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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车票随时可以买,一个小时后就能站在通化站的月台上,可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的女人等我了。

配图 | 电视剧《三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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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8日,沈白高铁正式通车。从沈阳北到通化,最快只要一个小时。可那天,我连12306都不敢打开。

沈阳是我定居的地方,通化是我出生的地方,这座吉林东南部的山城,藏在长白山腹地,向南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向西翻过群山,便是辽宁。

过去从沈阳回通化,即便一路开得很快,也要三个多小时。坐营运客车要四个小时,坐绿皮火车则要将近八个小时。早在2020年高铁开始建设时,我就对妈妈说:“等高铁通了,咱们回家就快了,只要一个小时。”

后来,高铁真的通了,妈妈却已经离开两年。两座城市终于变得触手可及,我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回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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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87年,是东北独生女,一家两代都是国有葡萄酒厂的职工。从出生起,我就住在那座四层小楼的家属院里。楼是红砖的,年头久了,砖缝里长出青苔,下雨天楼道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楼梯扶手是铁的,冬天摸上去扎手。妈妈不让我扶,说手会粘在上面,我却总趁她不注意偷偷摸一下,想知道“粘住”究竟是什么感觉。

幼儿园是葡萄酒厂职工托儿所,就在家属院对面的厂区里。姥爷当时算一个小领导,供应科科长,妈妈从小是国企家属院里出名的“二小姐”,漂亮又聪明,她和爸爸结婚那年,婚纱照被城市电视栏目选中,婚礼也拍进宣传片,家里给组织了二十辆轿车做婚车。

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也是被人们喜欢的漂亮孩子。别的孩子坐小板凳,我坐阿姨腿上,阿姨给我梳头,多分一块饼干,午睡时让我睡最靠里的位置,旁边就是暖气片。

下岗潮到来前,父母属于有魄力的那一批。1995年前后,他们选择停薪留职,租下酒厂服务公司的院子办挂面厂,院里总飘着面粉味。妈妈从家属院的“二小姐”变成市场里的“二姐”,红嘴唇、爆炸卷发和丝绒亮片衣服,是她在人前的样子。

后来,爸爸最信任的兄弟卷走货款和面款,挂面厂只得结业。1997年,他们又在老城区一座商场门口开熟食店,玻璃柜台擦得锃亮,里面摆着酱肘子、炸鸡、红肠,每次放学过去,新出锅的猪蹄和鸡肝总要先塞进我嘴里。

我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爸爸只要听说哪所学校更好,就想把我转过去,我先从子弟学校转到市重点小学,父母生意忙,没空照顾我,后来又去了市里第一所私立学校,从小学起,我差不多每两年转一次学。家属院里的同龄人已经成了陌生人,新学校的同学相处时间又太短,我一直没有真正的朋友。

小学的时候,父母至少还会在同一个屋檐下说话。熟食店中间停过两年,爸爸做红酒生意,喜欢招呼朋友来家里,大家便一起打麻将。有麻局时,麻将声混着烟味和茶味,从晚上七点响到后半夜,没有麻将时,生意和交际中的一点矛盾,也会让脾气暴躁的妈妈和不肯示弱的爸爸吵起来。我把房门关得紧紧的,还是挡不住各种成人世界的声音。

后来,妈妈为了少些争吵,她学会了听爸爸上楼的脚步,只要脚步声对上了,我们就关灯、关电视,假装睡觉。再后来,我不知道爸爸去哪了,很少回来,妈妈也开始在棋牌室或宾馆组局打通宵,他们都不回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守着电视机。

于是,白天我多在姥姥家,妈妈回家时我晚上才回去。这时,我就觉得,我的妈妈不像很多母亲是那种细密照料的类型,我们之间不像温柔的母女,但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保证。

父母终于在2003年离婚。那年我十六岁,对离婚唯一的印象就是算账:生意的账、共同财产的账,谁多谁少都能算,只有我被留到最后。我名义上归父亲,实际仍和母亲住在家属院,家属楼的房子名义上给了我。母亲拿钱供我读书,房子归她,她说:“你不必感谢你妈,也不必感谢你爸,是你自己卖房子供自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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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考结束,等待成绩的阶段,我在通化老站的广场上无聊闲逛,那个广场我太熟了,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广场横跨街道两侧,一侧是火车站的进站出站广场,另一侧广场上永远有很多人,等车的、拉活的、摆摊的。最让我好奇的是那些算命的老头,坐着小马扎,面前放着一张画着大手的图,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掌纹的名称,五元一次。

以前上学路过时我就好奇无比,想凑过去看看又怕被同学笑话。其实我似乎也没什么想问的,一个初中生能有什么需要算的呢。但中考刚结束,成绩还没出来,我有很多想问的,多到不知道该先问哪个。

我找了一个看着还算和蔼的老头面前坐了下来。他的马扎是军绿色的,边缘磨得发白,面前的“大手图”用透明胶带粘在一块硬纸板上,纸板的角都卷起来了。我从兜里掏出五元钱,纸币皱巴巴地递给他,然后伸出手给他看。

他捏着我的手指头看了半天,又看我的手掌心,叨叨咕咕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什么生命线长,什么感情线断,什么事业线分岔。最后他抬头看我一脸茫然,尴尬地笑了一声问:“你想看什么?”我说:“我升学能不能顺利?”他捋了一把花白的胡子说:“你啊,与父母隔山又隔水。”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白了我一眼,说:“打个比方,你就是去梅河读书,也不会留在通化。”梅河口是通化代管的县级市,离通化约一百二十公里。我的目标是区重点,怎么也没想过要去外地。我听完就乐了,心想这老头一听就是骗子:市重点考不上,我还考不上区重点吗?就算区重点考不上,我大爷当过钢厂高中的校长,难道还没有我一个读书的位置?我没再问第二个问题,起身走了。

很快就到了出成绩的日子,503分。市重点分数线568分,区重点545分,钢厂高中540分。那几个数字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不过好在那年代只要过了最低分数线500分,剩下的可以用钱补齐,1分100块。家人商量去大爷的钢厂高中。那时的大爷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我们和他自己都以为给侄女要一个学额是不费力的事。可直到学校开始军训,我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

那段等待的日子,是我记忆里最难熬的夏天,通化的夏天是干热的,让人烦躁。我每天窝在家里等电话,越来越焦虑,因为我还没想好不读书我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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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高中军训一周后,我爸在离婚后第一次出现了,他说带我去看学校。我坐上他的车,一路没说话,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到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梅河口。他先带我去看了一所私立高中,学校挺新的,但我不喜欢。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初一我都在私立学校读的,我知道那里根本不是学习的地方。

他又带我去了另一所临河而建的学校,河风里有水草味,这是梅河口的重点高中梅河五中。我几乎没犹豫,就选了这里。我的分数够到了缴费入学的门槛,费用四千元起,差一分再加一百元,爸爸最后一共交了八千八百元。我喜欢学校的那条河,黄昏时,河面铺着碎金一样的光。

入学报到那天,我坐在车上,车开出通化市区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老头说的话,你啊与父母隔山又隔水。

高中住校后,我每周坐一次大客回通化,单程一小时四十分钟,车票二十元。父母已经离婚,爸爸常年见不到,妈妈有了男朋友,两人住在老家属院的房子里。每次回去,她还是会做一桌我爱吃的菜,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不知道怎样相处。那趟往返更像一种仪式,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也让妈妈觉得,我们仍像一个正常家庭。

那趟客车是我这辈子坐过最多的车。中巴车,蓝色车身上印着“通化——梅河”四个大字,车里有一股永远散不掉的汽油味和皮革味,混在一起闻久了有点恶心。座椅套是深蓝色的,上面有洗不掉的污渍,我每次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头靠在玻璃上,看外面的山一座一座往后退。

三年,我大概坐了150多趟往返。最后一年,我只要上车就头晕,必须睡觉,不睡觉就会想吐。不是转圈的那种晕,是后脑勺发沉,胃里翻江倒海。后来我养成习惯,上车前不吃东西,带一件外套叠起来当枕头垫在脖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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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省会长春读书。长春回通化是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会经过梅河口到通化这段路。每次走到这个路段,我的身体就像被按了什么开关,还是会不自觉睡着。眼睛一闭上就开始做梦,梦很短,乱七八糟的,有时候梦见家属院的楼道,有时候梦见姥姥家的饺子,醒来时脖子僵硬,嘴角有口水印。

不过好在并不用每周回家了,有时候一学期我只回去两次。父母离婚后,通化成了一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妈妈和男朋友住进老房子后,我每次回去,陪我最久的仍是电视,那座家属院的小楼不再是“我家”,只是妈妈和另一个人生活的住所。我自己的“家”在哪呢,我还不知道。

大学期间,我遇到了我喜欢的人。他有他的家乡,但他也不喜欢那个家乡。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喜欢苏州,还说过他喜欢的家人在那生活,我不记得他说没说过以后我们要去那生活了。但我当时想,他以后的家乡应该就是我的家乡吧。那时我确信,通化这个家乡对我来说唯一的念想只有妈妈,而我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的家乡。

大学毕业前,我们分手了。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没有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就是一些小事堆积起来,像那个家属院楼道里的杂物,越堆越多,直到有一天发现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好像是我怕了,怕两个人一起工作生活,然后像我父母那样因为磨合而走散,我宁愿就停在最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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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公司提供住房。但这座城市太大了,地铁里全是人,挤在人堆里谁也不认识谁,可越是这样越觉得孤单。后来因为疲于领导斗争,我离开了这个公司,也离开了这个城市。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又仔细看了一遍这个城市,这里很好,可是我太孤单了,我确定我没什么留恋的。

离开上海后,2011年,我来到北京。这座城市比上海更让我觉得接地气,我在中关村上班,住在牡丹园一个月租一千二百元的小次卧里,和同学合租,每天坐地铁通勤。

离转正只剩三天时,上午十点,我站在写字楼楼梯间透气,手机上显示的是母亲的号码,接起来却是姥爷沙哑而过分平稳的声音:“你妈生了点小毛病,住院了。”妈妈一直表现出她的身体很好,有不舒服也很少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其实盔甲下面的妈妈究竟怎样,我一直没有真正了解。

我的声音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说:“什么病?”他说:“脑出血。”这三个字像一锤子砸在我胸口上。我忽然觉得胸口闷得不得了,后背靠着墙才站得住。但我还是很稳地说:“现在人怎么样了?”他说:“在住院观察呢。”我说:“我知道了,我明天回家。”

下班前我跟领导提出了离职。领导看了看我的转正申请,又看了看我,问:“你确定?”我说:“我确定。”他没再多问,在离职单上签了字。

回到住处我就开始订票、收拾东西。我对合租的朋友道歉,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没办法和她分摊房租了,她说没事,你赶紧回去吧,帮我一起往行李箱里塞衣服。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在北京站候车。北京直达通化的列车只有一趟夜车,要坐一整晚,去沈阳的高铁车次多,可以再转城际客车去通化,时间更灵活。我买了当天最早一班到沈阳的高铁站票,四个小时。靠在车厢连接处,华北平原的麦田、山海关的群山和辽沈大地的厂房从窗外一闪而过。

那时我觉得高铁真好,四个小时像我从通化到长春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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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道妈妈病了到见到她,我没有掉一滴眼泪。站在高铁车厢连接处,我对自己说:“如果妈妈这次挺不过来,我以后就再也不回通化了。”

姥爷和其他亲人当然还在,但他们与我只有血缘上的连接。妈妈不同,她是那个能在世界上定义我,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人。没有她,我和通化之间最深的羁绊也会断掉,想到这里,我甚至感到一丝可怕的解脱:我自由了,也彻底没有家了。

回到通化,我直奔医院。医院一楼大厅里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我穿过走廊时,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嗒嗒嗒地响。推开病房门,我看到了那个曾经高跟鞋、红嘴唇、爆炸头的,永远不倒的妈妈,浑身插满了管子,身上的衣服被撕得全是洞。我猜是抢救过程太匆忙了。

这个画面像一把刀子扎进我眼睛里。我忽然觉得一口气憋得我要炸了,从胸口往上顶,顶到喉咙,顶到眼睛,但我硬是把它咽回去了。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手背上有输液的针头。我低下头跟她贴了贴头,她的额头也是凉的。

身边的大姨小姨都在抹眼泪。我看着她们说:“这不没事么,别哭。”

我去找了大夫,大夫说了一堆医学术语,最后说“不能保证,病人的情况要等她醒了再说”。我记住了这句话。

离开医院后,我去了妈妈发病前居住的地方。她跟之前那个男方分手了,又谈了一段恋爱,这一次不是男方住进老房子,而是她搬去对方家里。大姨说她发病前吐了很多,大姨把地上收拾干净了,我还是跪下来又擦了一遍,瓷砖缝、沙发底、茶几腿周围,一寸一寸地擦。眼泪掉在刚擦过的地板上,我再把它擦掉,我只想着,这不是我们的家,我得替她把这里收拾干净。

之后我就和她在医院住下了。开始我睡在一张简易折叠床上,后来姥姥姥爷都办理了住院,只为了把病房其他床都占满,这样这个病房就是我妈妈的独立病房了。妈妈从昏迷到清醒,整整一个月,所幸的是,没什么后遗症,至少外人看不出来。出院后,我们搬离了她和男朋友的那个房子,从那天起她也没有再和那个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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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人看妈妈根本不像生过大病的人,但我知道,她的病不在身上,出院以后,妈妈不再擦口红,梳妆台上的口红落了灰。她的一只脚留下后遗症,再也穿不了高跟鞋,我把那些鞋收起来,她说:“都扔了吧。”我照做了,却偷偷留下一双她最喜欢的,塞在房子里的鞋柜最底层,总觉得有一天她也许还想试试。

不过妈妈从来都是坚强的,只把自己最强悍的一面展示出来。两年后她恢复了正常生活,取消停薪留职,重新回到葡萄酒厂上班。下班后她去打麻将,风雨无阻。有一次下大雪,路上结了冰,她摔了一跤,膝盖青了一大块,但第二天晚上又去了。我说你也不注意点,她说:“摔一跤就不打麻将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通化照顾妈妈整整一年后,我到2013年才敢再次离开,但不愿离她太远,便去了长春。亲属家的姐姐也在那里,我们一起做短租公寓的小生意。与此同时,我托朋友找关系,想办一份有编制的工作,交了一笔不小的钱,事情却从春天拖到秋天,又从冬天拖到春天,最后工作没办成,钱也没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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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我前往沈阳,探望我许久不联系的亲人——爸爸。我们从小相处太少,也许如今我长大后,能有一次弥补亲情的机会。可我想错了。离婚后,爸爸开过酒厂、橡胶厂,都赔了钱,做什么都不顺。我成了他东山再起的筹码,他联系老朋友,他想给我找个体面的对象,我猜测其中藏着一层盘算:他想找个有实力帮助他的亲家。每次见人,他都介绍:“我家闺女,大学毕业,在上海、北京都工作过。”我看得很清楚,他有个小本子,记着为我花过的每一分钱。

我想与其被待价而沽,不如我自己给自己找个同伴。我在众多相亲对象中选择了我现在的老公,他的家是沈阳周边农村的,父母给他在沈阳买好了房子。他学历好,上进,而且和其他那些相亲的人不一样,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家庭情况,让我觉得很舒服。

我曾和他说,我们可以谈一辈子的恋爱,不必要结婚。我认为婚姻像一只本来好看的杯子,用着用着不是裂就是碎,不如把它放在那里远远地看着。

但我还是决定结婚了。那天,他把车开到了河边,从车里翻出一个牛皮纸的小信封递给我。我打开,里面有一把钥匙、一张银行卡、一卷工资条。他说:“这是我所有的东西,现在都给你。”

我算账,但怕不跟我算账,我没法说一个反驳的词,仿佛只要我拒绝了,我就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那种算账的人。在我大学时想象那个“苏州的家乡”之后,我第二次有了“家乡”的感觉。

我们一起装修了他爸妈买的房子,窗帘是我挑的米白色,沙发是他挑的深灰色布艺。我们一点点把这个空房子填满,像燕子衔泥做窝。搬进去那天,我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方形光斑。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家了。

2014年末,领证前,我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要结婚。她问了男方家的情况,沉默几秒后说不同意。半个月后,我带他回通化。妈妈黑着脸转身进厨房,做出满满一桌菜。饭桌上,她又挂起标准的笑,一边夹菜一边说:“多吃点。”

2016年末,我们才举办婚宴,在他家乡的农村小镇上,那个小镇只有一条主街,两边的杨树在冬天掉光了叶子。

婚礼前,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不来行不行?”语气像是在请假。我也接到了我妈的微信,她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分别问的,用不同的语气,但核心意思一模一样。我觉得他们在这一点上还真是有默契的,这种默契大概是他们婚姻唯一的遗产。

最后,他们都没有邀请朋友来。我只记得他们像被摆在主宾席上一样,表情礼貌眼神空洞,其他婚礼上的所有细节我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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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退休后,她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照顾姥姥、姥爷。姥姥有三个女儿,却点名要她照顾,大概因为只有她单身,母女俩也算彼此作伴。可妈妈并不开心,更年期、照护压力和旧病后遗症叠在一起,一条腿越来越沉,走路时拖着地,鞋后跟总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2020年初,新冠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封控中,妈妈独自待在通化那套老单元楼里近一个月,情绪变得抑郁、烦躁,身体上的各种症状也一起冒出来。解封后,我发现她的手臂已经抬不高了。我把她接到沈阳,我们一起生活,慢慢陪她养身体。

但是她却变得不爱出门。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从早开到晚。有时候她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我关了她就醒,说:“不关不关我还看呢。”我要她出门,哪怕去楼下走一走,她就开始找各种理由,太冷了、太热了、衣服没换、头发没洗。后来变成了争吵,每次催她出门都会吵架。

最后我妥协了。理发、洗澡这类事,我都想办法在家给她弄。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坐在浴室的小板凳上给她剪头发,她头发还是那种大卷,但发量比以前少多了,发根白了一大片。剪完之后她照了照镜子说还行,比理发店也不差,我知道她是安慰我。

我得到了我小时候最渴望却一直没得到的东西——她的时间。小时候我趴在窗台上等她回来,有时候等到天黑了她也没回来。现在好了,她所有的时间都陪着我了。

有时候妈妈闹情绪,就说要回家,回通化。那时候还是封控期间,出行就要检查核酸,相当麻烦。我就哄她,说:“别着急,很快高铁就通了,只要通了咱们回家就快了。”我妈隔段时间就会问我:“高铁什么时候通。”我说:“明年就通。”那时总有消息说沈白高铁即将通车。

可妈妈一直没有再回通化。她来沈阳前和大姨、姥姥闹了矛盾,后来姥姥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去世,她没能回去。等疫情缓下来,她似乎也失去了回去的勇气。她原本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旧病,感染新冠后身体更弱。

2023年深秋的一个普通午后,到了她该午睡醒来的时间,我见她还没出屋,就推开那扇没关严的门。进去时我还在想,她要是赖床,我就挠她痒,但是我却发现我再也叫不醒她了。

我忽然晃了神,好在那天我老公也在家,我把他喊过来让他试试,他伸手在我妈鼻子前试了一下,说打120吧,然后拉着我说给咱妈磕个头吧。我甩开他的手,走过去拽着我妈的手说:“妈不闹了,我们还没有好好道别。”

她的手只剩一点温度了,但那温热也一点一点流失,我握得再紧也留不住。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泪如雨下,这种流泪是不需要酝酿情绪的,就像水龙头没有了阀门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

其实从她第一次生病,我就做好了早晚要分别的准备,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还是觉得没有准备好。所有的心理建设都是纸糊的,被真实的风一吹就散了。

葬礼办得很简单。只选择了最简单的整理仪容,殡仪馆的人说我给她准备的衣服不合适,最后还是选择了殡葬一条龙给她的套装,一个斗篷款。她的头发是我最后给她梳的,她的容貌依旧那么好看,永远定格在了58岁,还没有老态。这是我唯一庆幸的事,没人看过她衰老的样子。

她走了以后,我像断线的风筝一般,反复追问人生的归处。我发现自己虽然近40岁了,可心智上还一直停留在17岁那年。那一年,他们离婚,我以为我长大了,可我似乎一直在抱着伤痛站在原地。这份伤痛自母亲离开后无限蔓延,她走后的一整年里,我总在现实与回忆之间反复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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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那天,算法精准地识别出了我与通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被铺天盖地地推送给我。

妹妹在从通化到沈阳的首日列车上,兴高采烈地给我发来视频。镜头里,田野和山峦飞速后退。她在画外说:“姐,你看,太快了,一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笑着听,但是嘴角有些酸和抽搐。

我最后一次通化之行停在2015年,那次是为出国办理护照延期。此后十年,我再也没有回去。

如今,车票随时可以买,只需一个小时,我就能站在通化站的月台上。

可通化已不再是我的家乡了。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的女人等我了。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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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春香

多喜乐 常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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