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桌子菜，五副碗筷。
红烧排骨、清蒸鲈鱼、酸菜炖粉条，还有一盘油炸花生米。
许桂华从日头偏西等到天黑，手机拨了一遍又一遍。
老大的电话响三声就挂了，老二的关了机，老三那句“妈，我这开会呢”之后，再打就没人接了。
菜凉透了，油花凝成白壳。
她端起酒杯，碰了碰对面空椅子：“老许，你三个儿子，都出息了。”话音刚落，门外忽然有脚步声。
她甩掉拖鞋冲出去，院门开着，风卷着落叶扑了一脸。
那天夜里，她打开床底铁盒，里面躺着三本存折，和一封未写完的信。
收件人，东来。
01
许桂华还不到五点就醒了。
窗外灰蒙蒙的，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叫。
她躺着没动，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想着今天是什么日子。
六十二岁，按村里的说法，算大寿。
她翻身坐起来，腰上酸溜溜的，扶着床边缓了一阵。
灶间的火生起来，她开始和面。
面是头天晚上就醒好的，筋道。
她想着老大爱吃红烧排骨，老二爱吃清蒸鲈鱼，老三馋酸菜炖粉条。
乡下地方，鲈鱼不好买，她特意提前两天托镇上的鱼贩子留了一条，放在水缸里养着，早上起来还活蹦乱跳的。
杀鱼的时候她手滑了一下，鱼扑腾到地上，溅了她一脸水。
她骂了一声，蹲下把鱼捡起来，刀背拍下去才老实。
九点多，何翠花过来串门。看见院子里摆了两张桌，咦了一声：“桂华，今天啥日子？”
“没啥，孩子们说想回来，我预备几个菜。”
何翠花四下扫了一眼：“那预备得可不少。”
许桂华笑了笑，没接话。她把择好的芹菜放进盆里，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进屋去拿烟。
何翠花在门槛上坐下，叹了口气。
她跟许桂华同年守寡，但她的儿子就在镇上有辆货车，逢年过节常回来，何翠花总觉得，自己比许桂华命好。
可这些年她又觉着，许桂华比她有面子。
三个念名牌大学的儿子，放谁家都是光宗耀祖的事。
只是光耀归光耀，回去数一数，吃饭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中午过后，许桂华开始炒菜。
热油下锅的滋啦声，把院子里晒太阳的猫都吓跑了。
排骨炖上，鲈鱼蒸上，粉条泡开，酸菜切丝。
灶台上的热气糊了她的眼，她用袖子抹了一下，继续翻勺。
摆桌的时候她数了数，五副碗筷。
三副给儿子，一副给儿媳妇，另一副搁在对面。
那是留给许万年的。
许万年走了二十年，那一副碗筷她从来没有落下过。
头几年孩子们还问：“妈，摆那么多干啥？”她说：“你爸回来看你们。”后来孩子们渐渐地不问了。
太阳往西沉了。她把凉菜先端上桌，又回身去热热菜。电视里播着热闹的歌，她没开灯，靠着灶台站着，等那扇门响。
手机搁在门边的老柜上，黑着屏。
她走过去拿起来，划开，通讯录从上翻到下，拨了老大的号。
嘟，嘟，嘟，三声。
挂了。
她的手指停在那里，又拨一次。
这次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她换了老二的。关机。
她顿了一下，拨老三。
响了很久，正当她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那头接起来。
背景音嘈杂，有人大声说着什么。
老三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挤了出来：“妈，我这开会呢，回头给您打。”
她张了张嘴，只说了一个字：“好。”
电话挂了。她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回柜子上。
天黑透了。
院子里的灯没亮，她也没出去看。
她坐在桌边，看着那桌菜，看着那五副碗筷。
红烧排骨的汤汁凝了，鲈鱼的葱花发了黄，粉条坨在一起。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端起来，碰了碰对面那只空碗。
清脆的一声响，在安静的老屋里格外刺耳。
“老许，”她说，“你三个儿子，都出息了。”
她把那杯酒喝了，辣得咳了两声。又倒一杯，放在那只空碗旁边。
门外的风呼呼的，间或有几声狗叫。
夜渐渐深了，远处村道上有拖拉机的突突声，由远及近，又从近处跑远了。
她站起来，开始收碗。
一样一样端回厨房，倒进泔水桶里。
排骨倒在桶里，鲈鱼倒在桶里，粉条也倒了。
她弯腰清理灶台的时候，腰猛地一疼，整个人僵在那里，好半天才慢慢直起身。
洗完碗，她关了灯，坐在床沿。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道白印子。她弯下腰，从床底下拉出一只铁盒子。
铁盒沉甸甸的。
她打开，里面是三本存折，三个暗黄色信封，还有一张叠得方正的白纸。
她先拿起最上面那本存折。
翻开，里面的每一笔存款，都工工整整记着日期。
第一笔，是老大大学毕业后汇来的，三百块。
第二笔，是老二出国后托人捎回来的，五百美金，但她从没去银行换过，一直原样存着。
第三本，是老三创业那年硬塞给她的，一万，她没花，又存了回去。
她的手停在存折最后一页，那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志远结婚用、志国买房、志航开公司。
旁边又补了一行：谁也不许动。
最后一个字写了半个，笔尖顿了顿，没写下去。
她放下存折，拿起最底下那张白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墨迹已经洇得发淡。写的是：东来哥，我的地址没变。
她看了一会儿，把纸叠好，重新放回铁盒。
月光白晃晃的，她坐在床沿一动不动。
窗外忽然有光闪了一下，是一辆车的远光灯，从村口那边照过来。
她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帘子往外看。
车停在村口，车灯亮着，过了几秒，熄了。
院门开着条缝，风吹得铁皮门板咣当一声。
她披上衣服，踩了鞋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站在台阶上，朝村口那边望。
村道空荡荡的，月光照着一地落叶，车已经开走了。
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屋。关上门的时候，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来：“算了。”
那天夜里，在地球的另一边，正午的阳光底下，许志国盯着电脑屏幕，手里的咖啡纸杯已经捏得变了形。
邮件是两天前收到的，标题很简单：“东岭煤矿1996年死亡抚恤金发放记录复核结果”。
他点开附件，屏幕上跳出一张扫描件。
泛黄的纸面上，签收人一栏，写着三个字：许桂华。
金额：贰万元整。
日期：1996年4月17日。
他揉了一下眼睛，又看了一遍。
没有错。
他母亲在那个春天收到过这笔钱。
可是，他清清楚楚记得，母亲在父亲葬礼上对着哭成一团的三个儿子说：“矿上不认账，一分钱都没赔。”
他端起咖啡，手抖了一下，黑褐色的液体晃出来烫在虎口上。
他放下杯子，把脸埋进双手里。
过了很久，他重新抬起头，又看了一遍那个名字：“许桂华”。
然后他注意到扫描件的右下角，经办人一栏，写着“许东来”三个字。
许东来。他的二叔。那个在他十岁那年突然离开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的二叔。
02
省城的夜已经深了。
许志远站在项目部的落地窗前，手里掐着半根烟。
烟灰积了一截，他也没弹，就那么看着楼下的工地上零零散散的灯光。
手机屏幕上是他母亲的未接来电，两个，间隔四分钟。
他当时在跟甲方的负责人打电话，错过了。
等他想回过去的时候，那边已经没有人接。
他又拨了一遍，通了，响了很多声，没人接。
他把手机揣进口袋，又掏出来，又放下去。
项目部的人陆陆续续走了，只剩他一个。
桌上的电脑屏幕上还挂着一份进度表，明天上午九点甲方来验收。
他坐回椅子上，拉开抽屉找打火机，手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他摸出来，是一张照片，边缘已经磨得发白。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穿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外套，怀里搂着三个半大小子，站在乡镇照相馆的红布背景前面，笑得有点拘谨。
那是他和弟弟们唯一一张跟母亲的合影。
拍照那天，他说他记得，是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春天。
天气很好，母亲带着他们三兄弟走路去镇上，花了两块钱拍了一张相片。
拍照之前，母亲接了一封信。
他当时十四岁，已经不念小学了，认得几个字。
那信的大概意思他看明白了，是关于父亲抚恤金的事。
签完字，母亲领回了一沓钱，用手指蘸着唾沫数了两遍，然后拿布袋子裹好，锁进了衣柜抽屉里。
他站在门缝后面看着，母亲的背影很直。
那天晚上，母亲在灯下对他们说：“这钱是你们三个念书的命，妈一分都不会动。”
他当时信了。后来也一直没有怀疑过。
茶几上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是周兰发来的微信：“房子的事你跟你妈提了没有？学区房这两天就要交定金了。”
他把手机反扣在桌上，没有回复。
过了两分钟，手机又震。
他看了一眼。
周兰发来第二句：“你家那套老屋再破也能卖个几万块。你妈一个人住那么大的院子有什么用？”
他把手机塞进口袋里，站起来，关上电脑，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那张照片塞回了抽屉。他的手指在照片上停了一瞬，然后一按，抽屉合上了。
周兰是城里人，初中教师，教书育人，通情达理。
他追了她三年，第四年才结婚。
结婚那会儿周兰没要彩礼，但有一个要求：婚后不回他老家过年。
他答应了。
他知道周兰不是坏人，她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一个项目经理，结婚七年，连一套像样的学区房都买不起。
他每个月把工资的三分之一寄回老家，还瞒着周兰。
这件事周兰知道以后，跟他冷战了一个月。
后来她主动和好，只提了一个条件：“你家那个老屋，该卖就卖了吧。”
他总是说“再等等”。可是等什么呢？他说不上来。
从省城到他老家，开车三个小时。
如果他愿意，每个周末都能回去。
去年他回去了四次。
春节一次，清明一次，母亲生日因为工地赶工没回，国庆回去了一趟，住了一晚就赶回来了。
母亲每次都送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面，直到他的车开出很远，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一个黑点。
他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城市。他掏出手机，又拨了一遍母亲的号码。这回接通了。
“妈，你睡了吗？”
“还没呢。你吃饭了没有？”
“吃了。你今天……生日是吧？”
那头静了一下，然后传来一声笑：“过啥生日，都这个岁数了。你忙你的，别惦记。”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最终，他听到自己说：“嗯。那你早点睡。”
挂了电话，他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手机又亮起来，是周兰发来的语音。
他按掉，没有听。
他知道，明天一早，那些关于学区房和老屋的消息还会一条条跳出来。
可是眼下，他只是站在这里，想着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
轻飘飘的，像怕给他添麻烦一样。
他忽然想起来，他小时候，母亲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父亲刚走，母亲在院子里剁猪草，一剁就是半天，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许万年没良心，留下这一摊子给她。
骂完了，又去灶上烧水，给他们三个一个一个洗完脸，往被窝里赶。
那时候的母亲是硬的，像一块磨刀石。
现在这块石头，薄了，轻了，声音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
他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窗外，城市的灯光一层一层，叠得密密麻麻，像无数盏等他开的灯，没有一盏是朝向他老家方向的。
03
许志国那天请假了。
这是他入职以来第一次在工作日请假。
他在美国东部一家投行干了五年，从分析师做到副总裁，从来没请过假。
他妻子安娜推门进来，看他坐在书房里没动，便有些诧异：“你不去上班？”
“今天有点事。”
安娜没有追问。她看了看他面前的电脑屏幕，有一杯水放在旁边。她弯腰把地上的纸杯捡起来，又把桌上那杯水推到他手边：“你手怎么这么凉？”
他说：“没事。”
门关上了。
许志国重新看向屏幕。
那份附件已经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
他试着搜索“东岭煤矿”几个字，弹出的信息很少，最早的一条是2001年当地法院的一则公告，内容是关于债务清算的。
再往下，什么都没有。
他又搜“许东来”，没有任何结果。
他靠在椅背上，闭起眼睛。
很多年没有想起二叔这个人了。
他十岁那年，二叔还在老家。
二叔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一双手粗得跟老树皮一样。
父亲死后，二叔常来帮母亲干活，劈柴，修屋顶，下地打药。
母亲对二叔客客气气的，但在饭桌上从不多留他。
有一回他听见母亲在厨房里跟二叔说话，声音压低，像怕被谁听见：“哥，你别再来了。矿上的人盯着呢。”
二叔没有说话。
后来二叔就走了。
母亲说二叔到南方打工去了，说那边挣钱多。
十年里头，二叔只给母亲写过一封信，母亲看完就收进了抽屉，从来没有给他们看过。
许志国打开电子邮箱，点开那封邮件往下拉，发件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东岭煤矿历史遗留问题调查组。
附件的扫描件一共两页。
下一页是手写的说明，字迹潦草，大意是：经查，1996年4月该矿事故抚恤金发放记录与财务凭证存在不一致，账面列支贰万元，实际签收金额以本人签字为准。
另，经办人许东来系矿方工作人员，未在后续结算中报销差额，情况不明。
他盯着“差额”两个字，指尖微微发凉。
贰万元，六千元。
如果母亲签收的是贰万元，那剩下的一万四去哪了？
经办人是二叔，二叔又为什么会从矿上消失？
他又想起母亲在灯下数钱那个晚上。
他那时候小，趴在门缝里看，看见母亲一张一张地把钱摊开，点数，然后包起来锁进箱子。
他记得很清楚，那沓钞票不薄，但也不厚。
如果母亲真的收到了两万，她为什么要把钱藏起来，却在后来那些年里为了他们兄妹的学费四处借钱，连一双过冬的棉鞋都舍不得买？
许志国攥着鼠标的手慢慢收紧。
他有一个很坏的猜测：母亲收到了两万块钱，但那钱没有捂热就被别人拿走了。
而那个拿走钱的人，可能是他的二叔。
他不敢再往下想。
傍晚的时候，他给大哥许志远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接通，那边声音嘈杂，有车喇叭响。他问：“哥，你在哪？”
“刚下班。怎么了？”
“咱爸的事，你知道多少？”
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许志远的声音压低了：“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在网上看到一份档案，咱爸的抚恤金，账面上是两万块。”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许志国等着，听见哥哥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好像在犹豫什么。过了半天，许志远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下周。”
“回来再说。”许志远说完这句话，就挂了电话。
许志国握着话筒，听见那边急促的忙音。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街灯亮起来了。
安娜推门进来，看见他还坐在椅子上，问了一句：“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他说：“我想回国一趟。”
安娜愣了一下：“回哪儿？”
“老家。我爸妈那里。”
安娜说：“你不是说那儿什么都没有吗？”他没有回答。
他看向电脑屏幕，那页扫描件还亮着。
他伸手摸了一下屏幕上的“许桂华”三个字，像摸一块很烫的石头。
04
许志航在县城那家小饭店里坐了一整天。
圆桌上摆着四个菜，一壶茶，对过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本地男人，姓陈，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手里端着一杯白酒。
这人是朋友介绍的投资人，说是看中了他那个项目，想聊聊。
聊了一下午，没什么实质进展。
陈总翻他的商业计划书翻得随意，显然是没怎么走心，但提到钱的时候，又总把话头绕回去。
许志航是典型的创投圈里混出来的那拨人。
名牌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深圳干了三年，两年前出来单干，做个物流方向的软件平台。
刚开始势头还行，账上融到过一笔钱，但很快投资人撤了，团队散了，项目勉强撑着。
他这次回县城，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拉一笔本地资金，先活下来再说。
陈总把酒杯搁下，忽然问了一句：“小许，你老家哪里的？”
“东岭镇的。”
“东岭？”陈总捏着盘子里的花生米，“东岭是不是有个矿？早些年出过事？”
“嗯，九几年的事了。我爸就是那会儿没的。”
陈总嗑花生米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抬眼看许志航，目光在他脸上慢慢移了一圈：“你爸……叫许万年？”
许志航有点意外：“陈总认识？”
陈总没直接回答。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又把杯子搁下，说：“我叔，叫陈长顺。你爸当年救过的那个人，就是我叔。”
许志航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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