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深秋，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包山岗地。
一名铁路施工工人将铁锹插入土层时，碰到了一处异常松软的回填土。
他蹲下身拨开浮土，一个黑黢黢的洞口露了出来，边缘参差不齐，洞壁上留着清晰的铲痕。
手电光柱探入洞中，照不到底。
这条人工开凿的通道，不知通向地下多深的地方。
消息传到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时，专家们意识到——包山岗地下，可能埋着一座了不得的东西。
这座让盗墓贼望而却步的楚国超级大墓，即将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
一
包山岗地南北长六百米，东西宽约二百米，高出周围地面二至六米，呈龟背形隆起。
岗脊上由南往北分布着五个土冢，当地人世代称这片高地为“包山”。
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已将荆门十里铺古墓群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谁也没想到，这片看似平静的岗地下，竟然藏着一座规模空前的竖穴土坑墓。
1986年，湖北省决定修建荆门至沙市的铁路。
线路规划恰好从包山岗地穿过。
铁路工程动工前，荆沙铁路考古队进驻现场，对沿线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
考古队员在岗地上发现了三个大小不一的盗洞。
其中两个很浅，显然没有挖到关键位置。
但第三个盗洞，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它深达十五米，洞口直径近三米。
考古队用探铲沿盗洞向下探测。
探铲每下探一米，都要耗费大量时间。
当探铲到达地下十六米深的时候，铲头碰到了硬物。
提上来一看，铲刃上带着几缕崭新的篾席残片——竹篾纹理清晰，色泽如新。
这个信号让考古队员们既兴奋又紧张：篾席保存得如此完好，意味着墓室密封极佳，从未被打开过。
而那个十五米深的盗洞，距离主墓室竟然只差三米。
盗洞底部，蜷缩着一具人骨。
骨骼上半身仰卧，下半身扭曲向下，姿态怪异。
身旁散落着锈蚀的铁铲和断裂的麻绳。
根据骨骼形态和随葬工具判断，这是一名唐代盗墓者。
他在十五米深的地下打出了多条分支通道，像在迷宫中寻找方向。
但墓室实在太深了——深到盗洞底部氧气稀薄。
他最终因缺氧窒息而死，倒在了距离目标仅三米的地方。
一千多年后，考古队员在同一个盗洞里，与这位唐代同行的遗骨相遇。
二
勘探数据陆续汇总。
包山二号墓是一座典型的竖穴土坑墓，从地表向下呈倒梯形延伸。
墓坑开口呈甲字形，墓口长三十四米，宽三十二米。
墓坑西北角延伸出一条长十九米、宽十米的斜坡墓道。
封土堆呈半球形，现存高五点八米，直径五十四米。
从封土顶端到墓坑底部，深度超过二十米。
整个墓葬的土石方量达三十万立方米——如果用载重五吨的卡车运输，需要十二万车次。
这样一座超级大墓，仅靠考古队百十号人，即便日夜轮班，清理封土和填土也需要数年时间。
而铁路工程的工期不等人。
考古队做出了一个决定：发动周边村民参与发掘。
消息传出，方圆数十公里的村民纷纷报名。
十里铺镇王场村及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扛着铁锹、箩筐涌向包山岗地。
高峰时期，工地上每天有两千多人同时劳作。
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1月，历时三个月，累计参与人次超过两万。
这场史无前例的全民考古大会战，是人类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工匠之间的一场对话。
当年修建这座大墓的，同样是成千上万的民夫——他们挖掘墓坑、夯筑封土、搭建椁室。
两千三百年后，他们的后代又站在同一个地方，一铲一铲地将封土重新挖开。
挖掘进行到接近墓室的时候，一名考古队员点燃香烟，准备休息片刻。
打火机的火苗刚凑近烟卷，一股气体从刚刚打开的勘探孔中喷涌而出，火苗猛地蹿起半尺高，险些烧到他的眉毛。
周围的同事先是一惊，随即爆发出欢呼——这是“伏火墓”的典型特征。
墓室中有机物在密闭环境中腐烂分解，产生沼气，日积月累，压力增大。
沼气没有被释放，说明墓室从未被打开过。
两千三百年的密封，在这一刻被打破。
三
墓室的盖板终于被揭开。
椁室呈现在众人眼前——长六点三二米，宽六点二六米，高三点一米，近一百二十三立方米的空间被分隔为五个分室。
在战国楚墓的棺椁制度中，椁室分室数量代表墓主人身份等级——封君级为七室，大夫级为五室。
五个分室，说明墓主人是楚国大夫级高官。
打开椁室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墓室内部保存得近乎完美。
竹席铺在棺椁之上，篾片纹理清晰，韧劲犹存。
木床、漆器、竹简、青铜器层层叠叠，仿佛主人刚刚离去。
两千三百年的时光，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几乎停滞。
五个椁室各自承载着不同的随葬品。
东室和南室放置丧葬记录竹简。
西室南端有一百二十九枚未书写的竹简，北端底部有六枚丧葬记录简。
北室分两束——五十四枚卜筮祭祷记录简，一百九十六枚司法文书简。
南室马甲中还发现一枚竹牍，也是丧葬记录。
此外还有三十枚签牌，原本系在竹简、竹笥、陶罐和衣物上。
竹简共计四百四十八枚，其中有字简二百七十八枚，总字数约一万五千字。
这批竹简的制作时间在公元前三百二十二年至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之间。
内容包括三大类：司法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丧葬记录。
每一枚竹简上的墨书都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就。
它们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户，让二十世纪的人得以窥见战国楚国 courtroom、神庙和贵族家中的日常。
司法文书简是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案件档案。
其中有盗窃案、杀人案、土地纠纷、户籍管理。
一枚竹简记载了一起“窃马杀人案”——下蔡地方官吏将案件审理情况上报给左尹。
另一组竹简记录了一桩连环杀人案，受害者舒庆和宣卯先后被杀。
卷宗中甚至保留了一份舒庆呈给楚王的诉状，详细陈述了案件在地方官府的审理过程。
这些两千三百年前的公文，格式规范、程序完整，让人看到楚国司法制度的精密程度。
卜筮祭祷记录简记载了墓主生命最后三年的状况。
他饱受病痛折磨——心脏疾病，不能饮食。
一次又一次请来卜人占卜，一次又一次向祖先和神灵祈祷。
简文中记录了祭祀楚先祖老童、祝融、鬻熊，以及楚武王等历代先王的详细仪轨。
病痛没有消退。
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这位楚国左尹去世。
竹简上的卜筮记录，终止于那一年。
遣策丧葬记录简是随葬物品的清单，详细记载了墓中每一件器物的名称、数量和摆放位置。
考古队员对照遣策清点文物时发现，随葬品与清单几乎一一对应——两千三百年来，没有任何人动过它们。
四
竹简上的文字最终揭晓了墓主人的身份。
他叫昭佗——楚昭王的后代，楚怀王时期的左尹。
左尹是楚国最高司法长官，令尹的重要助手，掌管全国司法。
昭佗的职责是审理各地呈报的案件、监督地方司法、维护楚国的法律秩序。
墓中出土的司法文书简，正是他生前最后七年经手的案件档案。
他把这些公文带进了坟墓——或许在他看来，这些卷宗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
昭佗死于楚怀王十三年，即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下葬日期为楚历六月二十五日。
那一年，楚国正处在战国风云的中心——西有强秦虎视，东有齐国角逐，北有韩魏牵制。
昭佗作为司法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每天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案卷，同时还要应对朝堂上的政治博弈。
竹简上的卜筮记录显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反复祈祷神灵保佑自己回到楚王身边继续服侍。
这位左尹至死都惦记着自己的职责。
昭佗的家族谱系在竹简中也有清晰记载。
从楚昭王到昭佗，父子相承六代，绵延二百余年，从春秋后期直到战国后期。
这是目前所见第一份完整的楚王族支庶家谱。
昭氏是楚国三大王室宗族之一（昭、屈、景），与屈原同出王族。
昭佗和屈原是同时代人——屈原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四十年至前二百七十八年之间。
两人都出身楚王族，都身居高位，都见证了楚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但昭佗的竹简里没有浪漫的诗歌，只有密密麻麻的案卷、卜辞和清单。
五
除了竹简，墓中还出土了三千余件文物。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十九件套。
这些器物在密闭的椁室中保存了两千三百年，色泽如新，工艺精湛。
彩绘漆棺被称为“中国第一彩棺”。
棺身以黑漆为底，绘以红、黄、金三色的龙凤纹样，线条流畅，构图饱满。
楚国漆器工匠用两千三百年前的笔触，在木胎上留下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艺术杰作。
凤鸟双连杯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杯长十七点六厘米，宽十四厘米，通高九点二厘米，杯口径七厘米。
器物由两个竹筒杯和木质鸟身、鸟尾构成——凤鸟昂首，鸟喙衔一颗黑漆木珠，双翼展开，尾部微翘，两杯并列于凤鸟背上。
两杯近底部以竹管相通。
学者考证，这是古代婚礼合卺礼仪所用之器——新婚夫妇各饮一杯，酒液通过底部竹管互通，象征二人合为一体。
这件器物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中国第一鸳鸯杯。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漆奁是另一件国宝。
漆奁直径二十八厘米，本是盛装梳妆用具的盒子。
盒盖外壁绘有一幅长卷式连续彩绘，全长八十七点四厘米。
画面分五幕，描绘了战国贵族车马出行的完整场景——二十六个人物、四乘车马、树木、飞鸟，依次展开。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长卷式连环画”，比汉代帛画早了近两百年。
漆木折叠床长二百二十点八厘米，宽一百三十五点六厘米，高三十八点四厘米。
整张床采用榫卯结构，没有使用一根铁钉。
通体髹黑漆，历经两千三百年仍可折叠开合。
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折叠床，被称为“中国第一折叠木床”。
错金银铜尊、铜壶、铭文铜戈等青铜器同样精美绝伦。
青铜“铜带流杯”配以空心青铜吸管，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结构完整的吸饮器具。
彩绘漆木梳妆盒设计精巧，证明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男子已使用化妆品。
这些器物共同构成了一幅战国楚国贵族生活的全景图——从婚丧嫁娶到日常起居，从司法行政到精神信仰，无所不包。
六
包山二号墓的发掘，从1986年11月上旬开始，到1987年1月下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
1991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发掘报告《包山楚墓》和《包山楚简》，公布了全部发掘资料。
2022年1月，包山楚墓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今天，包山楚墓出土的文物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凤鸟双连杯陈列在展厅中央，灯光下依然流光溢彩。
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漆奁展开在展柜中，五幕画面依次排开，车马人物栩栩如生。
竹简陈列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墨书清晰，篾黄如新。
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两千三百年前，一个叫昭佗的楚国左尹，带着他一生的工作成果、信仰寄托和生活用品，走进了这座深达十八米的地下宫殿。
他以为这会是一个永恒的安息之地。
唐代的那个盗墓者，在十五米深的地下窒息而死，距离目标仅三米。
他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后，两万名村民和考古队员会站在他倒下的地方，一层一层向下挖掘。
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走完了他未走完的最后三米。
包山岗地的风依旧吹着。
两千三百年前，昭佗的送葬队伍从这里走过；一千多年前，唐代盗墓者的同伙从这里仓皇逃离；1986年的深秋，铁路施工的工人们在这里挖出了第一个盗洞。
而今天，站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前，隔着玻璃与凤鸟双连杯对视的那一刻——你会看见两千三百年前楚国工匠留在木胎上的最后一笔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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