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那个奶奶怎么哭了？”
四岁的小明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整个人僵在原地。
童装区打折货架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半蹲着，手里攥着一件小棉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她盯着小明，嘴巴张着，发不出声，棉袄掉在地上。
下一秒，她的腿像被人抽去了骨头，整个人往下一软，瘫坐在地砖上。
她浑身抖得厉害，鼻涕眼泪糊了满脸。
“他……他多大了？”这是她问的第一句话。
声音哑得像是喉咙里塞了棉花。
小明吓得往我身后躲。
我没回她的话，抱起儿子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她的哭嚎声：“你别走！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那个孩子……”我走得很快，走出几十米远还能听见。
商场的保安跑过来扶她，她挣扎着推开，光着一只脚，跌跌撞撞地想追上来。
另一只旧布鞋，掉在了我脚边的地上。
01
我是陈梦璐，二十一岁那年嫁进周家。
说嫁，其实就是摆了五桌酒席，连彩礼都是我妈凑的。
我妈死得早，我爸瘫在床上三年，我十九岁就进了电子厂，一个月挣两千出头，还要给我爸买药。
吴淑芬这个婆婆，打头一天就没正眼瞧过我。
记得第一次登门，她坐在沙发上，上下打量了我一圈，眼神像是集市上挑猪肉的老太太。
我没带什么像样的东西，拎了两袋水果和一条烟。
她接过烟，看都没看水果，说了句：“以后别买这些，浪费钱。”
我没吭声。
周国安坐在旁边打游戏，头都没抬。
婚后第一年日子还算凑合。
我在县城的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八，工资全交家用。
周国安在工地开挖掘机，一个月能挣五六千，但他妈说他年轻人攒不住钱，让他工资卡也交到她手里。
我一个月零花两百块，买包卫生巾都得记账。
我忍了。想着熬一熬，等生了孩子就能好。
婚后第二年开春我怀上了。
那阵子吴淑芬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隔三差五炖个鸡汤，早上还给我煮两个荷包蛋。
我心里暖和了一阵，觉得自己终于被她当成一家人了。
有一回她还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你嫁到咱家就是咱家的人，妈不会亏待你的。”
那是我嫁进周家后，她对我说的最好的话。
可三个月时去卫生院做B超，一切就变了样。那天是个小诊所的医生看的，探头在我肚子上划拉了半天，憋出一句：“可能是个女孩。”
吴淑芬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跟腊月的屋檐似的。
从那天起，鸡汤就没了。煮鸡蛋也变成了一个，后来连鸡蛋都省了。吃饭的时候她不看我，筷子也不夹菜给我，偶尔夹一筷子，也是挑剩的菜帮子。
有一回我跟周国安说了句“你妈是不是又不高兴了”，他头也不抬地回了句：“谁让你怀的是女儿。”
我愣在那儿，碗里的饭半天咽不下去。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吴淑芬的态度一天天冷下去。
她不让我去打工了，说挺着肚子在超市站着丢人。
我心想她是心疼我，结果是让我在家做家务。
擦地、洗衣服、做饭，一样不落。
有一回我从二楼擦到四楼，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她坐在客厅看电视，头都没回，说了句：“别偷懒，干完了再歇。”
那些日子，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摸着肚子，跟孩子说话。我说宝宝，你快点出来吧，等你出来了，妈就有盼头了。
预产期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我一个人疼得在床上打滚，吴淑芬在客厅看电视，周国安还在工地上没回来。
我喊了好几声疼，她才慢悠悠走过来看了一眼，说了句：“还没到时辰呢，别大惊小怪的。”
可那会儿羊水已经破了，裤子湿了一大片。
晚上九点多，我都快疼晕了，她才打电话叫了个面包车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说羊水破了太久，再晚送半小时孩子就危险了。
我心里一阵后怕，但已经没力气想别的了，疼得抓床单，指甲都抠断了。
折腾了一整夜，凌晨三点零六分，孩子终于生下来了。
是个男孩。
护士抱着孩子过来给我看，胖乎乎的，闭着眼睛哭，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那会儿浑身都在发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值了，不管多疼都值了。
可吴淑芬不信。
她站在产房外面，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压根没听清护士说什么，就认定生的是女孩。
她甚至都没进来抱一抱那个孩子。
产房的冷气开得很大，十二月的天，暖气烧得有一搭没一搭，我裹着被子还冷得发抖。
孩子一直哭，我饿得没奶水，让周国安去给我买点吃的。
他去了四十分钟，回来时手里只拎着一份清汤寡水的粥，连个鸡蛋都没加。
“我妈说刚生完不能乱吃，吃清淡好。”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堵得慌。
那碗粥我没喝。
第二天上午，吴淑芬来了。她推门进来时表情淡淡的，像来走个过场。她把一沓纸放在床头柜上，我低头一看，黑色的大字刺得眼睛疼。
离婚协议。
我的手抖得厉害，纸张在手里哗哗响。
“你养不起这孩子。”她站在床边，语气不带一点温度，“我算过了，周家养不起你们娘俩。你一个收银员，又没家底，把孩子留下来就是害他。”
我说我养得起，我出去打工，孩子我自己带。
她冷笑了一声：“你打工？你一个月挣两千八，奶粉多少钱一罐你知不知道？尿不湿多少钱一包？你租房子住？孩子生病怎么办？你爸还得吃药，你拿什么养？”
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扎得我喘不过气。
我又看周国安一眼，他低着头站在门口，眼睛盯着地板，嘴唇抿成一条线，额头上有汗。
“国安，你说句话。”
他没抬头。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虚得像蚊子叫：“要不……听我妈的吧。”
我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三年就是个笑话。
吴淑芬又补了一句：“孩子给一户好人家，你也解脱了。你年轻，以后还能嫁人，不愁。”
我把离婚协议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
手抖得握不住，笔尖一直停在签名栏上。
吴淑芬递了条毛巾过来，语气淡淡的：“签字吧，大家都松快。”
我吸了口气，用力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笔一落，我像是被人抽走了全部力气，整个人往后一靠，大口大口喘着气。
协议推到一边，我抱紧孩子，下了床。
“你去哪？”吴淑芬拦在门口。
我抬头看着她，声音不大，却很稳：“孩子是我的命。你让我送人，不如连我一块送走。”
她愣了一下，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我抱着孩子，绕过她，一步一步走出病房。
走廊里的灯白惨惨的，照得人眼睛疼，地砖冰凉，我穿着拖鞋，脚趾头都冻僵了。
经过护士站时，有个小护士喊我，说伤口还没拆线不能乱走。
我没停步。
周国安追了出来，在电梯口拉住我胳膊。
“梦璐……”
我回头看他。
他的手松开了。
“你真要走？”
我没说话。电梯门开了，我抱着孩子走进去，按了一层。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周国安站在原地，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像是哭了。
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电梯往下走，我靠在墙上，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光了。
孩子在我怀里动了动，哼哼了两声。
我低头看着他，小脸皱巴巴的，头发湿漉漉的贴在头皮上，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
眼泪又涌出来，擦都擦不完。
到了医院大门口，外面的风特别大，吹得我直打哆嗦。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裹紧被子，把孩子护在怀里，站在门口发了半天呆。
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
那个所谓的“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没有娘家可回。我爸住养老院，一个月一千八的床位费，我都不知道下个月怎么交。
我站在街上，抱着刚出生一天的孩子，浑身上下的东西加起来，兜里只有三百二十块钱。
头顶上的天，低得像是要压下来。
02
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快二十分钟。腿冻得发麻，伤口还在疼，但我顾不上那些。我必须找个地方落脚。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帮我。
表哥贾刚捷，我妈表姐的儿子，在邻县开了一家私人孤儿院，规模不大，收养十来个孤儿。
他跟我妈关系好，我妈走的时候他还来吊唁过，给我留了个电话，说以后有困难找他。
那会儿我没当回事，觉得用不上。
可这会儿我想起了那个号码。
公话亭在街对面，我抱着孩子走过去，投了两块钱硬币，拨通了表哥的座机。响了四五声，通了。
“喂？”
“表哥，是我，梦璐。”
“梦璐？你咋了？声音咋这样？”
我吸了吸鼻子，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没那么惨。
可一开口，声音还是抖的：“表哥……我没地方去了。能先在你那儿住几天吗？等我把事情理顺了就搬走。”
那边沉默了两秒钟，随后传来表哥急促的声音：“你在哪？我马上去接你。别乱跑，听见没？”
我报了医院地址，挂了电话。
那天特别冷，我抱着孩子躲进一家小卖部里等。
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看我抱着个刚出生的孩子，皱了皱眉头，问我要不要奶粉。
我这才想起来，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我赶紧掏出仅剩的钱，买了一罐最便宜的奶粉和一个奶瓶。
老板娘看我的眼神带着同情，把奶粉递给我时叹了口气，说了句“姑娘，别太苦了自己”。
我没敢接她的话，怕一张嘴就哭出来。
表哥开车赶过来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的事了。
他开着一辆旧面包车，车门上的漆都掉了几块。
表哥下车时一脸的焦急，看见我抱着孩子蹲在小卖部门口，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这是咋回事？你咋抱着孩子蹲这儿？”
我说不出口。
他也没追问，帮我把东西拎上车，让我坐到副驾驶，开了暖气。面包车的暖气不太好使，吹出来的风凉飕飕的，但比在外面吹冷风强多了。
车上路了，我才断断续续把事情说了一遍。说到签字离婚时，表哥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攥白了，嘴里骂了一句：“姓周的一家王八蛋！”
骂完他又沉默了。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进了县城，拐进一条窄巷子，停在一扇铁门前。
铁门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光明孤儿院”几个字，油漆都斑驳了。
孤儿院很小，一栋两层的旧楼，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院子里摆着几件旧滑梯和秋千，看样子是捡来的二手货。
一群孩子在楼前空地上玩，看见表哥回来，围过来喊贾叔叔。
表哥把我安顿在二楼一间空着的宿舍里。
屋子小，十来个平方，一张铁架床一张旧桌子，墙角堆着几摞书。
窗户朝北，光线不太好，但收拾得挺干净。
表嫂何水桃赶过来时手里端着一碗热汤面。
表嫂是个矮个子女人，圆脸，看着就是好脾气的人。
她看见我抱着孩子，把面条放在桌上，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转身去给我收拾床铺。
那碗面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眼泪掉进碗里，咸咸的，可我舍不得放下筷子。
表嫂坐在旁边看着我，叹了口气：“别哭了，先把身子养好。坐月子的女人不能哭，以后伤眼睛。”
表哥在门口抽了根烟，回来时眼睛红红的，说：“你就安心住下，想住多久住多久，别跟哥客气。孩子姓什么不重要，咱把他养大就行了。”
那晚我躺在铁架床上，孩子睡在我旁边，小嘴里时不时发出几声哼哼。
我盯着天花板上潮湿的水渍，发了好久的呆。
心里翻来覆去的，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想着我爸的养老费怎么办，想着这个孩子长大了问我他爸在哪，我该怎么回答。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表嫂来敲门，端了红糖水和两个水煮蛋。她坐在床边看我吃，问我想好以后怎么办没。我摇了摇头，说先养着，大不了出去打工。
表嫂犹豫了一下，说：“孩子太小了，你出去打工谁带？要不先放我这儿，你找个活干，早出晚归的，我帮你照看。”
我眼眶一热，差点又掉眼泪。
就这样，我在孤儿院安顿下来。
头一周我基本没下过床，按老话说是在“坐月子”。
表嫂每天给我做饭，红糖鸡蛋、猪脚汤、鲫鱼汤，变着花样来。
孩子们也会跑过来看小宝宝，叽叽喳喳的，楼里热闹得很。
那阵子我的心情特别怪，一看到孩子就笑，一停下来就想哭。
有时候半夜醒了，看着孩子安安静静地睡在旁边，心里会忽然涌上来一股巨大的恐惧——我一个人养得起他吗？
他长大了会不会怪我把他带到这世上？
有一回我抱着孩子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表哥上楼来看了看，在我旁边蹲下，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忽然冒出一句：“梦璐，你恨不恨？”
我想了想，说：“恨有啥用。”
表哥掸了掸烟灰，说：“你就是太能扛了。”
我没接话。风从院子里吹上来，带着小孩们咯咯的笑声。孩子在我怀里打了个哈欠，小嘴一张一合的。
我把脸贴在他柔软的头发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养大。
日子一天天过。
出月子那阵子，我手里还剩两百多块钱，奶粉也快见底了。
我急得睡不着，早上起来就跟表哥说想去找活干。
表哥说你先别急，我托人给你找找。
又过了两天，表嫂从菜市场回来，跟我说市场口有个卖锅贴的摊子在招人，帮工一个月两千，包一顿饭，就是活累，凌晨三点就得起来。
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去了。
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凌晨三点爬起来，寒风刺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骑着表哥的旧自行车，骑了二十分钟才到菜市场。
卖锅贴的老板姓马，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满脸横肉，看着凶，其实人还行。
他看我是个女的，先犹豫了一下，最后说：“行，你先试试，干不了别勉强。”
那一试就是三个月。
那段时间我真的快把自己当成铁打的。
凌晨三点起来，骑车去市场，四点开始包锅贴，五点出摊，一直干到下午两点收摊。
回来时累得坐都坐不住，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孩子交给表嫂带，一个月给她五百块的伙食费，算上房租水电，表哥一分钱都不肯收我的。
有一回收摊回来，我累得骑车都能睡着，车子一歪，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膝盖磕破了，手掌磨掉一层皮，血糊糊的。
我趴在水沟里，浑身湿透，疼得直掉眼泪。
爬起来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半，离接孩子还有三个小时。
我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天又下起了雨。
那会儿我蹲在一家关了门的店铺门口躲雨，看着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脑子里空空的。忽然想起当年吴淑芬说过的那句话：“你养不起这孩子。”
我攥了攥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
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
03
卖锅贴的日子熬了三个多月，我攒下来三千多块钱。
那三千块是全省下来的，一天三顿饭有一顿是表嫂做的，两顿是啃馒头。
馒头一块钱两个，我买十个能吃三天。
有一回表嫂看我脸色不太对，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其实那是饿的。
但我扛过来了。
孩子三个多月时，有一天表嫂抱他去洗澡，回来时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我正蹲在地上洗衣服，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没出声。
“咋了？”我问她。
她张了张嘴，指了指孩子，压低声音说：“梦璐，你这孩子……你确定是个闺女？”
我愣了一下，说：“对啊，从医院抱回来就是闺女。”
表嫂把孩子抱到我面前，指着他的尿布说：“你仔细看。”
我看了看。
愣住了。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手抖得厉害，把孩子的尿布解开又合上，合上又解开。那小人儿踢蹬着两条腿，哇哇直哭。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站在原地好半天没缓过来。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人在里面敲锣。表嫂也慌了，说要不要去医院查查。
到了卫生院，妇产科的大夫看了看，笑了：“这明明是个男娃，谁告诉你是女娃的？”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护士在旁边翻记录，翻了半天，皱着眉头说：“产房记录上写的是女婴，登记的时候可能搞混了。”
搞混了。
就这三个字，让我的人生拐了一个弯。
我抱着孩子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看着那份出生记录发呆。
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小拳头攥着，嘴巴微微张着。
我摸了摸他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原来我那几个月一直喊“女儿”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是个儿子。
我抱着他走出医院大门时，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站在路边，忽然想起吴淑芬当初那个嘴脸——如果她知道她逼我送走的是个儿子，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想到这里，我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回去后我跟表哥说，孩子改名了，不叫彭想想了，叫彭梓睿，小名小明。表嫂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听着就聪明。
那段时间孩子变化很大。眉眼长开了，不像刚出生时皱成一团，露出几分秀气。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我，眼睛像，鼻子也像。
我抱着他站在镜子前面，跟他脸贴脸，说：“小东西，你可要把妈妈给累死了。”
他冲我吐了个泡泡。
我在锅贴摊干了五个多月，攒下了将近八千块钱。
那八千块里有五千块是加班的钱，马老板看我肯干，主动给我涨了两次工资。
他说你这女娃子不要命似的干活，我都怕你哪天累倒了。
我说我没事。
其实每天晚上躺下，腰疼得翻不了身，手背上被热油溅的疤一个叠一个。但我看着存折上慢慢涨起来的数字，心里踏实。
有一天收摊回来，我路过菜市场门口，看见一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在转让。
摊主是个四川大姐，说要回老家，设备加位置一万块就转。
我站在那里看了半天，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自己当老板？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跟表嫂商量了半宿。表嫂说我支持你，钱不够我这儿还有点。表哥也说你大胆干，亏了就亏了，起码你试过。
我咬咬牙，把存款全取出来，又跟表哥借了两千，凑了一万二，盘下了那个麻辣烫摊子。
那是冬天最冷的几天。
我一个人推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进货，买调料、买菜、买肉。
麻辣烫的东西多，光锅底料就有十几种，我一样一样学着配。
四川大姐临走前教了我两天，我把配料表全记在本子上，回家背到半夜。
开张那天，我起得比平时还早。凌晨四点就起来熬汤，骨头汤要熬三个小时才能出锅。我把摊子摆好，锅支上，调料摆整齐，等着客人来。
第一单生意来的是一个在菜市场卖鱼的大姐，她尝了一口，说“不错”。就那两个字，我站在锅后面笑了好久。
麻辣烫摊子的生意还不错，一天能挣个百来块。
我起早贪黑地干，凌晨三点起来熬汤，四点出摊，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收摊。
中午那段最难熬，太阳晒得人发晕，锅里的热气蒸得满脸通红。
可我不敢休息，因为一闲下来就会想孩子，一想孩子就不想干活了。
孩子交给表嫂带，每天中午抽空跑回来看一眼，喂顿饭，换块尿布，又急急忙忙跑回去。表嫂说你这样哪行，早晚累垮了。我说没事，还年轻。
有一天中午我跑回来喂孩子，他躺在摇椅里，看见我进来，小嘴一咧，露出一颗刚长出来的小白牙，冲我笑。
我蹲在他面前，看着他那张笑脸，忽然觉得眼眶发热。我吸了吸鼻子，抱起来亲了一口，他的小脸软软的，有股奶香。
我说：“宝贝，妈妈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他抓着我的手指使劲往嘴里塞。
麻辣烫摊子干了半年，我攒了两万多。那会儿我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念头——租个店面，好好干，把生意做起来。
正好菜市场对面有家小面馆要转让，店主是个潮汕大叔，说要回老家带孙子。
店铺不大，二十来个平方，一个月租金一千八。
我看了看位置，觉得不错，咬咬牙盘了下来。
盘店的钱花了两万八，加上装修买设备，又花了一万多。钱花光不说，还欠了表哥五千。可我觉得值，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店。
开店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是飘的，又兴奋又紧张。凌晨三点就醒，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准备。备菜、炸料、熬汤、打扫卫生，一个人忙前忙后。
开业那天来了不少人，大多是以前市场麻辣烫的老主顾。有个常来的大爷吃完后竖起大拇指，说“丫头，你这手艺稳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笑得合不拢嘴。
小店的生意稳步上升。
我请了两个帮工，一个负责洗碗切菜，一个负责端盘子收桌。
我自己负责掌勺和采购。
每天凌晨三点到店，晚上十点关门，中间基本没停过。
饭点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锅铲翻得飞起，一锅一锅地炒。
孩子快一岁时会叫人了。
第一声“妈妈”是在一个傍晚叫的。
那天我收摊回来，累得靠在沙发上闭眼睛，他趴在摇椅里，忽然脆生生地喊了一声“妈妈”。
我睁开眼，看着他。
他又喊了一声：“妈妈！”
我一下子坐起来，眼眶湿了。
晚上我抱着他坐在院子里，天上有星星。他指着天空“啊啊”地叫，我指着最亮的那颗星说：“那是北斗星，妈妈以后带你看更多星星。”
他听不懂，冲我咯咯笑。
那阵子日子虽然苦，但我觉得甜。
有一次，卖菜的张大姐跟我聊天，问我孩子爸爸去哪了。我说离婚了。她叹了口气，说你还年轻，条件也不错，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我摇了摇头，说暂时不想那个事。
其实不是不想，是不敢想。我害怕再遇到第二个周国安，害怕再遇到第二个吴淑芬。那些人带给我的伤疤还没好透，我还没那个勇气再去相信谁。
就这样，我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店里干了两年。
生意越来越稳，从一家小店扩到了两家。
第一家店的斜对面，我盘下了一个更大的铺面，三层楼，一楼堂食二楼厨房三楼住人。
店铺从二十平变成了八十平，从只卖麻辣烫变成了卖各种粉面小炒。
我请了四个帮工，自己终于不用再凌晨三点爬起来熬汤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但有些事，总是不请自来。
04
生意扩大的第二年，我在县城买了辆二手面包车。
车子是银灰色的，开了四年多，跑了八万多公里，但车况还行，花了一万八。
买车那天，我把小明抱到副驾驶上，给他系好安全带，带着他开了一圈。
他坐在旁边，小手抓着车窗框，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直笑。
我也笑。
那阵子我感觉自己终于活出了点人样。
店里的流水一天比一天高，帮工也从四个增加到六个。
我把店面重新装修了一遍，换了新的桌椅和灯，墙上贴了菜单和海报，门口挂了个红灯笼，看起来像模像样。
有客人喊我“老板娘”。
每次有人这么喊，我心里都会微微颤一下，然后笑着应一声。
但日子顺了，心里却有点空。
那种空不是没人陪的空，是好像少了点什么，少了根筋。
我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好像拼命赚钱就能填满什么。
有一回表哥来店里吃饭，喝了两杯啤酒，忽然说：“梦璐，你现在日子好过了，有没有想过找找那个女儿？”
我愣了一下。
他说的“女儿”，是我从产房抱出来的那个。
我想了想，说没想过是假的。但怎么找？从哪找起？孩子被吴淑芬送给了谁，周国安也没告诉我。
表哥又喝了一口酒，说：“要不我托人打听打听。”
我说算了，先这样吧。
其实我不是不想找，是不敢。
我怕找到了，人家已经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我不忍心拆散；我又怕找到的不是好人家，孩子吃了苦，我会恨自己一辈子。
那晚我失眠了。
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先放一放。
店铺的生意到了第三年，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在县城另一头开了第三家分店，请了个靠谱的店长看着。
那会儿我的月收入已经稳稳过万了，在县城里算不错了。
我把老爸从养老院接出来，找了一家更好的康复中心，一个月两千五的护理费。
他身体比前两年好了不少，能坐着轮椅自己滑动几下。
我去看他时，他拉着我的手，含糊不清地说了句“闺女好”。
我眼泪差点没忍住。
那年过年，我一个人回了趟周家村的镇上。
不是去看周家，是去办小明的户口。
孩子三岁半了，马上要上幼儿园，没户口不行。
我的户口还在娘家，周家的户口本当初没迁过去，这倒省了不少麻烦。
办户口要去镇上行政服务中心。
我一大早开面包车带着小明出发，到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十几个人。
等了快两个小时才轮到我。
办事的姑娘是个新手，翻文件翻了半天，问了一堆问题，让我回去等通知。
我说要等多久，她说大概一周。
一周就一周吧。我抱着小明往停车场走，走到半路，碰上了一个老熟人。
是以前住我家隔壁的王婶。她看见我，先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好几遍，才试探着喊了一声：“梦璐？”
我点了点头。
王婶拉住我的手，上下看了又看：“哎呀，你变了不少，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现在在哪呢？过得咋样？”
我说还行，在县城开了个小吃店。
王婶哦了一声，像是在消化这个信息。紧接着她压低声音说：“你知不知道周国安那小子又结婚了？”
我说知道。
她又说：“娶的是镇东头老李家的闺女，家里有钱。你婆婆可风光了，在村里逢人就说新儿媳好。”
我说哦。
王婶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句：“那个……你孩子呢？”
我低头看了一眼牵着我手的小明，说：“在这呢。”
王婶低头看了看小明，脸上的表情复杂，看不出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她干笑了一下，说了句“长得真好”，又说“你先忙”，然后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王婶的背影消失在人堆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回县城的路上，小明在后座睡着了。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王婶说的那些话。周国安再婚了，风光了，过上好日子了。
好像什么都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那晚，我翻来覆去很久才睡着。
睡着后做了个梦，梦见周国安站在医院走廊里，低着头说“要不听我妈的吧”。
我在梦里走过去，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
第二天醒来，枕巾湿了一片。
手续办完的第七天，我去了镇上派出所取小明的户口本。
办事人员把那本户口本递给我时，我手指抖了一下，接过来翻开，看着“彭梓睿”三个字清清楚楚印在上面，户口上的父亲那栏是空白的。
我合上户口本，抱着小明坐上车子，发动引擎时深呼吸了一下，开上了回县城的路。
快出镇子时，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件黑色的旧羽绒服，头发花白，背有些驼，拎着个塑料袋，正站在路边等红绿灯。
是吴淑芬。
她瘦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多了，像是老了十岁不止。但走路的姿势没变，还是那样，微微驼着背，走得很慢。
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
她在斑马线前站住，往这边看了一眼。
四目相对的瞬间，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最后一个都没抓住。她似乎没认出这辆面包车。
我踩下油门，车子从她身边驶过去。
后视镜里，她依然站在那里等绿灯，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
我握着方向盘，指节攥得发白。小明在后座喊：“妈妈，我们回家吗？”
我吸了口气，应了一声：“回家。”
那一刻我心里浮起一个念头——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可我错了。
三个月后，我在县城的大商场里，又遇见了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