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北京初雪尚未融化。阎长贵在家里翻到一封泛黄的来信，署名“戚本禹”。信里寥寥几句：“老阎，外界关于‘凡见主席，皆由戚本禹转呈’的说法很热闹，你怎么看？”短短一问，把他拉回了26年前的中南海。
那是1966年5月，田家英辞世。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一夜之间换了主人，“三十出头的山东小个子”戚本禹顶了上去。秘书室随后改称秘书局，仍归毛主席办公室领导，但人们更愿意把这个新机构看成“笔杆子中心”，而戚本禹俨然成了这支笔的“执笔人”。从外界目光看，他像是踩在聚光灯中央，权力似乎触手可及。
热度随之膨胀。某些回忆录写道：“自此，陈伯达、康生欲谒见主席，须先递条子给戚本禹，不然连门都进不去。”字句犀利，读者拍案。但阎长贵一读，眉头便皱了：事情真有这么绝对？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种说法太夸张，会误导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秘书局的定位，是阎长贵先要厘清的第一件事。它不是普通机关，也不是普通秘书班子，更像一个中枢文字枢纽：收信、起草、整理文件，面对的是最高首长个人的材料。职能决定了它必须与警卫局、机要室、总理办公室等部门交叉配合。换句话说，它掌握情报，却未必拥有绝对话语权。
再说“秘书”二字。戚本禹的头衔叫“秘书局副局长”，而非主席“身边秘书”。在当时的干部序列里，政治秘书更多是研究文字。真正的生活秘书、机要秘书另有专人。一旦把这两类角色混为一谈，就会出现“他一句话挡住陈伯达”的戏剧效果。阎长贵对此用过一句生动的话：“笔杆子再硬，也不能把走廊门锁死。”
1966年底，江青第一次公开向组织提出需要一名秘书。她看中的正是“掌文稿、叫得出名字”的戚本禹。戚振振手：“我性子糙，不合适。”随即把在秘书局干文秘的阎长贵推荐过去。于是1967年1月，阎长贵进入江青办公室，成为公认的第一任机要秘书。此后三位分别是杨银禄、刘真和刘玉庭。文献、口述、档案三重校对都显示：戚本禹从未列入江青秘书名单。事实摆在那儿，谣言自然站不住脚。
陈伯达、康生要见主席需不需过戚本禹？当年内部流程其实很简单：值班卫士、大内电话、写条递交，一共三条路。秘书局是其中一条，但绝不是唯一。戚本禹在给阎长贵的回信里明确写道：“江青可随时去；陈、康一般找徐业夫或汪东兴打招呼。”徐业夫，秘书局一组副处长，长征老红军，资格老、口碑硬。碰到紧急情况，戚、徐还会并肩协调。这段业务配合，被外面误读成“戚一人把门”，耐人寻味。
有意思的是，即便戚本禹是徐业夫的直线领导，讲话仍用“请”。他曾在电话里说过一句，“老徐，麻烦商量一下。”寥寥十一个字，道出中南海里隐形的资历秩序：纸面职务高，年头浅；行政关系低，党龄老。碰到老同志，年轻局长也得客气三分。
秘书局升格之后，戚本禹的确迎来了人生高点：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署名文章刷屏《人民日报》，中央全会坐在第三排。可风头来得快，退潮也猛烈。1968年底，他因“5·16问题”被隔离审查。那段经历后来被称作“昙花三载”。阎长贵在回忆时写道，“一个人被写进神话，又被神话反噬，只用了不到千日。”
1990年代初，两人都已离开权力半径，一个在北京出版社打交道，一个在上海图书馆校勘稿纸。电话偶尔响起，对话简单。阎长贵问：“外界越写越玄，你怎么看？”听筒那端沉默片刻，戚本禹轻声一句：“当年很多事，本就没那么传奇。”12个字，说完啪地挂断。历史敲门声消散在长安街上的车流里。
值得一提的是，阎长贵后来把与戚本禹通信、通话摘录整理，与王广宇合写《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一些史实》。书里没有高大的叙事，只有流程、名单、时间节点，把“谁递条子给谁”写得一清二楚。文字虽朴素，却给研究者提供了稀缺的内部视角。
翻阅这些资料能发现，谣言最易滋生于权力暗处。外界看不见的地方，想象力常常比事实更快。有人愿意信“拦门之说”，是因为它符合对政治斗争的戏剧化期待。可如果认真比对文件、笔录与口述，就会发现逻辑漏洞：组织原则不允许一个副局长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上；中央首长的日程由专门秘书及警卫系统统筹，岂能寄望单个人的好恶？细问一句，“那段子谁说的？”多半无法说清。
权力场中的误读不难理解。1966至1968年的政治温度极高，任何职位变动都可能被无休止地放大。况且，当事人后来多陷入沉浮，外界缺乏通畅渠道，传闻便趁势横行。阎长贵的做法是“对表”，把文件、日记、口述资料逐条核实，去伪存真。他常叹：“写历史的人，最怕别人问一句‘你怎么知道的’。”这话直白，却击中了口述史的要害。
如果把视线拉远，戚本禹事件不过是“红色文胆”们的一个缩影。20世纪60年代，中央层面不同秘书体系交织——总理办公室的田家英、秘书局的一组与二组、江青个人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秘书……任何岗位稍有变动，都足以牵动外界想象。遗憾的是，后来的很多回忆文章为了故事性或个人情感，悄悄把“可能”“大概”写成了“肯定”“必须”，于是严肃的档案被涂抹上一层传奇色彩。
梳理完这些脉络，再回到那个引发争议的问题：“要见主席必须过戚本禹”——答案很清楚：并非定律，只是偶有发生的程序之一。具体场景不同，路径不一；对某些人而言，递条子给徐业夫更常见。时间、职位、资历、战友关系，这些变量决定了1966年的中南海如同复杂的值班表，远比一句“统一口径”要丰富得多。
拂去传闻的尘埃，戚本禹与阎长贵的交集显得格外平实：年轻学者与老秘书的互相推举，权力巅峰与晚年归隐的对照，人情世故的细微纹理。历史当中的每个人，都被时代巨浪推着往前走，谁也没法独占那条通往首长办公室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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