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祐五年,临安,六月。
此时的临安酷热难耐,就在此时一则噩耗震动全城,大宋国子监祭酒(清北校长)、绍定五年状元徐元杰一夜之间离奇暴卒。要知道,前一日他如常上朝奏对政事,傍晚赴左丞相范钟府邸赴宴,事后仍与监察御史书信往来,没有任何生病迹象,次日本该入宫侍驾,他却托病告假休养,不过短短半日病情骤然恶化,心神狂乱,四更时分在剧痛中离世。
《宋史》明确记载其诡异死状:“高热不断加剧,十指指甲尽数开裂,模样骇人”。宋理宗闻讯对此十分惊异,当众慨叹:“徐仁伯(徐元杰)昨日尚在殿中随侍,从未听闻染病,为何亡故如此仓促?”理宗一句发问,彻底引爆朝堂持续数年的悬案风波。
徐元杰绝非普通朝臣,本人是状元及第,师从理学名臣真德秀,朱熹再传子弟,入仕之后身兼起居舍人,执掌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是当时天然的太学生的精神领袖。其人外形魁梧刚毅、谈吐通透,素来体恤学子、待人宽厚,在士林声望极高。
在听闻恩师猝亡,数百太学生集体伏阙叩宫,痛哭请愿,直言徐元杰遭人下毒谋害,恳请朝廷彻查死因。众多朝臣接连上疏声援,朝野舆论汹汹,宋理宗迫于压力下诏立案,先交由临安府审讯,此举因被朝臣质疑临安知府偏向史嵩之的党羽,改由大理寺(最高法院)接管,由殿中侍御史郑寀全权督办,并收押徐府侍从、诊治医官严加讯问。
朝野上下众口一词,将毒杀矛头指向闲居守孝的前右丞相史嵩之,应该说,这份揣测并非无的放矢。前一年淳祐四年,史嵩之父亲病逝,依制必须辞官丁忧三年,宋理宗在史嵩之暗示下,夺情起复,令其留任理政。百官畏惧权势无人敢直言劝谏,唯有徐元杰痛陈此举有违以孝治天下的立国根本:举国百姓皆为双亲丧亡哀痛,宰相居丧理政,不仅引得民间非议,更会遭蒙古、金国等敌国耻笑,有损大宋体面。理宗最后不得不收回起复诏令,史嵩之被迫回乡守孝,由此恨徐元杰入骨。
更令百官恐慌的是,徐元杰之前,已经有两名反对史嵩之的重臣已接连离奇暴毙,本年正月,左司谏刘汉弼猝然身故,四月,刚拜相八十日的杜范骤然离世。三人皆是朝堂抵制史嵩之夺情、制衡相权的核心骨干,短短半年相继暴亡,流言迅速传遍内外,这也太巧了吧。
但负责审讯的大理寺正黄涛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论断,认定徐元杰并非中毒,而是盛夏伏暑重症猝死。此言一出,瞬间激起朝臣与徐家滔天怒火,徐元杰长子徐直谅、次子徐直方直接入宫泣诉,称黄涛收受好处、刻意为史嵩之脱罪,恳请皇帝将其处死告慰亡父。
但从今天医学角度来看,若结合气候环境、遗体特征与现代医学视角审视,伏暑身亡之说自有完整逻辑支撑。因为徐元杰亡故正值临安酷暑,持续高温会加速尸体腐败,躯体膨胀、表皮起泡、周身浮现青黑色瘀斑,视觉效果与中毒遗体几乎无法区分,极易造成误判。
徐元杰本人常年缠身的多种顽疾:久咳痰喘伤及心肺,身患消渴(糖尿病),常年心悸失眠、夜间呼吸困难,行动时常肢体乏力、跪拜艰难;叠加丧妻丧子、亲友重病多重打击,常年心绪郁结,内里早已体虚孱弱。多重慢性病本就损耗脏腑,盛夏极端高温诱发致命热射病,壮年骤然暴亡具备充分病理依据。
两种推论各有史料与现实支撑,却均无铁证定论:毒杀仅有诡异遗体、连环重臣暴亡的旁证,找不到下毒器具、人证;中暑之说虽契合病理,却无法解释短短半年三名反史官员接连猝死的巧合。主审御史郑寀性格懦弱、处事观望,审讯许久始终无法锁定凶手,案件就此搁置,成为南宋著名朝堂悬案。
后来为了安抚徐家、平息舆论,理宗给予优厚抚恤,划拨五百亩官田、五千缗钱,并破格提拔徐元杰二子入仕。长子徐直谅放下心中芥蒂入朝为官,一路升迁至南宋末年广东经略使;次子徐直方始终难以释怀,认定父亲枉死、朝堂未能惩治真凶,断然拒绝所有授官,隐居三十年不肯出仕。
德祐元年,蒙古大军大举南下,南宋江山摇摇欲坠,朝廷广召天下贤才。蛰伏三十年的徐直方终于接受征召入朝,为官第一件事便是上疏弹劾早已亡故多年的史嵩之。但史嵩之镇守襄阳、抵御蒙古确有军功,死后谥号 “庄肃”,是对其功绩的官方定论。徐直方在奏疏中细数当年构陷忠良、致使杜范、刘汉弼、徐元杰接连惨死的旧案,字字泣血、据理力争,迫于无奈,朝廷下旨剥夺史嵩之谥号,完成一场跨越三十年、迟来的家族申诉。
后世将杜范、刘汉弼、徐元杰并称 “淳祐三贤”,三人是宋理宗端平更化之后,朝堂仅剩敢于制衡相权、坚守理学道义的中坚力量。三人接连离世后,朝堂制衡体系彻底崩塌,独相范钟无力压制史嵩之遗留的庞大党羽,权相余威长久笼罩中枢。
徐元杰一案更深刻暴露南宋晚期朝政痼疾:君主需要忠臣矫正朝纲,却更倚重能处理边防事务的权臣;士林舆论、太学生伏阙请愿虽能掀起声浪,却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权力格局,真相永远被政治权衡掩盖。
直至今日,徐元杰究竟遭人毒杀,还是旧疾叠加酷暑罹患热射病身亡,史学界依旧没有统一结论。最后就拼凑出一段浸透悲凉的南宋谜案。这场悬案不只是一人的生死疑问,更是南宋士大夫理想与腐朽权柄激烈碰撞的缩影,见证了王朝末年正义失语、人心惶惶的时代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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