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作者：李承展，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61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2026 年 7 月，德黑兰，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被一群强硬派支持者追打、投掷石块，并被辱骂“卖国贼”。
同一场合，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也遭到现场民众的怒斥。
一国最高外交官在公开场合遭遇如此对待，引发外界关注。
阿拉格齐随后公开指责伊朗国家电视台 IRIB 反复抹黑自己，称自己在国际舆论场上“拔剑作战”阐释伊朗立场，却未能得到国家媒体的公平报道。
IRIB 长期被视为极端强硬派的阵地，此番表态将媒体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与此同时，自 2026 年 3 月被推举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以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几乎从未公开露面。
而在社会层面，2026 年以来伊朗通胀率升至 77% 以上，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逾四倍，数千人走上街头，经济诉求逐渐蔓延为政治性抗议。
一个在葬礼上被追打的外长、一位鲜少露面的最高领袖、各派围绕路线问题的公开分歧、不断积累的社会不满，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引人思考：
伊朗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否已不再局限于外部战场？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更值得持续观察。
▲ 图源/路透社
战事胶着：外部压力下的“团结”
2026 年 8 月初，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8 月 1 日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称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
但伊朗军方随即回应，称特朗普所谓“伊朗请求暂缓袭击”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美以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战事依然胶着。
在外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领导层至少在表面上是团结的。
过去一周，随着伊朗持续加大对美军基地及其盟友的攻击，领导层在战争策略上展现出高度一致：坚持强硬立场，决心向外界证明伊朗比美国及其盟友更有能力承受这场战争。
伊朗外交部 8 月 1 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然而，这种“团结”更多体现在战争策略层面的战术共识，而非战略目标的统一。
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艾斯指出，在没有获得任何停火利益的情况下，伊朗高层对“如何回应”其实没有严重分歧。
他们都认为特朗普“只听得懂武力的语言”，因此必须先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问题在于，当“如何打”达成一致之后，“打到什么程度才算赢”却各说各话。
▲ 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出席公务活动 （图源/联合早报）
在伊朗领导层内部，关于这场战争最终应如何收场，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一派是强硬派，以“坚守阵线”（Paydari）运动为代表。
他们反对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主张通过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些意识形态强硬人士主张进一步强化伊斯兰共和国对社会的控制。
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人群高呼向美国和以色列复仇。
坚定派的代表人物贾利里受到哀悼民众的欢迎，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则遭到“妥协者去死”的怒斥，外长阿拉格齐被投掷石块。
另一派是以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为代表的务实派。
他们将军事施压视为争取与美国谈判筹码的手段，同时担忧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卡利巴夫的顾问穆罕默迪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谈判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军事行动的补充，目的是迫使敌人到达强制点并获取真正的让步。”
今年 4 月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13 名成员中 12 人的支持，包括革命卫队及军方高层，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便是坚定派代表人物贾利里。
▲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率代表团出席夜间吊唁行进仪式，周边随行安保、军政官员（图源/今日头条）
这种路线分歧在 2026 年愈演愈烈，一步步走向公开化。
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纳巴维安直接在IRIB节目中公开声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关于“继续谈判”的指示“未得到执行”，甚至亮出机密信函要求立即终止对美谈判。
强硬派则抓住议会改组的契机，指责卡利巴夫阵营借机排挤极端保守派，试图在权力结构中彻底边缘化对手。
这些激烈交锋并未停留在幕后，而是进入了媒体和公众视野。
有分析指出，伊朗两大政治阵营的传统竞争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转变”。
问题已不再是改革主义或原则主义作为政治身份的存续，而是两大阵营将彼此视为“近乎敌人”的对抗性竞争风格。
裂痕已从政策分歧升级为路线战争。
换言之，在“抵抗美国”这面大旗下，强硬派与务实派看似并肩作战，但一方想要的是一场直到彻底胜利的战争，另一方想要的是一场能够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的战争。
当外部压力稍稍缓解，这种根本性的路线分歧便会浮出水面。
▲ 遭袭击损毁的伊朗建筑废墟前，摆放大量遇难女性肖像横幅，场地竖立伊朗国旗（Flag of Iran）悼念遇难者（图源/路透社）
权力真空：“缺席的最高领袖”与继任危机
2026 年 3 月 8 日，伊朗专家会议发表声明，宣布推举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
时年 56 岁的穆杰塔巴，高中毕业后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在两伊战争末期服役，此后赴库姆深造宗教学，长期协助父亲处理国家事务。
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持反西方强硬立场，是他的鲜明标签。
然而，自就任以来，穆杰塔巴从未在公开场合正式露面。
无论是在其父的葬礼上，还是在之后任何公开仪式中，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始终缺席。
哈梅内伊的另外三个儿子均出席了葬礼，唯独继承人穆杰塔巴没有出现。
他仅通过书面声明对外发声，从未有公开照片或视频流出。
关于缺席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穆杰塔巴在2月28日导致其父丧生的美以联合空袭中身受重伤，脸部毁容、四肢重创；
另有报道指其面部严重毁容，一条或两条腿重伤。但也有消息称他正在康复中。
美国情报显示，他藏身于一处未公开地点，通过信使网络与外界联系。
沙特媒体 Al-Hadath 更援引以色列安全消息称，穆杰塔巴目前不在伊朗境内，以他名义发表的声明实际上由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等人起草。
由于各方说法矛盾且均未获伊朗官方证实，穆杰塔巴的真实状况至今仍是一个谜。
最高领袖的长期缺席，在伊朗政体中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权力真空。
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集军事统帅、司法首脑、宣战媾和等关键权力于一身。
当这一“最终拍板人”长期不在台前，权力如何分配便成了现实难题。
▲ 图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图源/伊朗官方社媒）
裂痕的集中爆发，体现在强硬派对务实派的“软政变”指控上。
以“坚守阵线”（Paydari Front）为代表的极端强硬派公开指责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正利用最高领袖缺席的机会架空其权力。
坚定派议员加赞法里称，这些人的目的是抬高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同时削弱最高领袖和议会的权力。
换言之，强硬派认为政府高层正在发动一场针对最高领袖的“政变”，尽管是以非暴力的方式。
一个在 2 月底空袭中受伤后从此“隐身”的最高领袖，一场在“战时继承”中完成的权力交接，和一系列围绕“谁真正掌权”的公开指控，使得伊朗的权力结构正经历着极大不确定的时刻。
当最高领袖的权威无法以惯常方式在场，各派围绕战后控制权的争夺便不再只是政策博弈，而是关乎体制根基的权力重组。
▲ 伊朗城市夜间公共广场，大量民众挥舞伊朗国旗参与公众集会活动（图源/路透社）
舆论分裂：国家电视台代表谁的声音？
2026 年 7 月，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遭遇石块和辱骂之后，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没有直接回击那些投掷石块的极端强硬派支持者，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IRIB）。
在随后上线的采访中，阿拉格齐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自己一直在国际舆论场上“拔剑作战”、阐释伊朗立场，却没有得到 IRIB 的公平报道，反而一再遭到抹黑。
阿拉格齐的这番公开叫板，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
IRIB 是伊朗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媒体，按照常理，国家电视台应是政府声音的放大器、国家团结的维护者。
然而在当下的伊朗，它却长期扮演着反对与美国接触的极端强硬派的阵地角色。
美伊停火协议签署后，IRIB 多次压制伊朗国家领导人关于推进谈判的声音。
这种压制并非偶然，而是有组织的行为。
伊朗媒体分析网站 Khabar Online 曾在一份详细评估中指出，对美谈判的阻力不应被视为普通批评，而是一场旨在破坏外交、攻击关键官员、加深国家分裂的有组织运动。
该报告明确将 IRIB 列为反对协议的最主要体制性机构。
报告指控 IRIB 已不再是国家广播机构，而是一个单一政治派别的喉舌，甚至称最高领袖近期关于反对内部分裂的警告，在 IRIB 的报道中被刻意淡化，以维护强硬派的叙事。
极端强硬派利用对 IRIB 的控制，在电视节目中大力煽动反对与美国谈判的情绪，宣称伊朗正走向全面胜利，并抨击任何主张妥协的人。
强硬派教士在 IRIB 的节目中公开宣称“谈判是禁忌（haram）”，指责推进谈判者违背神圣原则。
▲图为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图源/伊朗外交部）
IRIB 对务实派的打压不止于“抹黑”，还有更直接的动作。
7 月初，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对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的预录采访，当卡利巴夫谈到美伊备忘录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帮助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时，IRIB 在中途突然中断了采访。
卡利巴夫的团队对此表示不满，指出采访在播出前两小时已交付IRIB，对方却在节目中途无故中断。
议会媒体中心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 IRIB “未按程序协调”。
这一事件立即引发猜测：IRIB 高层反对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并正积极试图削弱谈判团队。
上个月，一名 IRIB 主持人甚至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关闭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以使伊朗谈判团队无法前往瑞士与美国代表团会谈。
面对 IRIB 的系统性打压，佩泽希齐扬及其阵营作出了反击，批评IRIB在战争期间制造国内分裂。
上月，总统媒体办公室更公开谴责国家电视台“审查”总统及其他政府高层的谈话。
总统阵营将 IRIB 定位为“战时分裂国家”的因素。
当国家电视台与总统办公室公开相互指责，当议会媒体中心罕见地批评国家电视台违反程序，一个国家信息中枢的中立性便不复存在，它已经深度嵌入派系斗争，成为战场的一部分。
在更广阔的媒体图景中，IRIB 的站队并非孤立现象。
伊朗的媒体格局本就分裂为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媒体和被视作改革派的媒体两大阵营。
IRIB、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等国家关联媒体，与改革派媒体之间本就存在深刻的对立。
而在战时背景下，这种分裂被进一步放大。有专家指出，伊朗战后的辩论不再仅仅关乎外交、制裁或军事战略，而是日益关乎“伊斯兰共和国在经历其 47 年历史上最大冲击之一后，必须如何调整才能保住权力”。
争论的焦点已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体制生存层面。
当国家电视台不再为“国家”发声，当媒体成为派系攻讦的武器，舆论领域的裂痕便不再是观点不同那么简单。
IRIB 的站队既是政治分裂的结果，也是分裂的催化剂。
在这场舆论战中，信息的可信度让位于派系的忠诚度，而国家媒体作为社会共识黏合剂的功能，正在被自身瓦解。
▲ 伊朗杂货店内，一名店员整理堆叠的鸡蛋纸托盘，背景货架摆放各类零食与清洁日化商品，反映当地民生物资场景（图源/路透社）
民生困局：愈发严重的生存焦虑
2026 年 5 月，伊朗央行发布了一份报告：截至 5 月 20 日的年度统计周期，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7.2%。
这是自 1942 年二战以来伊朗官方记录的最高通胀水平。而到了6月以后，这一数字仍在攀升。
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被迅速改写的生活轨迹。
当地媒体的经济报道显示，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 430%，鸡蛋上涨 345%，大米上涨 287%，牛奶上涨 139%。
一公斤大米的价格在一年内从约 180 万里亚尔飙升至超过 500 万里亚尔。
与此同时，伊朗官方 2026 年月最低工资约为 1662 万里亚尔，按当时汇率折合仅约 87 至 88 美元。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点收入甚至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成本的零头。
经济数据的崩塌直接触发了社会的动荡。
2025 年 12 月 28 日，德黑兰大巴扎的商户因里亚尔汇率暴跌和物价飞涨率先关门抗议。
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 31 个省份、超过 100 个城市。
起初，抗议者的诉求集中在通胀、物价等民生问题，但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喊出政治口号。
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 1 月 21 日公布的声明，骚乱共导致 3117 人死亡。
进入 2026 年下半年，民生困局并未缓解。
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春季 15 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升至 9.1%，较去年同期增加 1.8 个百分点。
战争导致超过 1000 万至 120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石油出口从战前的 180 万桶/日暴跌至 60 万桶/日，能源收入锐减 70%。
伊朗经济正经历自由落体式的衰退。有经济学家预测，伊朗经济将陷入直接的衰退甚至萧条。
当最低工资连一桶食用油都买不起的时候，当战争摧毁了生计、炸毁了道路和工厂，普通伊朗人感受到的不是胜利的前景，而是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
▲ 图表展示自伊朗战争爆发至 2026 年 7 月 22 日各类大宗商品的涨幅。（图源/ Creative Planning）
裂痕的边界：政权会倒吗？
前面四部分勾勒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四重裂痕：路线之争、权力真空、舆论分裂、民生困局。
这些裂痕叠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伊朗政权已摇摇欲坠，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现实远比“崩溃”或“不倒”的二元判断更为复杂。
裂痕的存在是一回事，裂痕是否足以动摇政权的根基，则是另一回事。
在分析伊朗的前景时，既不能忽视其面临的深层困境，也不应低估这个历经47年风雨的体制所拥有的韧性。
首先，伊朗拥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安全与镇压体系。
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军事力量，更是一个深度嵌入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庞然大物。
据多家分析机构评估，革命卫队通过旗下数百家企业，控制着伊朗约 30% 至 40% 的 GDP，垄断了 57% 的非石油进口和 30% 的出口。
制裁不是革命卫队的枷锁，反而成了它的护城河，当正规外资被挡在墙外，革命卫队的经济网络便成了资源分配的唯一通道。
一个掌控着国家三分之一以上经济命脉、拥有独立情报系统、深度把持边境通道和港口码头的组织，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
革命卫队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权最坚固的压舱石。
其次，伊朗的安全机构在高压环境下仍能维持基本秩序。
即便在最高领袖缺席的情况下，伊朗的情报机构、司法体系和治安动员机制仍在运转。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 2026 年 6 月的报道中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伊朗已从一个看似软弱无力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不仅生存下来，而且保留了重要军事和核能力”的政权。
其广泛的安全机构“似乎牢牢控制着治理、社会和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英国广播公司也观察到，尽管经历广泛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政府仍在执政”。
▲ 一名伊朗女性手持玫瑰，在印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Seyyed Ali Khamenei）肖像的悼念台前掩面哀悼，现场摆放蜡烛、鲜花用于吊唁（图源/今日头条）
第三，伊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韧性。
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的古国，伊朗在漫长历史中多次遭遇外敌入侵，但最终作为一个文明生存了下来。
这种历史经验赋予伊朗统治阶层一种特殊的生存技能，即不仅包括政治动员和强硬反击，也包括在必要时进行妥协。
第四，外部压力本身可能产生“反弹效应”。
美国情报部门在 2026 年 3 月的评估中认为，美以打击“削弱了伊朗政权，但使其立场变得更为强硬”。
英国军情六处前负责人也判断，美以打击“不太可能导致伊朗政权更迭”。
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团结。
但“不倒”不等于“无恙”，政权的韧性并不等同于政权的健康。
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体制，未必是一个能够继续有效治理的体制。
最根本的挑战在于合法性的持续流失。2024 年伊朗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率为 49.8%，创下历史新低。
当民众不再参与政治程序，不再将希望寄托于任何一个派别时，体制赖以调节社会压力的派系轮替机制便在失效。
本轮抗议并非由意识形态动员，而是由生活本身驱动。
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宗教叙事、革命合法性和外部敌人叙事的动员效果明显下降。
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某一轮抗议是否被镇压，而在于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体制内部不再存在解决方案的共识。
与此同时，权力结构本身正在发生静默的质变。
《纽约时报》观察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政权更迭“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
如今的伊朗“与其说是一个神权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由强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军政府”。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专家萨纳姆·瓦基尔（Sanam Vakil）称之为“从神权向硬实力的过渡”。
换言之，即便体制没有崩溃，它的性质也在改变，而这种演变本身，就是对 1979 年革命原初承诺的背离。
并且，伊朗目前缺乏一个能够替代现政权的统一政治力量。
即便政权出现动摇，谁来接替、以何种方式接替，仍是巨大的未知数。
▲（图源/实地新闻纪实摄影）
伊朗当前的状态，具备继续生存的制度基础、武力支撑和历史韧性，但它正在失去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民众信任和社会共识。
一个能够靠武力维持秩序、却无法回应民生诉求的政权，或许可以存活很久，但这样的存活，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消耗。
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与其追问“政权何时倒台”，不如关注另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从“神权”滑向“军权”，它即便不倒，还是原来的那个伊朗吗？
撰稿：李承展
编务：朱欣月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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