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广场舞、装修声，城市噪声这回有“法典”管了|城市噪声|广场舞|法典|蝉鸣|装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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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烧烤店的油烟顺着窗户缝钻进卧室；周末清晨，邻居装修的电钻声准时响起；散步时，对面商场的巨型LED屏幕整夜闪烁。这些看似琐碎的“身边小事”，正在成为无数城市居民的“心头大事”。

蝉鸣也能致聋？

今年夏天，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杭州一名男子因长时间暴露在密集蝉鸣声中，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桐湘解释，85分贝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单只蝉鸣约70分贝，但连片蝉鸣在正午高温时可达到80~85分贝，峰值甚至可达90~95分贝，某些极限情况甚至可突破100分贝——“相当于电钻级别”。群体蝉鸣声频率集中在3千至8千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毛细胞，而毛细胞一旦坏死不可再生。

蝉鸣只是城市噪声的冰山一角。广场舞音响、夜间施工、机动车“炸街”、邻居装修……每一种噪声都在悄然侵蚀着城市居民的“安静权”。

噪声已成“城市病”之首

噪声究竟有多扰民？来看一组数据：

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比2024年增加了93.8万件。噪声投诉举报占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投诉量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首位。换句话说，每两件生态环境投诉中，就有一件是关于噪声的。

噪声投诉长期占生态环境诉求总量的75%左右，是困扰超大城市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交通噪声交织叠加，而噪声管理涉及生态环境、公安、住建、交通运输、城管等多个部门，群众常常投诉“一圈电话打下来，问题还是原地转”。不少基层执法人员也坦言，噪声执法面临“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处罚难”的困境。

从“九龙治水”到“一典统管”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

这部法典对噪声污染防治进行了系统性重塑。法典在第二编“污染防治”中专设“噪声污染防治”分编，设5章47条（第547—599条），将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四大类全部纳入统一规制。

这意味着什么？从“单行法管控”到“法典化体系治理”的质变。

过去，噪声治理依赖《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存在体系碎片化、责任边界模糊、源头防控不足、社会治理协同性弱等问题。法典的出台，让噪声治理有了统一的顶层设计。

从“超标才管”到“扰民就管”

法典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重新定义了“噪声污染”。

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这一突破传统“超标即污染”的单一标准，确立了“（超过排放标准或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二元并存的认定逻辑。只要满足其中任一条件，并造成“扰民”后果，即可认定为“噪声污染”。

简单说：以前是“超标才管”，现在是“扰民就管”。哪怕分贝没超标，只要干扰了正常生活，同样构成噪声污染。法典明确将“生活宁静权”上升为法律保护的权益，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同时享有在安静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防”

法典确立了“源头防控、分类管理、社会共治、损害担责”四大原则。

源头防控要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噪声敏感区域布局，从根源减少噪声产生。比如，法典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新建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项目；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必须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

分类管理针对四类噪声分别设定差异化管控规则。对社会生活噪声——广场舞、高音喇叭、室内装修、商业活动等常见噪声源——法典逐一规定了管理措施和禁止性行为。例如，明确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规定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全天及工作日特定时段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室内装修活动。法典还细化噪声分类，将健身娱乐活动、宠物饲养、使用家用电器和乐器等纳入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范围。

社会共治打破政府单一监管模式，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基层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都被赋予了劝阻、调解的职责。

损害担责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拒不改正的可以按日计罚，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责令停业、关闭。

正如业内人士所说，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标志着噪声治理从“单一治标”转向“源头预防+过程严管+重罚震慑”，从“被动处置投诉”向“主动源头预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