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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6日。一则讣告登上全球各大媒体头条。“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赌王。澳门博彩帝国的缔造者。一生娶四房、育十七子的传奇人物。全国政协常委，圆明园兽首的购回捐赠者。
但很少有人在以往新闻报道中，注意到这样一句话：“何鸿燊先生，出身香港何东家族。”
何东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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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何鸿燊的伯祖父。香港开埠后的第一位首富。英国王室册封的爵士。怡和洋行最有权势的买办。
他长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却说着一口比大多数香港人更地道的粤语。他一生无数次对报界说：“我是中国人。”他曾捐款支持辛亥革命，抗战时又捐款买飞机，蒋介石夫妇称他为“爱国侨胞之楷模”。
一个英国爵士，为什么一生坚称自己是中国人？一个在英属殖民地发了家的人，为什么反复向中国人表忠心？
而他的侄孙、赌王何鸿燊，又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后，走了几乎同一条路：既做英国人的生意，又当中国人的“爱国资本家”？
何东不是香港第一个买办。但他做到了一件香港买办史上没有人做到的事：他用一张脸，同时打开了两个世界的大门。洋人看到他，说他是“我们自己人”。华人看到他，说他是“自己人”。他在两边都是VIP。他在两边都拿到了最高信任。
但他死的时候，灵柩上覆盖着两面旗——英国国旗和国民党旗。唯独没有五星红旗。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一个家族，如何在三代人之间，完成了从“两面下注”到“最终选边”的身份跨越？
一个混血儿的诞生：两张面孔从何而来
1859年。广东宝安，一个叫施娣的女人，遇到了一个来香港淘金的荷兰裔犹太人。
男人叫何仕文。他没有娶她。
他只是和她生了五个孩子。然后生意失败，在1869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在那里，他另娶了一个英国女人，生了几个白皮肤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施娣和那五个混血孩子。
施娣没有等。她改了嫁，嫁给一个中国商人，又生了几个孩子。她带着那群混血儿女，在香港的华人社区里，把人一个一个拉扯大。
这五个孩子里，老二叫何东。何东的童年，活在一个尴尬的夹缝里。浅色的眼睛，棕色的卷发，走在华人社区里，一眼就被认出是“混血仔”。当时香港的欧洲人，不屑与混血儿为伍。当时的中国人，也对这群“洋人的种”保持距离。他们是殖民地的副产品，是两个世界碰撞后留下的碎片。
但施娣做了一个改变何东命运的决定。她让他读中文私塾。四书五经，粤语正音，中国人的规矩。
多年后，何东回忆：“母亲说，不管你的脸长什么样，你的根在广东。”
这句话，何东记住了。
一张脸，两扇门：买办史上最精密的身份机器
1878年。何东16岁，走进怡和洋行的大门。怡和，香港最老牌的英资巨头。当时的香港，英国商人的最大痛点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人做生意。语言不通，信用不透明，人脉断裂。他们需要一个桥梁。
何东就是那座桥。他的脸，是他的第一个武器。去见洋商，对面坐下一个长着欧洲面孔、说流利英语的年轻人，戒心放下一半。去见华商，对面递来一张中文名片，开口就是比他更正宗的粤语，信任感油然而生。
一张脸，两种信任。这就是何东的核心竞争力。他很快被提拔为买办。不到30岁，已经是怡和洋行华人雇员里最有权势的人。
但真正让他暴富的，是那场香港史上最疯狂的赌局。
1890年代。瘟疫席卷香港。死亡人数飙升，人心惶惶。洋商抛售房产逃离香港，华商跟着恐慌性抛盘。太平山的豪宅，价格跌到谷底，无人问津。
何东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把所有积蓄砸进去。大量收购太平山地皮。一张接一张地契，写进他的名字。
几年后，瘟疫结束。香港经济报复性复苏。太平山的地价，一夜之间翻了数倍。何东，从拿佣金的买办，变成了香港最年轻的大地主。
他凭什么敢下这个注？第一，他有怡和洋行的内部信贷。不是他一个人赌，是怡和在背后撑着他赌。第二，他有华人社会的独家信息。他比英国人更早知道华人社区的疫情动态，比中国人更早拿到殖民政府的内部数据。他的信息网络，覆盖华洋两界。
他是香港少数几个在瘟疫中同时拥有两套情报系统的人。瘟疫过去了。他成了首富。他在太平山顶建了一座白色大宅，取名“红行”。他站在豪宅的阳台上俯视维多利亚港——他买下的，不止是地皮，是在殖民体系里最高级别的信任额度。
身份生意：当“中国人”是一笔更大的买卖
到了20世纪初，何东已经是香港首富。英国人封他为爵士。港督视他为最信任的华人顾问。怡和把他当作打开中国市场的万能钥匙。
但就在这时，他开始做一件让英国人皱眉的事。他频繁向报界声明：我是中国人。
他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他高调参与华商总会事务。他在内地大量投资。他刻意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一个英国爵士，为什么急于强调自己是中国血统？这不是爱国。或者说，不仅仅是爱国。这是一笔精明的身份对冲。
何东太了解香港了。他知道，香港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土地。英国人迟早要走。如果他只是“英廷爵士”，英国人走后他是什么？一个前朝遗老？但如果他是“爱国华商”，英国人走不走，他都有立足之地。
他的身份，是两份保单。一份英国保单，一份中国保单。两份都有效，两份随时可以切换。
他最精彩的一次操作，在抗战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何东公开表态支持国民政府。捐款买飞机，资助难民，支持抗日宣传。
一个英国爵士，捐款支持中国抗战。这道风景线，在那个年代独一无二。
蒋介石亲自接见他。宋美龄称他为“爱国侨胞之楷模”。
但另一边，港英政府的脸色很难看。你一个英国爵士，高调支持另一个国家打仗，你效忠的到底是谁？
何东的回应滴水不漏：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救中国，有什么问题？
英国人哑口无言。
这就是何东的终极精明：他从来没有真正“选择”过一边。他在两边都下了注。英国人需要他做买办时，他是最可靠的合作者。中国人需要他做爱国华侨时，他是最热心的捐款人。
缝隙：两面旗都有了，唯独缺那一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何东站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这一次，他那一套身份切换机制，不灵了。
新中国要的不是一个“两边可用的买办”。新中国要的是“立场鲜明的朋友”。何东做了一辈子前者，做不到后者。
他没有像莫家后人莫应溎那样，在香港升起五星红旗。他也没有像怡和洋行那样，头也不回地缩回英国人的怀抱。他试图走中间路线——通过中间人向北京传递善意，但北京的反应，不冷不热。
他一生最大的筹码：两面下注，在一个要求站队的时代，变成了他最大的负债。
1956年，何东去世。93岁。
他的葬礼极尽哀荣。英国派代表出席，港督致悼词。华商总会下半旗。怡和洋行全体高管到场。香港有头有脸的人，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两面旗：一面英国国旗。一面国民党旗。
没有五星红旗。
他用了93年，让两个世界都叫他“自己人”。英国人说他是“杰出的华人领袖”。中国人说他是“爱国的侨胞代表”。他在两边都被接纳。他在两边都被尊重。
但他死的时候，两面旗帜都有了，独缺那一面。
何东死后，他的侄孙何鸿燊，接过了这个家族的身份接力棒。
何鸿燊的祖父何福，是何东的胞弟，也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何家兄弟当年在怡和内部，一个管航运，一个管贸易，把持了洋行华人雇员体系的半边天。
何鸿燊13岁那年，父亲何世光炒股破产，抛妻弃子逃往越南。家道中落，他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穷小子，尝尽人情冷暖。他发奋读书，靠奖学金考入香港大学。后来去澳门闯荡，从底层做起，在战乱年代的澳门用命博出了第一桶金。
1961年，澳门博彩业重新招标。何鸿燊联合霍英东、叶汉，拿下赌牌，开始了澳门博彩帝国六十年的统治。
但最值得追问的不是他怎么发的财。而是他做的另一件事。2003年，何鸿燊出资六百多万港币，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无偿捐赠给国家。2007年，他再次出手，以6910万港币购回圆明园马首铜像，公开亮相后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
一个赌王，为什么执着于买回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已经不需要用“爱国”来证明什么。他的博彩帝国横跨澳门、香港、越南、朝鲜，他的财富足够子孙挥霍数代。他买兽首，是真的愿意买，也是真的必须买。因为他要完成一件事——伯祖父何东没有完成的事。
何东一生在身份之间游走，既想当英国爵士，又想当爱国华商，最终两面旗帜盖在棺上，唯独缺了五星红旗。
2010年，何鸿燊获颁大莲花荣誉勋章，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2019年，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何鸿燊作为爱国企业家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何鸿燊是一个比何东更复杂的人。他娶了四房太太，生了十七个子女，他的家族内斗被港媒写成连载小说。他的博彩帝国建立在无数赌徒倾家荡产的废墟之上。他做慈善，捐兽首，建学校，但澳门老街坊提起他的名字，表情复杂。
何东在两边都体面，最后哪一个都没选。何鸿燊选了。他选了那面旗。但他选的不是清白，是清算，替何家三代人，结清那一笔笔没人愿意翻开的旧账。
何东活成了一个精确的身份公式。英国人的爵士，中国人的爱国侨胞，两本账簿，从不混淆。何鸿燊活成了一个混乱的身份赌局。赌场、妻妾、兽首、国旗，所有筹码都押在同一张桌上。最后一把，他赌赢了。
他们用一百年，证明了一件事：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夹缝里，混血儿可以爬到最高处。但最高处不是家，只是一个视野更好的夹缝。而那些身份，那些头衔，才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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