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大雪封了桦树沟。
收工路上我扒开道沟积雪，拖出一个浑身僵硬的女知青。
背她回家的那截风雪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
赤脚医生说，再晚半个钟头人就没了。
她养了半个月走了，说这辈子记着我的恩。
这一走就是十年，再没音信。
十年后我进城求职谋生，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办公桌后坐着的人抬起头，我的介绍信掉在脚面上。
她放下钢笔，声音不大：“程长富，你爹的事我查了三年。今天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二个选择，让我心头一颤。
01
那年腊月二十八，天黑得比往常早。
我扛着铁锹从坡上下来，大雪没过了小腿肚子，风卷着雪片子，打在脸上像刀割。
路过道沟边的时候，我恍惚看见白茫茫一片里头有个黑乎乎的轮廓。
起先以为是野物，走近了才吓一跳。是个人，侧身蜷在沟里，棉袄外头罩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头发冻成一缕一缕的，脸上青紫得吓人。
我蹲下去探了探鼻息，还有气，但细得几乎感觉不到。
我脱了外头那件旧棉大衣把人裹了，弯腰把人弄上背。
那人的寒气隔着衣服直往骨头缝里钻。
风雪越来越大，走一步半个脚脖子陷进雪里。
我咬着牙走，两条腿像灌了铅。
平时从坡上到家也就二十分钟的路，那回走了快一个钟头。
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灶台前头烧火，看见我背了个人进门，手里的火钳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她问我是谁。
我说像是后山插队那些知青，冻在道沟里了。
我妈没再多说，放下火钳就过来帮忙，把人从背上接下来。
那姑娘的身子软塌塌的，像一根没骨头的绳。
我妈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脸色一下变了，烫得吓人。
“快去里屋铺被褥。”我妈说。
我把人抱进里屋放到炕上。
我妈给她盖了两床被子，又架着火盆往屋里端。
屋里烧了炭火，热气慢慢上来，那姑娘的身子开始打摆子，牙关咬得咯咯响。
我站在炕沿边上，手足无措。
“愣着干嘛，去烧水！”我妈推了我一把。
我赶紧去灶间舀水烧锅，又掰了几块姜扔进去。
水烧开的时候，我妈端着一碗红糖水出来，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往那姑娘嘴里喂。
她迷迷糊糊咽了几口，全呛了出来。
“这烧得不轻，怕是肺炎。”我妈皱着眉说，拿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
那姑娘烧得说起了胡话，一只手在半空中乱抓，嘴里含含糊糊叫“爸”。我妈握住她的手，她才慢慢安静下来，眼泪顺着眼角往外渗。
我看着那张烧得通红的脸，心里堵得慌。这大雪天，一个姑娘家，一个人走山路，不知道碰上什么事了。
“妈，我去请王大夫吧。”
我妈抬眼看了看窗外，风雪拍着窗户纸，呜呜地响。“这天气，王大夫那个老寒腿能来？”她说。
“我背也得把他背来。”
我披上家里那件带着补丁的老羊皮袄，又套了一双草绳绑在鞋底下防滑，抄起手电筒就出了门。
风夹着雪，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从我家到邻村的赤脚医生家，翻一道梁子，走大路要小半个时辰，抄山道能省一半路，但山道陡，这个天走起来不要命。
我没多想，顺着山道就往上爬。
后半段的时候，雪已经把路面整个糊住了，一脚踩下去，直接没到大腿根。我拿手电筒照着前头，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人死在家里。
王大夫家两间土房，窗户纸里头透了点昏黄的灯光。我拍了他家半天的门，他才披着棉袄探出头来，看见我这个样子，愣了一愣。
“你家谁病了？”
“插队那个女知青，烧得厉害。”
王大夫顿了顿：“这个天，我这个腿……”
“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说，声音不大，“人命关天。”
王大夫看了看我，没再说话。他转身回屋，收拾了一个药箱子，又灌了一壶热水，跟着我出门。
回来的路比去的时候还难走。
雪堆在山道拐弯的地方，过不去。
我走在前面，一脚一脚把雪踩实了，让王大夫踩着我的脚印过来。
他那个药箱子，我给他挎在肩上，怕他滑倒摔了药。
到家的后半夜，屋里炭火烧得通红。
王大夫看了看那姑娘的眼皮和舌苔，又拿听诊器听了半天，沉着脸说：“急性肺炎，烧得厉害，再晚半个钟头，人就没了。”
我站在旁边，腿肚子发软，这才觉得膝盖又酸又胀，火辣辣地疼。
王大夫给她打了针，又留了药，交代了怎么喂，这才喝了碗热汤歇了口气。
付诊费的时候，我妈从门后头摸出一个布包，里头是攒了许久的鸡蛋钱，一共一块八，全塞给了王大夫。
王大夫捏了捏那叠毛票，没有推还，只叹了口气：“这雪，怕是得封到年后。”
他走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靠在灶台边，膝盖疼得站不直。我妈出来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没说话，回屋端了一盆热水，让我把裤腿卷起来烫一烫。
我把裤腿卷起来，膝盖肿得亮堂堂的，像馍馍发过了头。
我妈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还是没说话。
她转身回了里屋，去照看那个姑娘了。
我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把两条腿泡在热水盆里，水汽腾上来，膝盖里头又胀又麻。
那是我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寒气侵骨。
02
连着三天，那姑娘烧烧退退，反反复复。
我白天在灶间烧水熬药，夜里守在堂屋里，隔一阵子就要进去看她喘得怎么样。王大夫留下的药，一天三次，一顿也没敢落下。
我妈给她喂米汤，她喝不了几口就呛，咳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咳嗽声从胸腔里头闷闷地挤出来，听在耳朵里，像拉风箱漏了气。
到了第四天早上，她的烧终于退了。
我端着一碗小米粥进屋，她睁开眼，看了我半天。我这才看清她的长相，瓜子脸，眉目清秀，就是瘦得厉害。
“你醒了？”我说。
她张了张嘴，嗓子哑得出不了声。
“别说话，先喝口粥。”
我把碗放在炕沿上，她挣扎着想坐起来，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扶了她一把，把枕头立在背后，让她靠着。
她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粥汤洒到了被子上。
我转身出了屋，站在门口，没去看她。里头传来低低的啜泣声。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她端着空碗出来了。站在堂屋中间，脸上的泪还没干透，声音哑着说：“谢谢你救了我。”
“别谢我，”我说，“我妈出力最多。没她，我不会伺候人。”
她低下头，又没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邓思瑶，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插队在桦树沟公社。
那天是因为家里寄来的信被大队扣了好几天，她去公社讨要，回来的路上赶上了暴雪。
“你来这边几年了？”我问她。
“两年半。”她说，“我一直在找机会回城，我爸岁数大了，一个人在家没人照应。”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日头照在院里的雪地上，晃眼。
我母亲炖了那只老母鸡，端了半只上来。邓思瑶推辞了半天，我妈硬是给她舀了满满一碗汤。她端着那碗鸡汤，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汤里。
从那天开始，她就在我家住着养病。她是个要强的性子，能下地走动了之后，就帮着干些屋里的活儿，扫地、擦桌子、帮我妈补衣服。
一天下午，我在地里回来，看见她坐在院子里，膝头上摊着一本旧笔记本，在看里头夹着的纸页。
那是父亲留下的东西。
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神情有些不自然：“我看到这里头有张纸，好像是个什么鉴定书，就多看了一眼。”
我拿过来翻了一下。那页纸上写着“工伤鉴定书”几个字，下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受伤原因那一栏模模糊糊，只写了“因公负伤”四个字。
“你父亲是工人？”她问。
“年轻时在镇上的机械厂干过几年，”我说，“后来伤了腰，回村里种地了。”
“那……现在人呢？”
邓思瑶问完这句，大概看我的脸色不太对，声音就小了。
“走了，”我说，“我十七岁那年。”
她没再问下去，把笔记本递还给我。我没接，直接塞进了她手里：“也没啥要紧的东西，就是一些记事的纸。”
“那张鉴定书……”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怎么了？”
“没事。”她说，低头把笔记本合好，放到了窗台上。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随口问我妈，说我爸当年在机械厂到底是怎么受的伤。我妈夹菜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又自然地夹了起来。
“机器砸的呗，”她说，“厂里头给赔了点钱，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那不是应该有工伤待遇吗？”
“你爹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扒了一口饭，头也没抬，“老实巴交，不会跟人掰扯那些。厂里说给他调岗，他就说回村里养着也是一样的。”
“那不是亏了？”
“有什么亏不亏的，”我妈把碗往桌上一放，“一天到晚惦记那些，日子还过不过了。”
她说完就起身去灶间添饭了。
我坐在桌前，看着桌上那盏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邓思瑶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粒，谁都没有说话。
窗外，檐上融化的雪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砸在窗台上，啪嗒、啪嗒。
那是我头一回对母亲的话，产生了疑问。
03
接下来的日子，邓思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她能下地干活了，还帮着我妈去自留地里挖萝卜。回来的时候，冻得鼻子通红，嘴里哈着白气，脸上却带着笑。
我这时候才留意到，她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笑的时候，嘴角会露出来一个小虎牙，看着挺随和。
一天傍晚，我去大队部还铁锹，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坐在堂屋里，手里捏着那本旧笔记本，翻来覆去地看。
我咳嗽了一声，她吓了一跳，把笔记本合上了。
“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夹着什么别的东西。”她解释了一句，脸有点红。
“你认识字。”我说。
“嗯，初中的时候念了不少书。”她顿了一下，又说，“我爸是机械厂的八级技工，会看图纸会算料，他教过我一些东西。”
“那你帮我看看这张纸，”我掏出了那页工伤鉴定书递过去，“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上头怎么连个受伤原因都不写清楚。”
她接过那页纸，对着门口的光看了好一会儿，皱了皱眉头。
“这个不像是正式的工伤鉴定书，更像是一份……说明材料。”她说，“你看这里，盖章的地方没有公章，只有个手写的‘同意’两个字。正式的鉴定书要有厂里的公章和劳动部门的备案号。”
“那这张纸上说的‘因公负伤’，不能作数？”
“作数应该还是能作数的，”她顿了顿，“但是看这张纸这个样子，怕是没走正式程序。也就是说，你爸当年可能在厂里只拿了一次性补偿，没有申报长期的工伤待遇。”
我沉默了很久。
我从来没想过，父亲的伤还会藏着一层不清楚的底细。我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滋味的东西，像是愤怒，又像是替父亲感到委屈。
“那这个还能查吗？”我问。
邓思瑶看了我一眼，说：“你要是想查，等回了城里，我托人帮你问问。不过估计过去这么多年了，档案不好找。”
“那就算了。”我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
可能在我心里，父亲已经不在了，再翻这些旧账，又能翻出个什么结果来。
但那个念头，却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了我心里，没有退出来。
腊月二十九，邓思瑶收到了家里的电报。她看完电报，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动。
我走过去，她递来电报，我低头看了一眼：父病重，速归。
“明天一早我去给你找车。”我说。
“嗯。”她点头，声音闷闷的。
那天晚上，她把我妈的棉衣补好了，又把院子里的柴火都劈好码齐堆到墙根底下。我妈拦了几回没拦住，就由着她从傍晚一直干到天黑透。
第二天一早，我把她送到公社的汽车站。候车室里冷冷清清的，四面漏风。她把两个包袱放在长椅上，坐在那里，看着外头的天。
“雪停了。”她说。
“嗯。”
“程长富。”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带着一点南方味道的尾音。
“嗯？”
“你救了我一命，我这辈子都记着。”她看着我，眼眶有些泛红，“等我安顿好了，我回来看你和你妈。”
“你忙你的，不用记挂。”我说。
“你别不当真，”她认真地看着我，“我是说真的。”她又伸手从包袱里摸出一个布缝的平安扣，黄不拉几的颜色，针脚很粗，但是缝得很结实。
“这个是我妈年轻时候缝的，我插队那年她塞给我的。你拿着，它保平安。”
我接过来捏了一下，里头塞了棉花，软软的。
远处客车按了两声喇叭。她站起身，拎起两个包袱，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朝她摆了摆手。
她上了车，隔着车窗又望了望我。汽车发动，碾过地上的积雪，慢慢开远了。
我站在站台上，风灌进领口里，凉飕飕的。
回到家，我妈问送走了？我说送走了。她没再问，转身进了里屋。
那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把那本旧笔记本翻了出来。翻到夹着鉴定书的那一页，我看见里头的纸缝里，似乎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抽出来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儿子，别恨你爹没用。”
字迹已经泛黄，笔痕淡得快看不清了。我攥着那张纸条，坐在冬日的院子里，坐了很久。
空中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风吹过屋檐的呜呜声。
04
开春之后，我托人打听过邓思瑶的消息。
听公社的人说，她父亲是机械厂的老工人，病得确实不轻，她回去顶了父亲的岗位。再后来，就没人有她的消息了。
日子一天一天，像河滩上的流水，流过去连个水花都看不见。
那页工伤鉴定书被我夹回了笔记本里，和那张纸条放在一起，压在箱底。
我没有再问过母亲，但有些话，不需要问，也能从她躲闪的眼神里看出来。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这十年里，村子里一天一天地变了样。
生产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到户。
刚开始那两年还好，种地还能糊口，后来煤矿资源枯竭，附近的小煤窑一个接一个地关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头跑，去了南方，去了城里。
留在村里的，只剩老人、孩子，和走不出去的人。
我妈的头发，在这十年里白了。
她的背也弯了，咳嗽的毛病一年比一年重。
我带着她去过镇上的卫生院看过几回，大夫说是老慢支，治不断根，天凉了注意保暖。
我家里的地，一年到头刨出的粮食，除去口粮和种子，剩不下几个钱。
农闲的时候我去镇上打零工，扛水泥、搬砖头、卸货，什么活都干。
手指头的骨节粗了一圈，手掌上的老茧，刀都割不动。
1985年春天，连最后那几亩薄田也种不下去了。
乡里要修水库，那片地正好在淹没区里。补贴款发下来，一亩地给了一百二十块钱，还不够买两袋化肥。地没了，庄稼人就成了没根的浮萍。
我在村口蹲了三天，也没蹲出一个活路来。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看见我妈坐在门槛上择豆角，她的手指头干枯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我看了她半天，忽然鼻子一酸。
“妈，我想进城找点活干。”我说。
她择豆角的手停了一下：“去多久？”
“干到能存下点钱就回来。”
“你只管去，家里我能照应。”她顿了一下，又说，“你爹年轻的时候也在城里干过。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当年的事吗？去了城里，不忙的时候，可以打听打听。”
我从箱底翻出那本旧笔记本，揣进包袱里。又翻出那个旧布缝的平安扣，犹豫了一下，也塞进了包袱里。
第二天天没亮，我锁好院门，踏上了去城里的路。
从镇上坐班车到县里，又从县里转长途汽车，颠簸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候才到。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来省城，站在客车站门口，满眼的汽车、自行车、人流，我像一只掉进大河里的蚂蚁，连个方向都辨不出来。
我在客车站的候车椅上窝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找到了老乡。
老乡姓孙，叫孙越彬，是邻村的，前年就来城里打工了。
他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两眼，说：“你来得正好，城南开了家新机械厂，正在招仓库保管员，要求初中文化，你符合条件。”
“一个月给多少钱？”我问。
“听说比别处高，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带着我去了那家厂子。
厂挺大，大铁门敞着，里头的厂房干干净净，车间里头传来叮叮当当的铁器声响。
门卫看了我的介绍信，又让我登记了名字，才放我进去。
办公室在东边第二栋楼的二楼。我踩着水泥台阶上去，找到了挂着“厂长办公室”牌子的那扇门，抬手敲了两下。
“进来。”里头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屋里头光线很好，一张大办公桌，后头坐着一个人，正低着头批文件。
“你好，我是来面试仓库保管员的。”我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紧，说出介绍信递了过去。
那人抬起头来。
我看清了那张脸。
手里的介绍信，啪的一声，掉在了脚面上。
十年了，那张脸瘦了一些，眉眼褪去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些冷峻和干练。但那双眼睛，骨子里的那个眼神，我没认错。
她也看着我，目光一动不动。
屋子里的空气静得像凝固了一样。窗外车间里的机器声嗡嗡地响着，隔着一层玻璃传进来，显得格外遥远。
过了好半晌，她才开口：“程长富。”
我的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像一颗石子砸进了水里。
“没想到是你。”她放下手里的钢笔，“坐吧。”
05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后背的汗把衬衫湿透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我端起茶缸子，手有些不稳，茶水晃了几晃，滴了两滴在裤腿上。
“你妈身体好吗？”她问。
“不大好，老慢支，天一冷就咳得厉害。”我说。
“平安扣还在吗？”
我愣了一下，从包袱里翻出那个旧布缝的平安扣。她看了好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
“十年了，”她说，“我说过我会回去看你们，一直没能兑现。”
“你有你的事，”我说，“不用记着那些。”
她没有接这个话。
沉默了一会儿，她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面上。
我没有动，只是看着那个袋子，直觉告诉我，这里头装着的东西，和我的来路有关。
“你这次出来，是为了找工作？”她问。
“队里散伙了，地也没了，”我说，“总得找个活路。”
“仓库保管员，你干得了？”
“认得字，会记数，”我说，“别的好活我也不会，但这份活，认真学我能拿下来。”
“工资方面，他们有跟你说吗？”
“听老乡说比别处高一些。”
“高十块。”她说，“厂里定的，一年十三薪，另外分一间宿舍。”
我点了点头。这条件，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她看了我片刻，又说：“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我愣了一下，“那第二个呢？”
她端起桌上的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放下。外头的风把窗户吹得咔哒响，她抬眼望了望窗外，又把视线落回来，落在我脸上。
“第二个选择，”她说，“厂里聘你当特聘职工，享受干部级待遇，逢年过节厂里登门慰问，我以被救者的身份，负责你的生养死葬。”
我手里的茶缸子，在桌沿上磕了一下，发出脆生生的一声响。
“这个不需要你干任何活，”她继续说，“你只需要答应一件事，就是公开接受我这份报恩。”
“什么？”
“程长富，你当年救了我一命，”她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年，攒了一点能力。我不是要拿钱砸你，我是想让你知道，你那半条命，我记了十年。我有能力还了。”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你这是在……报恩？”我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放下茶缸子，感觉自己浑身的血从脚底往头顶上涌。
我深吸一口气：“邓厂长，我来说一句，你别不爱听。我当年背你回来，没想过要你报什么恩。你给个活我干，我感激你。可你让我顶着‘救命恩人’这块牌子在厂里晃，这算什么？”
她没有反驳我，也没有生气。她看了我好一阵子，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像在思考什么。
“程长富，”她的声音低了下来，“你以为我只是在报恩？你错了。”
她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沉默了很久。
“你父亲的事，我查了三年。”
我猛地抬起头。
“你父亲叫程广才，当年在城东机械厂当钳工，和我爸一个班组的。”她转过身看着我，“1971年，车间一台冲压设备出了故障，他推开我爸，自己让整根传动轴砸断了腰椎。”
她一字一句地说：“你爹是个好人，而且是救了我爸的命的人。”
我坐在椅子上，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06
“你爸叫什么？”我问。
“邓长贵。”她说，“机械厂八级技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邓思瑶的父亲，当年也是机械厂的。
邓长贵。
这个名字，我从没听母亲提起过。
我爹救过他父亲？
我爹从来没跟家里提过这回事。
“你确定？”我问。
她从牛皮纸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放在桌面上推过来。
最上面是一份泛黄的事故记录，纸张已经发脆，边缘卷了角，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几行字，字迹还很清楚。
“1971年6月14日，冲压车间三号设备传动轴断裂，飞件击中工人程广才腰部。经查，系设备维护不当所致……”
下面那一栏，写着：“施救对象：邓长贵。”
我的手指头在那几行字上来回摩挲了好几遍。纸面上的蓝黑墨水已经褪色，字迹边缘泛着黄褐色的水渍，但那行字，清清楚楚，一笔一划，都在。
“这份东西，你从哪里找到的？”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厂里的档案室。”邓思瑶说，“那年事故发生之后，厂里为了推卸责任，把责任定性为‘设备老化’，没有给工伤认定。你爸当时没文化，不懂这些门道，厂里给了他三百块钱的‘慰问金’，让他签了字，就把他打发回村里了。”
“三百块？”我笑了一声，那声笑干巴巴的，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他把自己一个腰子都搭上了，就值三百块？”
邓思瑶没有接话。
我低下头，双手撑着膝盖，看着地面上那道瓷砖缝。过了很久，我才开口：“那你怎么会知道我爸是你父亲救过的？你那时候才多大？”
“我爸瞒了我很多年。”她说，“我是插队回来那年才知道的。我爸病重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交代后事，说他在厂里这些年，最对不住的就是一个叫程广才的人。那个人救了他的命，落下了伤残，后来回了老家，一直没联系上。”
“你爸……”我看着她，“他现在？”
“走了，”她说，“1980年，胃癌。走之前他把能记起来的线索都告诉了我，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程家的人。我没等找到你们，先等到了桦树沟暴雪那件事。我在那个沟里冻了半宿，你把我背回家。”
她顿了顿：“等到我知道了全部真相，才明白那天晚上你背起来的，不只是一条命。”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大概有一顿饭的工夫。脑子里的东西像搅浑了的泥水，想理个头绪出来，又理不清。
“你给我的第二个选择，”我问，“是因为这个？”
“是。”她说，“你爹那笔账，厂里欠了十四年。我不能让那笔账烂在档案袋子里。我没有能力替厂里赔出那笔钱，但我有这个厂。”
屋里，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你的意思是……”
她没有接我的话，而是又说了一句：“程长富，给你这份特聘，不是施舍，也不是报恩。这是你爹该得的。”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裂了口子的手，指甲缝里嵌着常年劳作留下的黑泥。和这间干净的办公室比起来，我坐在这里，怎么看怎么不搭调。
但有一肚子的东西堵在我胸口，翻腾着，冲撞着。
“那件事……”我哑着嗓子问，“你爸……他后来有打听过我爹的消息吗？”
邓思瑶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回答了。
“打听了，”她说，“他每年都托人问。那几年厂里改制，档案乱得厉害，加上你爹回村以后改了籍贯，一直没对上号。等他真正查到线索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年底了。那时候，你爹已经走了三年。”
外面车间里的机器声轰轰响着，震得地板微微发颤。
我攥了攥拳，又松开。我他妈不知道该怪谁。
这件事，这么一摞纸，就这么轻飘飘地压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07
我站起来，说要出去走走。
出了厂门，我没走远，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
太阳白晃晃地照着，街上的车呜呜地开过去，扬起一阵一阵的灰尘。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只剩一个念头。
我爹在厂里救了人，然后被三百块钱打发了。
我爹在村里扛了半辈子，腰坏了，活干不动了，他从来没提过这事。我妈也从来没提过。我爹走的时候，四十五岁。
“儿子，别恨你爹没用。”
那张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忽然就窜到了我眼前。
我把脸埋在膝盖上，觉得太阳光刺得眼睛发酸。
不知道坐了多久，身后传来脚步声。
邓思瑶走到我旁边，没有坐下，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这是档案的复印件，”她说，“还有我爸写的一封信。你看完了，怎么决定都行。”
她把信封放在我旁边，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拿起信封，抽出那封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红头信纸，已经翘了边。信是邓长贵在病床上写的，字迹到后面几行已经歪歪扭扭，不太成样子。
“程师傅，我是邓长贵。当年那台设备出故障，要不是你推开我，我这条命就交代在车间了。你伤成那样，我试过找厂里给你评工伤，厂里说你去意已决，签了字领了钱。我知道你没文化，那纸协议上写的东西，你前脚签后脚就忘了。可我记着。我对不住你。等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你的家人。”
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字：“我女儿说，你有一个儿子。要是他愿意，等我女儿将来有了能力，总该把这份亏欠还上。”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把信拿在手里，看了好几遍。
风一吹，信纸角角卷起来。
当天下午，我去了那栋楼对面的公共电话亭，拨通了村委会的电话，让人帮忙转告我妈一句话：“妈，我知道了。”
电话那头，村委会的人问我知道什么了。我说不出来，只说“你转达就行了”。
挂了电话，我揣着那个信封，回到厂里安排的招待所。
一夜没有睡着。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去厂食堂吃饭。食堂里头人不少，我端着搪瓷碗找了个角落坐下。隔壁桌几个工人瞄了我几眼，声音压得不算低。
“就那个，听说跟厂长有关系。”
“什么关系？”
“听说是以前插队那阵子的事。救过厂长一条命，这不让人来厂里吃闲饭了。”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没有吭声。那几个人继续说，声音忽高忽低。
我不想吃那口饭了，起身端着碗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后头有人说：“搁我我可没这个脸。”
我没有回头。我端着那碗饭，走到食堂外面的水龙头跟前，把饭倒进了泔水桶里。然后我攥着搪瓷碗，站在太阳底下，站了好半天。
下午四点钟，我去了邓思瑶的办公室。
“我想清楚了，”我说，“第一个选择，我接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第二个呢？”
“你留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了字的纸条，放在她桌上：“这是我爹留下的。我今天给你看这个，不是想跟你算账。我是想告诉你，我不接你那个特聘，不是不领情。是我爹教我的，人活一辈子，该自己挣的，别伸手去拿。”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条，许久没说话。
她伸手把纸条接过去，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轻轻放在桌上，开口的时候声音有点哑：“程长富，你真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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