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九一八事变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台北一处寓所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采访的记者，突然提起了一个已经死去56年的名字。
他说，要是这个人还活着，日本当年绝不敢动东北，他口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的原话是：“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1883年出生，比张学良大了将近二十岁，1919年，张作霖设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
在讲武堂里，别的教官对少帅百般逢迎，唯独郭松龄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松，正是这种不迎合、不讨好的态度，反而让张学良对他另眼相看，深厚的军事造诣也让张学良佩服不已，此后奉军扩编，张学良的混成第三旅与郭松龄的混成第八旅合署办公，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
张学良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他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张作霖甚至骂过张学良：“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以外，你大概吃什么东西都会惦记他。”六十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郭松龄能力出众，在当时是公认的，据史料记载，他掌管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
他干了一件捅破天的事——推行军需独立，在此之前，奉军的军饷都发给长官，由长官自己决定怎么发放，吃空饷、喝兵血是家常便饭，郭松龄把军需权从各级长官手里硬生生掰出来，成立独立部门专款专用，士兵吃多少粮、领多少饷、打多少子弹，全走公账，谁也别想从中捞油水，蒋介石后来都说过，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全国学，一是王永江的理财，二是郭松龄的军需独立。
他自己的生活极其清苦：住的是漏风的营房，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吃饭跟普通士兵一个锅，当时有句话传得很广：“郭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
在他的调教下，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两个旅成了奉军各路人马中战斗力最为强劲的军队，郭松龄本人也赢得了“大公无私”的赞誉，有人甚至说，“郭是张的灵魂”。
可郭松龄有个毛病——太刚，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的事就要说。
他内心有自己的盘算：别往关里打，别掺和那些没完没了的军阀混战，踏踏实实把东北自己的事弄好，可张作霖不这么想，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完，郭松龄带着兵在前线死拼，立了大功，结果杨宇霆捞了个江苏地盘风风光光当都督，郭松龄什么都没捞着，加上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换取日本人的支持，郭松龄渐渐萌生了反心。
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扯旗反奉，7万精锐一路推到锦州，眼看就要端了奉天的老窝，可关键时刻，冯玉祥背弃盟约，日本关东军也因郭松龄在对日谈判桌上的强硬而倒向了张作霖，郭松龄腹背受敌，兵败被俘，12月25日，他和妻子韩淑秀一同被枪毙。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被俘，拟电令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他一命，但电未发出，处决已经完成了，他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郭松龄死后，奉军大清洗——他带出来的那批人全被晾在一边，换上的是一帮对张学良忠心但没本事的年轻军官，东北军慢慢变了味：贪腐回来了，军纪垮了，战斗力一路往下溜，而真正致命的，是这支军队失去了一种东西：一个能判断“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防”的人。
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世英，两人回忆起郭松龄，他们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还说过另一句话：“我并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错以为日本人只是在试探我，当时我又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郭松龄在，这个“错以为”大概不会发生，他后来对儿子说，郭松龄如果活着，“我相信日本人的阴谋他一定能看出来”，他甚至假设过：“如果郭松龄晚死6年，他一定会劝我坚决抵抗日本人，我也会采纳他的意见。”
这话从张学良嘴里说出来，分量重得让人心里一沉，想想看，一个被自己下令处决的人，竟成了他一生最深的悔恨。
郭松龄到底能不能挡住九一八？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历史没有如果，可张学良在半个世纪后反复提起这个“如果”——他自己也知道，当年失去的不只是一个老师、一个战友，失去的是一个能让东北军不“变味”的人，一个能看穿日本阴谋的人，一个在关键时刻敢说“打”的人。
1981年，当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出“要是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另一句话：当年那个判断，我错了，而那个错，用了他一辈子来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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