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日本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足以震动政坛的决定：从2027年4月起，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期限为两年。高市早苗还承诺，配合现金补贴后，民众实际承担的税负将接近于零，2029年4月再把税率恢复原状。
食品价格一路上涨，普通家庭在超市里感受到的压力最直接。对高市来说，这项政策确实很容易赢得掌声。问题是，减税的账已经写在纸上，填补缺口的钱却没有着落。
按目前估算，食品消费税每年将减少约5万亿日元收入，两年就是10万亿日元。高市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年之后，我负责把税率确实恢复到原样。”她还拒绝在法律中加入与经济景气挂钩的附加条件。
听起来很有决断力，可财政不是靠一句承诺就能平衡。日本2025年度税收预计达到84.2万亿日元，已经连续第六年创下新高，但超出预期的部分也只有3.5万亿日元，连一年的减税缺口都补不上。更麻烦的是，这还不是高市政府唯一的压力。
日本政府正在提高防卫投入，汽油减税也可能带来约7000亿日元的收入损失。食品减税、防卫扩张、燃油优惠叠加在一起，每年新增的财政压力超过6万亿日元。三笔账都要花钱，却没有一笔能自己产生收入。
日本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250%，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这样的财政状况下，政府要么削减养老、医疗、育儿和公共投资，要么发行更多国债，再或者寄希望于经济高速增长来消化损失。可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说明，靠“减税刺激消费、消费带动增长、增长再带来税收”这条路，并没有真正跑通。
高市当然清楚账本有多难看。她过去也曾强调财政纪律，但眼下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允许她慢慢等。7月以来，高市内阁支持率快速下滑。《每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支持率降至41%，不支持率升到44%，反对者首次超过支持者。时事通讯社的调查中，60岁以上选民的支持率更是从63.7%跌至39.9%。
这部分人原本是自民党的稳定票仓，如今却成了流失最快的群体。年轻人也没有继续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新鲜感买单。她上任初期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一度超过70%，但形象加成消退后，物价、汇率和就业压力重新占据了舆论中心。
7月27日国会质询时，有议员追问支持率为何大幅下跌，高市只回答“很难分析”“不清楚原因”。同一天面对是否需要反省的提问，她又说“没什么特别需要反省的”。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面对类似问题时，至少会表态接受批评。高市的强硬，在支持者看来是有个性，在普通选民耳中却容易变成傲慢。
日本政治评论人士大滨崎卓真认为，这种回应暴露出高市“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可能让女性和年轻人更加不安。日本《周刊女性PRIME》援引政治撰稿人的判断则更尖锐：她或许承受着“不能暴露弱点”的压力，但连“虚心接受”都说不出口，难免让人怀疑其基本政治素养。
减税决定因此更像一次政治救火，而不只是经济政策。高市需要一个能立刻让选民感受到好处的动作，把摇摆的支持率拉回来，也需要借此压住党内的不满。她以众议院选举公约为依据，在党内临时会议上直接坚持推进方案，甚至当着麻生太郎等高层的面强调，减税内容已经写进公约，不能轻易后退。
日本经济新闻将这一过程形容为“首相判断压过党内沉默”，并认为它背离了自民党长期把消费税视为社会保障财源的方向。经济财政大臣城内实只表示，会在预算编制时“妥善确保财源”，同时强调必须维持市场信任。财务大臣片山皋月以及党内财政派对赤字国债保持警惕，但在高市的政治推动下，反对声音暂时没能挡住方案落地。
真正的风险还来自金融市场。日本央行正面临加快加息的压力，国债收益率一旦上升，政府融资成本就会跟着增加。日元已经跌到约40年来的低位，政府却在利率走高时扩大减税和支出，财政承受的双重挤压会越来越明显。
日本过去能够长期维持高负债和低利率，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相信政府最终会控制债务，也相信日本央行能够托住国债。一旦投资者开始怀疑财政路线，国债利率上升、利息支出增加、赤字继续扩大，就可能形成越来越难收拾的循环。
高市还计划在8月下旬至9月考虑内阁改组和自民党人事调整。减税负责争取选民，人事变动负责安抚党内，她想靠这两招撑过秋季临时国会。麻生太郎、茂木敏充等实力派目前选择观望，但如果民调继续恶化，党内逼宫不会一直停留在传闻阶段。
食品减税能不能缓解生活压力，民众很快就会知道；减税之后的财政窟窿，却可能要多年才能显现。高市用眼前的5万亿日元换取政治喘息，真正被押上的，是日本社会保障和下一届政府的账本。减税可以赢得掌声，但没有财源的承诺，终究只是一张开给未来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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