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图源：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官方网站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第20期，作者授权发布
4月30日，我参加了由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李金铨教授追思会，尽管因为各种因素，我只能线上参加并发言，却仍旧被深深地触动了，这或许是我迄今参加的最肃穆、庄重而深沉的一场追思会，除了各方线上线下代表致辞和自由发言外，追思会播放了跟逝者有关的视频短片，也让现场参与者逐个上前面对逝者遗照敬献一支或一束花，背景音乐哀而不伤，都是逝者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借由这场追思会，我们这些之前熟悉或陌生的学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了共同或个别的记忆，获致了对于李老师的纵深而真切的理解。
在两岸三地甚至国际传播学界，李金铨先生都是泰山北斗级别的一代宗师，他对于传播学的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的深度阐释，我曾经在其晚年代表作《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的书评里略有阐释：
“《传播纵横》纵横捭阖，以空间为坐标，以时间为脉络，以华人传播学与报刊史研究的现状、发展与出路为运思的聚焦点，可谓苦心孤诣地构建了一种开放而人文的传播学研究体系。”
对于我这样一个本科就读于新闻学专业，后来又曾经在一所师范学院新闻系任教过两年后转入史学研究的学人来说，李老师的学术和人格为我确定了一种典范和境界。简言之，此前我几乎在大陆新闻传播学找不到任何一个学者堪称治学为人之典范者，更别提学术溢出新闻传播学的门墙而产生一种公共效应，直到我因为偶然的机缘结识了李金铨先生。
2009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基于博士论文的书稿《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经由业师许纪霖教授的推荐，我认识了其时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的李金铨先生，那时候他创设的“中国大陆青年新闻传播青年学者到访项目”已经运行了好几年并在学界形成了良好口碑。我申请了2011年4月份的访问项目，得以第一次到香港访学，并且由李老师担任我访学期间的指导教授。
那是我初次见到李老师，总体感觉可以用如沐春风来形容，李老师讲话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往往在谈笑风生间四两拨千斤，点拨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治学路上的门径与命门。在香港访学与李老师和其他“多友”（多闻雅集访问项目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互称雅号）相处一月，尤其是几次长谈，让我认识到新闻传播学这个年轻的学科尽管稚嫩，但学术前景广阔，更需要年轻一代学人殚精竭虑地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如果说长期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大陆新闻传播学需要一个精神和知识上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而那些受此负面影响的青年学者和学生需要一个自暗中照亮学术盲区的“燃灯者”的话，那么金铨老师当之无愧。他的国际学术视野（他曾长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与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出入东西文明之间而对两者的批判性的省思（集中体现在他早年成名作《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他对近代中国新闻历史人物的洞察与书写（主要呈现在他主编的两册会议论文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典型的既受过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和佛学等）的熏陶，又长期沐浴在西方学术文化与现代文明之核心地带的知识人的人格魅力，就构成了多闻雅集这个学术共同体“内在的灵魂”。正是他在我学术生命关键期的临在和教诲，让我意识到自己对新闻传播学有太多的偏见和定见，这偏见和定见其实也正透露了我转身到历史学以后“挟史自重”的虚骄和浅薄。
2011年香港城市大学大学访学跟李金铨老师和学友行山合影
2012年，我的第一本书《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出版后，李老师以学界前辈的身份撰写了一篇长篇学术书评，对拙著有赞有弹，这篇学术书评先后在上海《书城》（分为上下期连载）和台北《思想》刊出，对于将我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对这段民国知识人历史感兴趣的公共知识界自然有着不容轻忽的作用，对于让中国大陆甚至海外治现代中国报刊史的同人了解我的学术工作，并进而让我跟他们建立学术联系和对话，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李老师这篇书评里，我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稀缺的严肃而真诚的学术批评，他对于我的公共舆论与知识群体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建议：
“唐著说要辨析关键词的意义，其实他用的还是朴素阅读的老办法，使文本的意义在阅读中跳出来，并找到内在联系。这是不可或缺或取代的步骤，但如能用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解读，主题应该更鲜明有序，更有系统，层次更分明。”
而对于这本小书，可能在史学界与新闻传播学内部的报刊史学界起到的作用，也表达了极为真挚而热切的期待：
“在中国，新闻史写作最需要提倡朴实的学风，严格的训练，讲究用问题意识、逻辑推理和经验证据，从点到线到面到结构，铺陈并呈现有意义的历史图像。学子切勿一下子就跳到‘史论’，史实贫瘠，赘论满篇，事情没有搞清楚就‘微言大义’起来了，实在不是很好的学风。本书作者本科念新闻，后转攻历史，再从事新闻史研究，现在回馈给新闻史界，也算是饮水思源的‘古风’”。
2014年，作者在川西与李金铨老师合影
纵观李老师的学术写作，就会发觉他的公开而坦率的学术批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的文章《过度阐释公共领域》对于德国学者瓦格拉、叶凯蒂夫妇套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来解释现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的“食洋不化”和“削足适履”有着极为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崇洋媚外的中国大陆学界无异于当头棒喝和醒世良药。
如今追慕和念想与李老师生前交往的点点滴滴，却都是一些让人感慨不已的场景与细节。或许因为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缘故，而李金铨老师又怀抱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天下情怀，所以我们之间的闲聊往往是围绕现当代中国的知识人如胡适、储安平、刘宾雁、余英时等展开。李老师生前常常引用朱熹的一句话来鞭策后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他在学术与文化的新旧之间、中西之间全无芥蒂自由往返。
李老师与他香港城市大学的友人张隆溪教授等组织有一个书评讨论会，2013年李老师建议书评讨论会邀请我去城市大学报告《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主旨与研究心得、局限等，那一次，我得以面对香港城市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同人，公开地报告这本书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方法视野和主要学术观点等，而由李老师做了当面的学术点评，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看法。
这次书评讨论会，让我在线下体会到何为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以及何为真正的学术和知识共同体。一言以蔽之，必须要有严肃、多元而平等的学术讨论和对话，在多元互动之中照亮彼此的学术盲点，学者要养成将他人的严肃批评当作是真正的学术尊重的自我意识。我在研究生时代曾经撰写过一篇针砭大陆学术界的随笔《学术批评的潜规则》，对于中国大陆学术批评的圈子化、等级化、单向度化、形式主义等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而香港城市大学的这次书评讨论会，让我切身地体会到了学术批评的真义。可以说，李老师是身教重于言传，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常常在日常交往之中金针度人点石成金。在其后主编出版的《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中，金铨老师将我博士论文的一节《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放在在书稿导论之后的第一章，而我其实并未参加这个主题的学术会议，由此可见，李金铨老师栽培和提携后学之不遗余力。
如今来阅读《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由李金铨老师撰写的序言《报人情怀与国家想象》，不仅思前想后感慨万千。这篇导论充分展现了李老师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如何向现代转型，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化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说是一篇包含着若干硕博士论文选题的“宝藏”，在问题意识、学术路径、思想资源、价值立场等多个层面呈现了李老师纵横四海而又收放自如的学术气象。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开设面向全校或文史哲同学的通识课《现代中国传媒与知识分子》，每次授课都会推荐阅读李老师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和《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而学生更可以从这两本书体验到何为真正一流的人文学术研究。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李金铨老师一向认为做学问的人视野要开阔，关切要真诚，方法要得当，情怀要适度，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才是有着生命体温和学术纵深的真学问。2016年四月（李老师去世也是四月，四月真如诗人艾略特所言是一个残忍的季节）我邀请了李金铨老师到华师大的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一个讲座，主题是关于美国主流国内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再反思，李老师在该次讲演介绍了他卓有创见的“内卷化”和“孤立化”的学术概念。对于中国历史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的报刊史学界而言，如何在面对一堆经验性的事实和碎片化的历史的时候提炼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统摄性概念，这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学术命题，而李老师以他自己的学术实践和“道成肉身”展现了这种从历史到概念、从事实到理念、从碎片到整体如何跃升的可能路径。
在我看来，李金铨老师是真切地意识到了大陆新闻史学界的敝帚自珍甚至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希望以一己之力将横亘在史学界与新闻史学界之间的隔离墙推到，希望形成一种彼此照亮双向奔赴的学术气氛。他是这样思虑和筹划的，也是这样以实际的举办跨学科会议、主编论文集、提携和指引这两个领域的青年学人的方式来推动消除学科殄域。
史家杨国强在纵论晚清人物时曾指出，湘军领袖曾国藩是义理、事功与辞章三者兼备的晚清最后的士大夫，而淮军领袖李鸿章则用人不重人品，而只看才艺和能力，纵使是人品低劣之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也可以为他所用。当我们讨论学界人物的时候，我们往往首先着重学术之推进与创获，以及学者在此治学过程中所展现之学术人格的光辉，可当我们在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缅怀李金铨教授的时候，我们除了感念其学术跨越中西两界的通透与深刻之外，更让我们不能忘怀的他晚年重返香港以雄才大略搭建的两岸三地青年学者切磋学术砥砺人生的“多闻雅集”（青年传播学者访问计划的雅称）之学术乌托邦，这个项目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经二十年惠及200多个青年学人。
这些青年学人主要分布在中国各地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个别成员栖身在传媒一线和历史学界，以“多闻雅集”为无形学府，以李金铨老师为灵魂纽带，以“友直友谅友多闻”为交往准则，构建了当代中国一个串联起传播学者的最佳平台。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项目在四月和五月会分别邀请七八位学者访问城市大学，食宿都由该项目安排，在一个月的紧凑时间里会安排学术讲座、座谈、论坛，参观香港凤凰卫视等，行山、聚餐等各种精彩纷呈的活动，让从天南地北汇聚到又一城的青年学人彻底地松弛下来，在一个陌生而友善的共同体中间打开自己，联结他人，构成彼此支撑相互照亮的关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金铨老师仿佛是一个燃灯者，他的知识、智慧和人格仿若“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李老师如月印万川一般，他会记住每个访问学者的姓名、研究领域和学术个性，他甚至会记住每一个多二代（指多闻雅集访问项目学人的孩子一代）的姓名和喜好。他有一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让每一个人都真切地跟他发生个别的联结，或者用《小王子》里的语言就是羁绊和驯服，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联结和内在关联。他向我们展现了即凡而圣的可欲与可能。
李金铨老师在武汉大学
因此，环绕在李金铨老师的周围，你从来不会觉得自己仅仅是千千万万朵玫瑰中的平淡无奇的一朵，也不会是成千上万只狐狸中间的普通一员，他会让你觉得你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学术潜能，他像学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助产士一样，让那些沉淀在我们精神生命的深处而未被开掘的元素突然间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释放出来。我想，这是多闻雅集这个无形学府最深沉的奥秘，而李金铨老师就像一个奇幻而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魔术师一样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李老师曾在《传播纵横》序言吐露心声：“多友们熔友谊和学术为一炉，已蔚然形成一所风格独特的‘无形学府’（invisible college）”。
如今回想跟李老师相处的时光，那也正是新冠疫情前的黄金岁月，比如在内蒙锡林格勒草原的纵马、蒙古包外的烤全羊、成吉思汗陵园的观摩、响沙湾的风沙蔽日、川西长坪沟的自然风景、深夜登临四姑娘山顶旅馆的奇遇、都江堰旁边的喝茶闲聊、从南京到扬州的旅行大巴上的畅谈，在大运河的夜航船上的谈心，在鉴真博物馆草坪上跟孩子们的嬉笑等，这一切就如同一帧帧蒙太奇般的电影镜头闪回在眼前，也回荡在心灵深处，这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我的真生命。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曾这样写道：
“在一个民族中，总要有上百万人的存在，一位天才人物才能从中走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总要有上百万个无关紧要的时刻流逝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节点、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才会显现。”
毫无疑问，李金铨老师在新闻传播学界就是一位这样的集传统中国的君子人格和西方世界的绅士文化于一身的天纵之才，他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他开创的事业，他清雅自持而温润如玉的人格，他春风化雨润人无声的魅力，都会穿越时光的淘洗而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的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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