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住在桥头镇老屋里，这些年能活下来，全靠周县长帮我垫医药费。
我知道这是人情债，所以我给他当了8年秘书。
调走那天，他站在车边抽了根烟，我等他说话。
他烟抽完了，扔地上踩灭，钻进车里，头都没回。
车开出大院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没绷住。
梁主任站在旁边递了张纸巾给我，说了句：“小赵，你要是信我，明天去桥头镇，找苏水生。”第二天一早，市里组织部打电话让我过去，说新来的书记点名要见我。
我到了才知道，马书记是苏水生的学生。
他推给我一个档案袋，里面是我签字同意拆迁的文件。
但我很清楚——我根本没签过这个字。
01
那年我20岁，刚从县里的大专毕业。
专业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关系。我爸走得早，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连毕业照都没钱洗。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镇政府搞了个招考，说县里要人。
我报了名，稀里糊涂考上了。分到县政府办公室当打字员，一个月工资600块。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我去邮局给我妈寄了400块。剩下200块我买了条新裤子，因为原来那条膝盖上破了个洞，实在穿不出去了。
进了县政府大院，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小。
整栋楼里，科员都有编制，就我是个临时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字、复印、端茶倒水。
那会儿周县长还不是县长，是副县长。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办公室走廊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袖口有点磨白了。他走得很快，像后面有人追他似的。
我端着水杯往主任办公室走，跟他撞了个满怀。水洒了我一身，他也溅到了。
我吓得脸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裤子，说了句：“裤腿湿了，回去换一条。”
我说我没带换的裤子。他看了看我，从兜里掏出50块钱，让我去楼下超市买一条。
我推了半天没推掉，最后还是接了。
那50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周县长也是农村出来的。老家在隔壁县的山沟里，他老婆在老家种地，他一个人在这边上班。
有一回加班到深夜，他让我去食堂给他打份面。
我去的时候食堂已经关门了，我骑着自行车跑了三条街，在一家小摊上买了碗馄饨回来。他说：“馄饨好啊，比面暖和。”
他边吃边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爸走了，我妈在桥头镇，身体不好。
他筷子停了停，说：“桥头镇，我知道那个地方，山清水秀的，就是太穷了。”
我点点头，喉咙有点堵。
他吃完馄饨，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我愣住了。
他说：“你妈那边，你先拿着用。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
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嘴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那会儿我一个月工资才600块。2000块钱，够我妈吃大半年的药了。
我接了那笔钱，在心里发了个誓：这辈子，周县长就是我的恩人。
两个月后，他的秘书调走了。
主任问我愿不愿意顶上，我说我愿意。其实我哪懂当秘书，连个文件格式都整不明白。
但是周县长不嫌弃我。他手把手教我，告诉我这个文件要怎么写，那个会议要怎么记，领导来了怎么说话，电话响了怎么接。
他有时候也骂我。
有一次我打错了文件里的一个日期，他把文件摔在我面前，说：“你这样搞，要出大事的你知道吗？”
我吓得手都在抖。
他又放低了声音，说：“明远，我骂你，是因为我看好你。一个男人，这点事儿都扛不住，以后还能干什么？”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打错过日期。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跟着他下乡、开会、跑项目、接待领导。
有时候周末加班，他老婆从老家送东西来，他会分给我一份。有时候是一罐咸菜，有时候是几个家里的鸡蛋。
我不舍得吃，都攒着带回家给我妈。
我妈问我在县里干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跟着一个好领导。
我妈说：“做人要懂得感恩，人家对你好，你就得对得起人家。”
我说我知道。
那几年我像是长在办公室了一样。别人下班了，我在加班。别人休息了，我在写材料。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我抢着干。
不是为了表现，是觉得欠他的。
那2000块钱，我用了两年才还清。他还钱那天，他把钱收下，又给我塞了条烟。
我说我不抽烟。
他说：“不抽烟也得拿着。男人嘛，手里得有点东西，出门办事才有了底气。”
那是我最后一次欠他的钱。但我知道，人情债，我还欠着一辈子。
02
当秘书第3年，办公室主任空缺了。
单位里都在传，说这个位置是我的。我那个部门里比我早来的人都觉得理所当然。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也这么想。
那会儿我已经28岁了，女朋友是县一中的老师，叫杨瑾萱。
她家里是县城的，条件还行，她妈一开始不同意我们处对象，说我是个临时工出身，跟着领导跑腿的，能有什么出息。
我跟瑾萱说，再等等，等办公室主任的事定了，我就跟你们单位提。
她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九成。
她说那行，我等你。
结果事情出了变化。
周县长提了一个从乡镇调上来的副镇长，姓王，叫王高谊。王高谊来报到那天，穿的西装笔挺的，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跟周县长也有说有笑。
我那天坐在办公室里，手里的笔都攥出汗了。
消息传开后，单位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觉得我傻，跟了领导这么多年，连个办公室主任都混不上。
瑾萱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是真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赵明远，你都跟了他3年了，他连个主任都不给你。你还图他什么？”
我说他对我有恩。
她说：“恩情能当饭吃吗？你妈吃药不要钱吗？我们以后结婚不要买房吗？”
我说你再等等，我跟他谈谈。
第二天下午，我敲了周县长的门。
他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明远？进来坐。”
我坐在他对面，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先开了口：“办公室主任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说知道了。
他说：“王高谊在乡镇干了8年，有基层经验。你还年轻，以后有你的机会。”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又补了一句：“明远，你跟了我这几年，我亏待过你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就行了。有些事，你以后会明白的。”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橘子，放在桌上推给我：“吃个橘子，下下火。”
我接过来，没剥。放在手心里攥着，走了出去。
那一整天，我都没吃那个橘子。
回到家我把它放在桌上，看了半天。
我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这个人。他对我的好是真的，但他在关键时候好像总有一根线拉着，不让我往前走。
一个星期后，瑾萱跟我分手了。
她妈来县一中找过我一次，跟我说：“小赵，不是阿姨看不起你。你在领导身边待了3年，连个主任都没混上。你说你以后怎么养家？”
我一句话都没反驳。
我妈知道后，在电话那头哭了一场。她说：“儿子，妈拖累你了。”
我说没有的事。
她说：“要不你别干这工作了，回咱们镇上来，随便找个活干，妈吃药的事你别管。”
我说不行，我在县里有奔头。
其实我也不知道奔头在哪里。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走。我走了，我对不起周县长那2000块钱。
那个月，周县长出差了两次，下乡三次。我跟着他来回跑，连轴转了20多天。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突然说了一句：“明远，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关心下属，做事有章程。
他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那个笑容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但我想不出哪里不对。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市里组织部在考察他，准备提他当县长。
他没跟我说，一个字都没提。
一直到任命下来，他在干部大会上正式上任，我才知道。他上台讲话时，我坐在台下鼓掌。旁边的人都在夸他，说他这人靠得住，能干事。
我心里说不上来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
高兴是真心高兴，他熬了这么多年，终于上去了。别的什么呢，我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有点空。
那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回住处。路上经过瑾萱他们学校，她正在辅导学生上晚自习。我站在校门口看了她一会儿，她没看见我。
秋风刮过来，冷飕飕的。
我回去以后，翻出那个橘子，剥了吃。橘子已经有点干了，没那么甜了，但还是能吃。
03
第5年上，市组织部来人了。
来的人叫萧峰，副部长，四十多岁，干瘦，戴副金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让人听不出喜怒。
萧峰在县里待了三天，考察了几个干部。
第三天下午，他让人叫我去一趟他住的房间。我当时在办公室赶材料，接到电话心里咯噔一下。我没得罪过市里的人，他找我干什么？
我去了。他住在县招待所的二楼，房间大门开着，他正坐在窗边看书。看到我进来，他把书放下，招呼我坐。
他先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说这个办公室主任干得如何。我说还行，主要听领导安排。
他点点头，又问我在周县长身边待几年了。
我说快5年了。
他说：“哦，5年，不短了。当年我当秘书的时候，也跟了领导5年。”
我笑了笑，等着他后面的话。
他看着我说：“小赵，你有没有想过换个环境？”
我的心跳了一下，说：“我听领导的。”
他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想法，不是你们领导的。”
我沉默了一下，说：“我现在挺好的，周县长对我不错。”
他说：“你上一任办公室主任的事，我听说了。”
我的脸一下子有点热，没接话。
他继续说：“小赵，你跟了5年，该有的资历都有了。有些事你要主动去想，不能等着别人给你安排。”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他像是在关心我，又像是在暗示什么。
那晚我回到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把这几年的日子重新想了一遍。周县长对我好是真好，但那些关键位置，他有没有主动给我争取过？
我想不出来。
第二天周县长从外面开会回来，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先问了问这两天的工作，然后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听说萧部长找你了？”
我的手一顿，说我去了。
他说：“找你说了什么？”
我说就是聊聊工作，没别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茶叶，递给我说：“这个你拿着，萧部长稀罕这个，回头你给他送过去。”
我说好。
他顿了顿，又说：“明远，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有些事急不来，外面看起来是机会的，未必真的是机会。”
我说我明白。
其实我嘴上说着明白，心里根本没明白。
一个月后，我妈住院了。
心脏病，要做支架。医生说至少得准备3万块。我一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拿到手不到2000块。
我把手里攒的5000块全拿了出来，还差一大截。
没办法，我去找周县长。
他当时正在办公室接待客人，我站在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他送走客人后，看到我站在走廊上，问我怎么了。
我说了情况。
他没多问，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说：“这里是2万，你先拿着。不够再说。”
我接过信封，手都在抖。
我说我会还的。
他说：“你先看你妈，钱的事以后再说。”
那2万块钱，我用了小半年才还上。他还钱那天，把钱推回来，说你妈那边还需要钱，你先拿着。我说不用了，我妈出院了，情况稳定了。
他没再推，把钱收下。
我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低头写字的样子，眼睛有点酸。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明远，你这几年跟着我，吃苦了。再等等，等我把事情理顺了，我会给你安排的。”
我信了。
我真的信了。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没办法不相信他。
这个人在我最难的时候拉过我，在我妈妈的命上帮过我。
就算他有时候让我看不清，我也没法说一个不字。
人就是这样，欠了人情债，这辈子都会被人牵着走。
04
第7年上，桥头镇出了件事。
镇上有几栋老屋，说是清朝末年建的，但也不值什么钱。某一天，一个开发商找上门，说要搞土改开发，把那几栋老屋拆了，建个什么农贸商场。
本来以为这事不复杂。
结果那几栋老屋里住着几个老人，都不愿意搬。
带头的是一个叫苏水生的，60多岁，当过镇上的老书记，说话在镇上有分量。
苏水生跑到县里上访，说那个拆迁不合法，要县里给说法。
我第一次见苏水生，是在信访办门口。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腰挺得笔直。
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站在台阶上，喊了两句，旁边围了一圈人。
周县长那时候已经是县长了。他听到这事后，脸色变了变。
他让我去跟信访办说一下，把这事压下来。
我去了，信访办的主任是周县长的人，叫于星洲。
于星洲跟我说，这事他已经跟周县长汇报过了，周县长的意思是，能安抚就安抚，实在不行就按照程序走。
我说那几栋老屋拆了，那几户老人住哪。
于星洲看了看我，说：“那是你操心的事吗？”
我说也是。
他说：“你只管办好手头的事，别的别多问。”
我回来以后，周县长正坐在办公室等我。他见我进来，问了一句：“事情办好了吗？”
我说办好了。
他点点头，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这个你也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桥头镇老屋拆迁的批复文件。
文件说，那几栋老屋经过鉴定，属于危房，需要拆除重建。
涉及的住户，政府会安排安置房。
文件后面留了一栏签字的地方，写着“承办人意见”。
周县长说：“你签个字，盖个章，走程序。”
我拿着那份文件，看了看上面的内容。没什么问题。政策允许，手续齐全。我签了。
签完后，周县长说：“你认识苏水生吗？”
我说不认识。
他说：“他以前当过桥头镇的书记，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处分了。这个人办事不讲规矩，退休了也不安分。”
我没多说什么。周县长说的，我信。
但那天晚上，梁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平时很少给我打电话，那一回的号码我看了半天才接。
她说：“明远，桥头镇那个文件，你签了？”
我说签了。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那里头有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也不方便说，但你留个心眼。”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上想了一夜，想不明白梁主任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后，周县长亲自往桥头镇跑了一趟。那天刚好是周末，我一个人在单位加班，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开车去桥头镇接他。
我到的时候，他正站在那几栋老屋前面，看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往地上泼水。
那老太太是苏水生的老伴，正用扫帚扫门前的土。
她看见周县长，招了招手，说：“周县长，你来了。我煮了饭，你来家里吃吧。”
周县长摇了摇头，笑着说：“吃过了，下次吧。”
他看了一会儿就上车了，让我开回去。
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我通过后视镜看了看他，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脸色不太好。
我以为他累了，没敢打扰。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当时太天真了。
那几栋老屋的拆迁，在周县长调走前两个月，批下来了。开发商入场那天，苏水生带着几个老人在门口拦着，不让推土机进。
派出所出了警，把他们架走了。
苏水生上访过三次，三次都被送回来了。最后一次，有人听见他站在镇口大声喊了句：“周文杰，你干的好事，我跟你没完！”
周县长听到这句话那天，正在办公室里批文件。他手里的笔停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我心里沉了一下。
那个时候我才隐隐约约觉得，这个拆迁的事，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但是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也找不到证据。
就这样，日子又过了半个月。
周县长的调令下来了，去市里当副市长，主管城建和规划。
消息出来那天，办公室里的人都来祝贺他。他端着茶杯，跟人说着客气话，脸上挂着笑。
只有我看到，他放在桌上的那份拆迁批复文件，翻到了一页有签字的地方。
他翻了翻，又合上，放进了一个档案袋里。
那个动作很随意，像是随手放进去的。
但我记住了那个档案袋。
05
调走那天是星期五，天气挺好的，太阳很大。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把那身最好的西装穿上，打了领带。我想着送送他，他好歹也跟我共事了这么多年，总要体面地道个别。
我去了办公室。他来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了。梁主任、于星洲，还有几个科室的负责人。
他笑着跟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开始收拾东西。他办公桌很干净，没什么好收的，两个纸箱就装完了。
我帮他把箱子搬到车上。箱子不重，但我抱在怀里，感觉沉甸甸的。
他站在车边上，点了一根烟。
我也站在旁边，等着他说话。
他抽烟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吐出来的烟雾在阳光里散开，细细碎碎的。
他把烟抽完了，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然后他看着我。
他的嘴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我等着，心跳得很厉害。
他的嘴动了动，又闭上了。
他说：“走了。”
说完，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门关上了。车窗是黑色的，我什么都看不到。
车发动了，慢慢往前开。
我往前迈了一步，想喊他一声，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什么都喊不出来。
车开出了大院。尾灯亮了一下，拐了个弯，消失了。
我站在院子里，眼睛发酸，鼻子里也酸。
阳光照在我身上，热烘烘的。但我觉得浑身都是凉的。
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后面，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接过来，擦了擦眼睛。
她说：“小赵，你要是信我，明天去一趟桥头镇，找苏水生。”
我转头看着她，想问她为什么。
她没等我开口，又说了一句话：“有些事，你现在不问，以后就来不及了。”
她说完，转身回楼里了。
我在大院里站了很久。
门口保安大爷隔着窗户看了我好几眼，大概是觉得奇怪。
我用纸巾擤了擤鼻子，慢慢往回走。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空荡荡的桌面。周县长走了，我这边第二天也要去新单位报到，调到市发改局。
一切都像是安排好的，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踏实。
中午去食堂吃饭，碰到于星洲。他端着盘子坐我对面，问了一句：“送走了？”
我说送走了。
他说：“周县长这人不坏，就是对谁都留一手。”
我没接话。
他也没再说什么，低头吃饭。吃了两口，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小赵，你有没有什么事想问我的？”
我想了想，说：“桥头镇那个拆迁，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筷子放下了，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我说真话。
他说：“那几栋老屋地底下，有东西。”
他说完，站起来端着盘子走了。
我坐在那里，连饭都吃不下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把门关好，坐在床上发呆。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想不清楚。
我翻出手机，想给苏水生打个电话。看了看号码，又放下了。
梁主任说去找他，可我去了能问什么？
问那几栋老屋下面有什么？问周县长为什么压着这事？还是问我自己，那份文件我签了对不对？
我想了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手机响了。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心里咯噔一下。
市里组织部的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说：“请问是赵明远同志吗？我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马书记让你今天上午过来一趟，他点名要见你。”
我的手一抖，手机差点掉了。
我说：“马书记？哪个马书记？”
那头说：“马德山同志，我们新来的市委书记，今天第一天到任。”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马书记？新来的？第一天上班就点名要见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才刚到市里，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名字？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梁主任昨天说的话：有些事，你现在不问，以后就来不及了。
我站起来，收拾了一下，出了门。
去市里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苏水生是不是跟马书记有什么关系。
我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
06
市委在城南，一栋灰色的楼，不高，门口挂着的牌子倒是挺显眼的。我到了的时候，门卫拦我，我报了名字，他查了一下，放行了。
一路走到三楼，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脚步声。秘书科的人领我进了一间办公室。
马书记已经坐在里面了。他比我想象的要老一些，六十出头，背有点驼，但眼神很亮。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跟我爸年轻时候穿的那种差不多。
他看我进来，先没说话，打量了我一会儿。
我也打量他。我想从他那张脸上找到点什么东西，什么都好。
他开口了：“你就是赵明远？”
我说是。
他说：“坐吧。”
我坐下了，椅子上垫了层旧布，软软的，但坐上去不太舒服。
他给自己倒了杯茶，没给我倒。茶冒着热气，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在桌上。
他说：“你老领导周文杰，给我留了个东西。”
我心里一紧，问什么东西。
他说：“一个档案袋。”
我的手猛地一握。
他说：“你是不是签过一份桥头镇老屋拆迁的批复？”
我说签过。
他说：“那份文件，现在在我这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档案袋是牛皮纸的，鼓鼓的，封口处写着几个字：桥头镇拆迁材料。
我盯着那行字，呼吸都变慢了。
马书记说：“你看一眼。”
我打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东西。
一份文件，我认得。就是我签字的那份。
但这一次我看到，签名旁边多了一个红色的指印，手指印按得很清晰，还在我的名字旁边。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
我说：“这个手印不是我按的。”
马书记没说话。
我说：“我签字那天，没人让我按手印。”
马书记看着我，说：“你确定？”
我说我确定。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他说：“那你说，这个手印是谁按的？”
他说：“这份文件，是经过合法程序走的。会议纪要、会议记录、现场照片，都有。”
他顿了顿，说：“但你猜怎么着？会议那天，你正好在市里，给你妈办住院手续。会议记录上写着，‘赵明远同志因事请假，未出席’。”
他说：“开会你不在，但你事后签了字，还按了手印。这说明什么？”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跳。我说：“说明有人在替我签字。”
他说：“谁来替你？”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想着那个在办公室里跟我一起跑的文件，想着周县长把文件推到我面前时说的“你签个字”。我当时签的时候，旁边没别人。
但我怎么证明？
马书记看着我，说：“你那个手印，是后来补上去的。你猜，是谁补的？”
我的喉咙发干，说：“周县长？”
他没正面回答，把档案袋收起来，说：“你好好想想。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听到他在后面又补了一句：“桥头镇的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苏水生你应该去见一见。”
我站在走廊里，后背全是汗。
那天下午，我从市里出来，没回家，直接去了桥头镇。
到镇上的时候，天快黑了。路边有几盏路灯，昏昏黄黄的。镇上的街道窄，两边的房子都关着门。
我找到了苏水生的家。他家在镇口最边上，门口堆着几捆柴火，院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谁啊？”
我说我姓赵，是县里来的。
门开了。苏水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头发乱蓬蓬的，但眼神还很亮。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想问他点事。
他说：“你是不是看了那份文件？”
我愣住了，问他怎么知道。
他说：“马德山是我的学生。他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可能会来。”
他把我让进了屋。屋里没有灯，只有灶里烧着一点柴火，映着红红的光。他搬了个小板凳让我坐下，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看着那堆火，说：“苏书记，我跟周县长干了8年，他说他走之前会安排好我的。结果他走那天，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苏水生没接话，从灶里夹出一块烧得漆黑的木头。
他又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周文杰要的不是你，是一个能替他坐牢的人。”
我的手一下攥紧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想不想知道，那几栋老屋底下到底压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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