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伍军人深知“军事优先”外交政策的代价，那些曾经服役的人深刻体会到，当政治目标模糊且国家治理工具不足时，投入战争意味着什么。在长达32年的军旅生涯中，我获得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军事行动的成功与战略目标的政治结果之间，往往存在显著差距，而增加军事行动几乎从未能弥合这一差距。
这种失衡在预算申请和拨款法案中显而易见。美国近年的军费预算接近每年9000亿美元，2026年又申请增加6000多亿美元。相比之下，用于外交、发展和安全援助的国际事务预算只有500亿至600亿美元。因此，两者差距大约为15比1；如果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最终获批，这一差距将扩大到25比1以上。
太多时候，军事行动仅仅为了“传递一个信号”而启动，部队部署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和撤出标准的情况下进行。对军事解决方案的过度依赖，已成为一种代价高昂的惯性。在步兵生涯的头10年后，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多个美国机构之间的军民交界地带工作，还与外国军队合作。这段经历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但主张克制的人很少充分利用这种视角。
美国法律将对外军事接触分为三类援助形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与协助，以及直接动用美军。每一类都有各自的法律和政治要求以及不同成本。首先，安全合作关系往往持续存在，甚至超过最初建立这种关系的政治理由。美国国务院2024年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指出：“安全合作承诺容易启动，但当伙伴的战略一致性下降时，削减、重组或终止这些承诺却异常困难。”
华盛顿的意图与地面实际结果之间总会出现落差。2017年的一项分析将其描述为委托—代理问题，即“委托方追求的结果与实际获得的结果之间的偏离”。只有在管理这种关系的人坦率承认原有目标已无法实现时，这种差距才可能缩小。
2010年，我在伊拉克服役时，美国军队、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曾沿着伊拉克最危险的一条断裂带建立联合安全机制，设置检查站和联合巡逻，让彼此不信任的武装力量围绕共同目标行动。这些安排本是临时方案，而非永久存在。它们有助于管控安全裂缝，却无法解决其下的政治争端。
教训不是美军本应继续驻留，而是军事行动结束后，必须有资源充足的外交和政治力量及时接续。到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用了这条裂缝，攻占摩苏尔，并向巴格达推进。克制就是以有纪律、经过审慎权衡的方式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以实现明确目标，而这些目标必须建立在对可能成本和后果的诚实评估上。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其基础在于外交政策不应围绕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组织。巴里·波森在《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中主张，应把战略重心放在保护核心安全利益上。
退伍军人并不因此拥有更多决策权，但他们在公开发声时，往往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服役者能为这场讨论带来的，不是关于近年战争本该更早结束的事后判断，而是一种视角：军队是否还必须继续承担那些原本应由其他国家安全工具承担、如今却已严重衰弱的负担。
一个如此依赖军队的国家，理应对服役者负责，为国家安全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足够资金和资源。这样，当军事力量被部署时，它是因为确有必要而被恰当使用，而不是因为其他国家安全工具尚未准备就绪。政治领导人要保护他们派遣的军人，就必须确保这种平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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