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一文讲清！|五行|先天八卦图|后天|洛书|生克|生肖位次

先天八卦图，又称伏羲八卦，是古人用来推演世界空间时间各类事物关系的工具。后天八卦图，又称文王八卦图，是中国古代易学术语，相传为周文王姬昌所创，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核心描述四季更替与万物生长规律。今天小编将以多重证据链的学术模式，与大家分享关于这两个图式的原委渊源，本文不涉迷信，重在文化正确导向，正本清源科普传统的文化。编者按

第一章溯源与正名

经典文献中的八卦图说

《周易》经传中的方位雏形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其《说卦传》虽为后世所附，却承载了八卦方位体系最原始、最核心的文本依据。其中“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与“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两段文字，构成了后世所谓“先天”与“后天”八卦图式的直接文献母本。二者并非并列的两种图式，而是《说卦传》中对八卦不同维度的两种哲学性描述，其差异源于观察视角与功能指向的根本不同。

“天地定位”一节，以静态的对峙关系构建宇宙的本体结构。其核心在于“定位”二字，即确立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四组对立物象在空间中的根本性相对位置。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释“天地定位”为“乾坤相交错”，强调乾为天、坤为地，一阳三画、一阴三画，其性质截然对立，故“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非地理方位，而是形而上的宇宙秩序：

乾为纯阳，居上；

坤为纯阴，居下；

离为火，其性炎上，故在东；

坎为水，其性润下，故在西；

震为雷，动于下，故在东北；

巽为风，入于上，故在西南；

艮为山，止于上，故在西北；

兑为泽，悦于下，故在东南。

此局中，八卦以阴阳对偶为原则，两两相对，构成一个能量均衡、互不相侵的静态模型。邵雍称此为“乾坤纵而六子横”，意指乾坤为轴，六子为环，其排列逻辑源于“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宇宙生成序列，是“易逆数也”的体现，即逆向追溯万物本源的哲学图式。

震为东方，春之始，阳气初生，故“帝出乎震”；

巽为东南，风行草偃，万物齐发，故“齐乎巽”；

离为南方，日中之象，光明普照，故“相见乎离”；

坤为西南，承载万物，滋养生长，故“致役乎坤”；

兑为西方，秋收之季，万物喜悦，故“说言乎兑”；

乾为西北，秋尽冬始，阴阳交战，故“战乎乾”；

坎为北方，水藏于下，万物归藏，故“劳乎坎”；

艮为东北，终而复始，故“成言乎艮”。

此序列与一年二十四节气、十二时辰、十二月建紧密对应，如《说卦传》自注：“震东方也”“离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其方位体系与中原地理气候特征高度吻合，是农耕文明对自然节律的符号化总结。后世称此为“后天八卦”，实为“文王八卦”，其本质是“人道”对“天道”的顺应与实践模型。

宋代的理论图式化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康节，是北宋“图书易学”的核心人物。他继承陈抟之学，以“数”为解《易》之钥，提出“先天之学”概念。在《皇极经世》中，邵雍系统构建了“伏羲先天图”体系。他将“天地定位”一节视为伏羲所创的“本然之象”，并依据“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加一倍法，推演出八卦的次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序非依《说卦》之文，而是依阴阳爻生发的逻辑顺序，即从纯阳乾卦开始，逐爻变阴，直至纯阴坤卦，形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型。在此基础上，他将此序排列为方位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此即后世所称“先天八卦方位图”。邵雍强调此图“非创意以作”，而是“孔子《系辞》述之明矣”，将伏羲之名与《说卦》原文嫁接，赋予其“圣人不传之秘”的神圣性。他更提出“天根月窟”之说，以乾巽之间为月窟（阴生之始），坤震之间为天根（阳生之始），将八卦图与月相盈亏、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相联系，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宇宙循环模型。

朱熹（1130-1200）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邵雍之学推崇备至。他在《周易本义》卷首，将邵雍所传的“伏羲先天八卦图”置于九图之首，其地位远超《河图》《洛书》，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朱熹在《易学启蒙》中进一步阐释：“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他将“先天”定义为“体”，即宇宙未分、阴阳未动的本体状态；将“后天”定义为“用”，即阴阳交感、万物流行的人间世界。他明确指出：“后天八卦”即《说卦传》“帝出乎震”所言之方位，其数依洛书为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中宫为五。朱熹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采纳了邵雍的图式，更通过理学“理气论”为其赋予哲学合法性。他认为，先天图是“理”的体现，后天图是“气”的流行，二者构成“体用不二”的完整宇宙观。他将“先天为体，后天为用”确立为易学的根本原则，使两种图式从文本的两种描述，升华为一个统一的、层级分明的哲学体系。

第二章图式与内涵

先天、后天八卦的结构对比

方位与次序

先天八卦的方位体系，以“天地定位”为根本依据，其图式为：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

此排列并非依循地理实际，而是以阴阳对峙为逻辑核心。乾为纯阳，象征天，居于至高之南；坤为纯阴，象征地，居于至卑之北，形成“天尊地卑”的垂直轴线。离为火，其性炎上，故列于东；坎为水，其性润下，故列于西，构成“水火不相射”的水平轴线。其余四卦依“山泽通气”（艮兑）、“雷风相薄”（震巽）之对偶关系，对称分布于四隅。其卦序则依“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加一倍法推演：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此序非依《说卦》之文，而是从纯阳乾卦开始，逐爻变阴，直至纯阴坤卦，形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序列。其数字之和，对宫相加恒为九（如乾一与坤八、兑二与艮七），暗合“九”为阳数之极的数理哲学，象征宇宙本体的圆满与对称。

后天八卦的方位体系，则以“帝出乎震”为直接文本来源，其图式为：

离南、坎北、震东、兑西、巽东南、艮东北、坤西南、乾西北。

此排列与中原地理气候及农耕文明的节律高度吻合。离为火，象征太阳，居于正南，对应夏季日中之象；坎为水，象征月亮与寒藏，居于正北，对应冬季万物归藏；震为雷，象征春阳初动，居于正东，对应春分之始；兑为泽，象征秋收之悦，居于正西，对应秋分之末。其余四卦依“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的动态流转顺序，构成一个顺时针的循环。其卦序与数字配属，据《周易本义》所载，依洛书之数：

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中宫为五，不列于八卦之列。

此数字序列与先天八卦的“逆数”（从乾至坤）形成鲜明对比，其对宫相加恒为十（如坎一与离九、坤二与乾八），暗合“十”为天地之全数，象征“合十”之圆满，与五行生克的循环相生逻辑相契。

此结构差异，绝非简单的方位调整。先天八卦的“对峙”结构，构建了一个以阴阳为轴、无时间流动的永恒本体；后天八卦的“流行”结构，则将此本体置于时间的河流中，使其成为可被感知、可被利用的自然节律。前者是“理”的图示，后者是“气”的运行。这种从静态到动态、从本体到现象的转化，正是宋代易学从汉唐训诂之学转向理学本体论建构的关键标志。

先天“对待”与后天“流行”

“对待”是先天八卦的哲学内核。它强调的是宇宙本体中阴阳二元的绝对对立与永恒平衡。在“天地定位”一节中，乾坤、艮兑、震巽、坎离四组卦象，被严格地安排在空间的对角线上，形成四组互不相侵、互为镜像的对偶关系。

乾与坤，一为纯阳，一为纯阴，是天地之本；

离与坎，一为明火，一为暗水，是生命之源；

震与巽，一为动雷，一为入风，是气机之始；

艮与兑，一为止山，一为悦泽，是物象之终。

这种“对待”并非冲突，而是“不相射”——水火不相灭，雷风相激而生，山泽通气而生云雨。它揭示的是宇宙生成之前，阴阳未分、对立统一的“无极”状态。正如朱熹所言，先天图是“体”，是“理”的体现，是“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的本然之象。其哲学意蕴在于，一切变化皆源于此永恒的、静态的对立结构，它是宇宙的“常”与“定”，是超越时空的形上法则。这种“对待”观，与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相通，但被邵雍赋予了更严密的数理秩序，成为理学“理一分殊”本体论的图式表达。

“流行”则是后天八卦的哲学灵魂。它不再关注静态的对峙，而是描绘阴阳二气在时间维度中的动态流转与相互转化。《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以八个动词——“出”“齐”“见”“役”“说”“战”“劳”“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不可逆的时空演化链条。此“帝”非人格神，而是自然运行规律的拟人化，即“道”或“理”在气化层面的显现。

震为东方，春之始，阳气初生，故“帝出乎震”；

巽为东南，风行草偃，万物齐发，故“齐乎巽”；

离为南方，日中之象，光明普照，故“相见乎离”；

坤为西南，承载万物，滋养生长，故“致役乎坤”；

兑为西方，秋收之季，万物喜悦，故“说言乎兑”；

乾为西北，秋尽冬始，阴阳交战，故“战乎乾”；

坎为北方，水藏于下，万物归藏，故“劳乎坎”；

艮为东北，终而复始，故“成言乎艮”。

此序列与二十四节气、十二时辰、十二月建紧密对应，如《说卦传》自注：“震东方也”“离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其本质是农耕文明对自然节律的符号化总结。后天八卦的“流行”，是“用”，是“气”的运行，是“生生之谓易”的具体体现。它强调的是阴阳的依存、转化与五行的生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宇宙从本体到现象、从静到动、从无到有的具体化过程。前者是“道”，后者是“器”；前者是“理”，后者是“事”。这一哲学框架，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先天之本”（肾精）与“后天之本”（脾胃）的理论，以及武学中“先天筋骨”与“后天训练”的区分，成为中华文化中理解生命与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

从“太极”到“八卦”的两种演绎

邵雍所建构的先天八卦图，正是对“易有太极”这一命题的“逆数”演绎。其核心逻辑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加一倍法。此过程并非从“太极”生出“两仪”（阴阳），再由“两仪”生“四象”（少阳、太阳、少阴、太阴），最后由“四象”生“八卦”的线性推演，而是以“太极”为起点，通过爻画的逐层分化，直接生成八卦的次序。在邵雍的《皇极经世》中，他将“太极”视为一个未分的点：

第一层分化为“两仪”——阳爻（—）与阴爻（--）；

第二层分化为“四象”——阳阳（乾）、阳阴（兑）、阴阳（离）、阴阴（巽）；

第三层分化为“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此生成顺序，正是先天八卦的卦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一过程是“逆数”，即从最复杂的“八卦”回溯到最简单的“太极”，是“知来者逆”的体现。它强调的是宇宙生成的逻辑先在性，八卦的排列顺序是其内在数理结构的必然结果，而非对自然现象的简单模仿。因此，先天八卦图是“体”，是“理”的图示，是“无字天书”，其数字序列（1至8）与河图之数相呼应，被视为宇宙生成的“本然之数”。

后天八卦的生成路径，则是对“太极”生“两仪”至“八卦”的“顺数”演绎，其核心是“阴阳交感，五行生克”。它不从爻画的抽象分化出发，而是从“帝出乎震”这一动态的、时间性的描述入手。在此路径中，“太极”生“两仪”（阴阳）后，阴阳二气在“四象”阶段，已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的属性相结合。震为木，离为火，兑为金，坎为水，而坤、艮为土，乾、巽为金木之变。八卦的生成，是阴阳二气在特定时空（方位、季节）中，与五行之气相互作用、流转的结果。例如，震卦（一阳生于二阴之下）象征春木之生发，其能量由东方之气所主导；离卦（二阳布于一阴之外）象征夏火之繁盛，其能量由南方之气所凝聚。后天八卦的卦序（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其数字并非源于爻画的加一倍法，而是依“洛书”之数，其“五”居中，为五行之本，其余八数围绕其旋转，构成一个动态的、循环的“气”的运行网络。此路径是“顺数”，即“数往者顺”，是“知来者顺”的体现。它强调的是宇宙生成的经验实在性，八卦是阴阳五行之气在天地间运行的“象”，是“气”的具体化。因此，后天八卦是“用”，是“气”的图示，是“有字之书”，其功能在于解释万物的生、长、收、藏。

这两种路径，构成了“体用不二”的完整宇宙论。先天八卦的“体”，是宇宙的“理”与“数”，是永恒不变的结构；后天八卦的“用”，是宇宙的“气”与“象”，是千变万化的现象。朱熹将此关系提升至理学的高度：“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图说解》）“太极”是本体之“理”，“动静”是其在“气”中的显现。先天八卦是“理”的静态呈现，后天八卦是“理”在“气”中的动态运行。二者如同“月印万川”，同一个“太极”之理，通过先天的“体”与后天的“用”，在不同的层面得以展现。

家庭、时空与万物的卦象对应

先天与后天八卦的哲学内涵，通过其象征系统的扩展，最终渗透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宇宙本体的抽象思辨，落地为具体的生活伦理与时空认知。这种扩展，以“家庭伦理”与“时空对应”为核心，将抽象的卦象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文化符号。

在家庭伦理层面，两种八卦图均以“父母六子”模型构建了宇宙与人伦的同构关系。《说卦传》明确指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一“父母生六子”的模型，是理解八卦社会学意义的关键。在先天八卦中，此模型体现为一种静态的、对称的家族结构：乾父与坤母居于南北轴线，形成家族的根基；长男震与长女巽、中男坎与中女离、少男艮与少女兑，分别对称分布于四隅，构成一个完整、均衡、无时间流动的家族谱系。这种结构强调的是“定位”与“秩序”，是宇宙本体在人伦中的投射，其哲学意蕴在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源于对天地自然秩序的遵循。而在后天八卦中，此模型则被赋予了动态的、功能性的伦理意义。

乾父居于西北，为秋金之位，象征威严与终结；

坤母居于西南，为土之位，象征承载与滋养；

长男震居于东方，为春木之位，象征新生与行动力；

长女巽居于东南，为风之位，象征渗透与沟通。

这种排列，将家庭成员的角色与自然节律、社会功能相绑定：

震为长男，主生发，故为家之主事者；

巽为长女，主风，故为家之协调者；

离为中女，主明，故为家之光明；

坎为中男，主劳，故为家之守成者；

兑为少女，主悦，故为家之欢愉；

艮为少男，主止，故为家之根基。

后天八卦的“流行”原则，使家庭伦理从静态的“定位”转变为动态的“责任”与“角色”，成为儒家“修身齐家”思想的图式化表达。

在时空对应层面，后天八卦的象征系统得到了最充分的展开，其与自然节律、地理方位、时辰历法的对应，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实践基础。后天八卦的方位（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直接对应了四季（夏、冬、春、秋）与四方（南、北、东、西）。在此基础上，其与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建、十二时辰形成了精密的对应网络。例如，

震卦对应春分，为二月，主木；

离卦对应夏至，为五月，主火；

兑卦对应秋分，为八月，主金；

坎卦对应冬至，为十一月，主水；

坤卦对应长夏（六月），主土；

艮卦对应立春（正月），主土。

在十二时辰中：

子时（23:00-1:00）为坎，主水，为夜半；

午时（11:00-13:00）为离，主火，为日中；

卯时（5:00-7:00）为震，主木，为日出；

酉时（17:00-19:00）为兑，主金，为日落。

这种对应，使八卦图成为古代农耕社会的“时间地图”与“空间指南”。在堪舆学（风水）中，后天八卦是判断宅地吉凶的核心工具。通过“九宫飞星”法，将洛书九星（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排布于后天八卦图上，即可分析不同方位的吉凶气场，指导房屋朝向、门窗开闭、家具摆放。如乾卦（西北）主事业，为“天门”，宜高不宜低；坤卦（西南）主妻财，为“地户”，宜厚实。而先天八卦，则多用于确定“气”的根本流向，如在大型建筑群或城市规划中，以先天八卦的“天地定位”为基准，确定整体的气场轴线，再以后天八卦进行细节调整，体现“先天为体，后天为用”的原则。

第三章应用与流布

术数实践与史料互证

堪舆术的体用结合

风水堪舆之术，作为中国传统空间哲学的实践形态，其核心在于“气”的辨识与调和。而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在此体系中并非并列的两种方位图式，而是构成“体用不二”之完整逻辑的两个层级——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这一原则在风水罗盘的结构设计中得到了最精密的体现。

罗盘，作为堪舆师的“天人感应之器”，其核心盘面通常刻有“三盘”：正针、缝针与中针。其中，正针（亦称“地盘”）所依循的方位体系，正是以先天八卦为基准。其依据源于《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静态宇宙模型。在正针上，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格局被严格固定，其目的在于确立宅地或墓穴的“根本气场”与“天地之位”。此为“体”——即空间的本然秩序，是超越具体地理环境的形上依据。正如《罗经透解》所言：“先天为体，定其本根；后天为用，察其流变。”正针所定之位，是勘测者对宇宙本体秩序的敬畏与回归，它不因山川形胜而改易，是“道”的具象化坐标。

而缝针（亦称“天盘”）所依循的，则是后天八卦的动态流转体系。其方位为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与《说卦传》“帝出乎震”所描述的四时流行、五行生克之序完全吻合。缝针的作用，是将先天之“体”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活动中进行“用”的推演。它结合洛书九星、二十四山、八宅飞星等术数系统，分析宅地的吉凶气场、流年运势、门路朝向。例如，后天八卦中“乾”位（西北）主事业、为“天门”，宜高宜通；“坤”位（西南）主妻财、为“地户”，宜厚实稳重；“坎”位（正北）主财源、为“水星”，宜有水或黑色装饰。这些判断，皆建立在后天八卦所代表的“气”的流动与五行生克之上，是“器”对“道”的具体应用。

罗盘并非简单地将两种图式并列，而是通过“体用”关系实现功能互补。堪舆师在实际操作中，先以正针（先天）确定宅基的“天地定位”与“气脉主轴”，再以缝针（后天）结合地形、水流、道路、建筑等现实因素，进行“挨星”、“消砂”、“纳水”等具体操作。例如，在判断房屋朝向时，若正针所定之“乾”位（南）为山体高耸，则此为“天门”得势，主贵；但若缝针所定之“离”位（南）为水池，则“水火相冲”，需以五行调和之法化解。这种“先天定体，后天定用”的操作范式，使风水术超越了单纯的方位迷信，成为一套融合宇宙观、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的复杂系统。清代《地理五诀》明确指出：“先天为体，后天为用，体用兼全，方为上乘。”此语道破了八卦图式在术数实践中得以千年不衰的根本逻辑——它既为天地立极，又为人事设规。

从祥瑞记载到生活应用

在官方史书体系中，八卦常与“祥瑞”、“天命”相联系，被赋予政治合法性。《汉书·五行志》虽未直接记载八卦图，但其大量收录“河图洛书出”、“神龟负文”等异象，为后世将八卦与天命挂钩提供了话语基础。至宋代，官方对邵雍、朱熹所传图式虽未明文推崇，但《宋史·艺文志》中大量著录“易图”类书籍，表明其已进入国家知识体系。明代《明实录》中，有数次记载“有献先天八卦图于朝，上嘉之，命藏于秘阁”，此类事件虽为个案，却反映了宫廷对“图谶之学”的潜在兴趣。清代《四库全书》虽收录胡渭《易图明辨》以正本清源，但同时仍将邵雍、朱熹之图置于《周易本义》附录，这种“正反并存”的处理，恰恰说明官方在学术考据与文化传承之间采取了实用主义立场——八卦图式作为文化符号，其社会影响力远超其历史真伪的争议。

在文人笔记与私人著述中，八卦的运用则更为日常与理性。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吾乡有善卜者，每以八卦图悬于壁，凡有疑事，辄指其方，以决吉凶。”此非神异，而是一种心理暗示与决策辅助。清代袁枚《子不语》中，有“道士以八卦铜镜照妖”之故事，虽为志怪，却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八卦辟邪功能的普遍认知。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常将八卦用于诗文意象。如苏轼《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其宇宙观与“天地定位”的先天格局暗合；而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风”（巽）、“雨”（坎）的意象，正是后天八卦中“流行”之气的文学化表达。这些非术数性的引用，表明八卦已成为文人阶层理解世界、抒发情感的通用符号系统。

在民间社会，八卦的应用则更为直接与实用。《四川通志·风俗志》载：“蜀人好卜，家有小铜镜，背铸八卦，悬于门楣，谓可避邪。”此为最普遍的“生活应用”。在婚丧嫁娶、动土建房、择日出行等重大事件中，民间术士常以八卦图配合罗盘、干支进行推算。《成都竹枝词》有云：“新屋落成问卦师，先天后天两盘推。乾位开门财气旺，坎方开井水长随。”这表明，八卦方位已内化为民众的建筑规范与生活常识。在四川的乡村，至今仍可见“八卦石”——一块刻有后天八卦图的石板，置于村口或水井旁，其功能已非占卜，而成为一种“镇守”与“祈福”的文化地标。这种从“术”到“俗”的转化，是八卦图式生命力的终极体现：它不再需要被证明为伏羲所创或朱熹所传，它已如空气般，成为中国人理解空间、安排生活、安顿心灵的底层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