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为错误的目标而战。如果你是美国人，可能早已对一场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感到厌倦。这种情绪并不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这样？”
令人困惑的是，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军费和硬实力无出其右，但从近代战绩看，大多以失败告终。这包括当前与伊朗的对抗。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尚未实现特朗普政府宣称的任何目标，可能最终以伊朗在战略上更强的局面收场。看看这份名单：朝鲜战争以平局告终——这一点稍后再说。越南战争则是明确的失败。再往后看，尽管中间有一场实力悬殊到几乎不值一提的战争，但在这几十年里，美国唯一称得上明确胜利的，只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为何美国表现如此不佳？显然不是因为缺钱。美国国防预算庞大，国会常常愿意批准额外拨款。也不是火力不足。美国仍然擅长摧毁远在本土之外的目标。尽管特朗普总统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浪费了美国的导弹储备，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胜利总是难以企及。这也不是因为美军缺乏勇气。美军仍然愿意置身险境，并且常常表现英勇。当然，更不是因为美军士兵缺少所谓的“男子气概”，不管那位无能的“战争部长”怎么说。
真正的原因在于战略和结构。美国发动的往往是“可打可不打”的选择性战争：一方面，美国自身利益并不重大；另一方面，目标却极其宏大，比如试图按照美国的样子重塑一个外国社会。结果是，对手的决心往往比华盛顿更强，因为对手失去的东西更多。他们是在为生存而战，至少是在为维护独立和自主而战；而美国追求的目标虽然看似值得争取，但终究不是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比美国更愿意承受牺牲，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正如多数非对称冲突中所发生的那样，较弱的一方并不是靠在战场上彻底击败强者，而是靠“不输”，等待强国最终意识到，继续投入士兵和金钱并不值得。这个简单的逻辑足以解释美国近来的多场战争。朝鲜半岛对美国确实具有重要利益，因为如果共党在当地获胜，可能会显著影响亚洲冷战格局。但一方将美国试图统一朝鲜半岛的努力视为生存威胁，最终为阻止这一结果付出了至少20万名士兵的代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经过3年苦战，结果基本上是一场平局。
在越南，美国面对的是越南共产党运动强烈的民族主义。这股力量此前已击败法国殖民统治，事实证明也无法被消灭。美国领导人曾在一段时间内说服民众相信，阻止越南共产党获胜属于重大利益，主要靠夸大“多米诺骨牌效应”和“信誉受损”的恐惧。但最终，公众反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迫使美国撤军，为河内最终获胜铺平了道路。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不幸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逻辑的结果。萨达姆·侯赛因确实是个麻烦制造者，但到2003年时，他已被遏制，武器项目被拆除，与“9·11”恐怖袭击无关。因此，无论那些梦想将中东改造成亲美民主国家的新保守主义者怎么说，推翻他都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推翻萨达姆并不难——这恰恰说明他并未构成多大威胁。但占领军很快遭遇了强大的叛乱，反对外国统治，并得到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
在阿富汗，无知、理想主义和战略重要性有限的结合，注定了美国战争努力的失败。华盛顿有充分理由追捕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塔利班庇护者，但试图将阿富汗改造成西方式民主国家，却激起了激烈抵抗。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名声，并非没有来由。最终，叛乱分子更在乎把美国赶出去，而美国没有同样强烈的意愿去击败他们——前提是这件事本身真的做得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以及继任总统乔·拜登，先后叫停了这场徒劳无功的冲突。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华盛顿这份并不光彩战绩中的明显例外。严格说来，它也是一场“选择性战争”，因为美国本可以容许伊拉克保住科威特，而不必立刻面对自身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看，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及其石油收入，可能会以令人担忧的方式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老布什政府还担心，如果放任这种侵略行为不受阻止地得逞，可能会开创危险先例。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目标与利益相称。美国及其盟友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重创伊拉克军力，并推动联合国实施高强度核查，拆除了其武器项目。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明智地没有“进军巴格达”推翻政权，因为那样做既超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会迫使美国去占领并治理一个分裂且充满怨恨的社会。正因为美国目标与自身利益一致，布什及时结束了战争，这场行动才被视为一次惊人的成功。
对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让利益与目标保持一致并不容易。美国过于强大，客观上过于安全，因此真正涉及重大核心利益、足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让美国人接受巨大牺牲的冲突，其实并不多。美国的实力和技术优势让它很容易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也让决策者容易相信，这些冲突会很容易取胜。
简而言之，问题不在于美国不会打仗，而在于它通常在为错误的目标打错误的战争。这不仅削弱盟友对美国判断力的信心，也让美国更难与真正的竞争对手展开较量。为什么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甚至发生在一位曾宣称反对“无休止战争”、坚持自称“和平候选人”的总统任内？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依然不愿追究自身责任，也不愿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罗伯特·卡根最近接受《负责任治国方略》采访，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平心而论，卡根公开批评过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但他长期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采取强硬路线，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知名的公开支持者之一。当被问到那场战争是否是个错误时，他回答说：“我不确定承认那是个错误有什么用。
这又不能让任何人起死回生。”他还补充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那场战争削弱了公众对他所支持的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只要这种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仍在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广泛存在——包括如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恐怕就只能继续习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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