响乐团做办公室用。

音乐把我带到了美国，它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一直不断前进的动力。我希望这份传承能继续下去。

学院发展得很快，来学习的本地各族裔孩子越来越多。疫情之前，我还搞过“中国小钢琴家演奏会”和中美小钢琴家“音乐之夏”系列活动。我邀请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来洛杉矶，跟本地孩子交流，一起切磋琴艺。看着这些年轻人用音乐传递友谊，我心里特别高兴，甚至比我自己登台表演更高兴。

在南加州华人社区，大家都说我乐善好施，其实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自己有能力了，就应该做一点实事。我不仅赞助太平洋交响乐团这样的专业团体，也支持飞扬合唱团这样的华人“草根”音乐团体。美国飞扬合唱团是由几十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声乐爱好者组成，每年新春，飞扬合唱团都会跟太平洋交响乐团联合举办“爱宴”新春音乐会，演出曲目多取自中国传统音乐。我连续多年资助，这个音乐会越办越受欢迎，甚至一票难求。

四、关于慈善的思考

做了多年慈善，我慢慢有了一些更深的想法。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美国的富人，身家几十亿、上百亿美元，最后绝大多数都会捐给慈善机构？而中国的富人，好像想法很一致，就是把财富留给孩子。

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一直处在两种文化的融合当中。我渐渐意识到，华裔族群如果真的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财富观念一定需要改变。主动回报社会，这堂必修课不能缺。在这方面，我愿意做一个开拓者。

南加州有上百万华裔，我不是最富有的，但在慈善这件事上，我尽了自己的心力。慈善不在于金额多少，而在于是否怀有回馈社会的心。到目前为止，我已成为尼克松图书馆、亚洲研究中心、太平洋交响乐团、宝尔博物馆、查普曼大学等二十多个机构的捐赠人，累计捐赠了数千万美元。

2014年，我获得了全美少数族裔组织联盟颁发的埃利斯岛杰出移民奖，这与我多年来参与慈善密切相关。

我一直很在意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像尼克松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机构，我从来都不惜重金支持。在我看来，华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要赢得理解与尊重，就得通过实际行动参与社会，体现出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做慈善，也是希望以自身的努力带动更多同胞参与其中，共同提升我们华人群体的社会形象与尊严。

2017年6月，我突发中风。虽然不是很严重，但那次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康复之后，我回馈社会的心更坚定了。那年10月，我获得了Arts of OC颁发的艺术慈善家奖。次年，我和太太被美国募捐专业协会评为2018年美国慈善日“年度慈善家”。

2023年5月，我向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捐赠了一百多万美元。我的老朋友、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芝称赞我是华人社区真正的慈善家。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

说到尼克松图书馆，我跟它的缘分不浅。

2022年2月，我穿着红色唐装，捐赠五十万美元，赞助图书馆主办的纪念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晚宴。那天晚上，中美政商界的名流都来了，我代表南加州华人社区致辞，感谢尼克松总统为中美关系以及华裔移民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我说：“饮水思源，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感谢尼克松总统。他改变了中美关系，也因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2023年5月，尼克松图书馆公布了一个新的发展计划，拟投资四千万美元用于公民教育和展馆扩建。我和太太再次捐赠两百万美元。作为尼克松基金会的财务长，我将这笔捐赠视为送给图书馆的一份心意，也作为自己六十八岁生日的一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