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套从大禹一直到夏桀为止的夏朝皇帝世系图已经在面前：从大禹开始算起一直到夏桀为止一共十四代十七人统治了470多年时间。
这是《竹书纪年》上说的事情，在《史记·夏本纪》里面也都有完整记载。
但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一百年间内，几代的考古学家们在豫西和晋南的土地上翻来覆去地挖掘着，并且找到了很多二里头、王城岗以及新砦这样的大型聚落遗址，却从未发现过能够证明是属于夏朝的证据。
使生活在将近五百年历史上的朝代一直停留在考古学认定的标准之上。
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禹所创立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夏朝”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文献与考古之间存在的差距全部展现在眼前。
再说一下文献方面的情况。
《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并且铸造了九个青铜鼎来规定贡纳和赋税的事情。
他把禅让的传统给打破了，在钧台举行了一次诸侯会盟，并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王朝。
《竹书纪年》给出了一张非常准确的时间表：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商朝结束一共470多年左右的时间。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整个世系都继承下来了。
如果这些文献记载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夏朝的存在时期大约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
考古学方面的情况呢。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带领队伍来到了河南偃师，并发现了一处叫作二里头的地方。
该遗址面积约为三百亩左右，在这里发现了大殿基址、铜矿冶炼厂以及各种各样的绿松石工具与玉器等文物。
根据碳-14测年得出的数据为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间左右的时间段内，并且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中期相符合。
按照常理来说这就是夏王朝首都遗址了。
可是二里头挖掘了六十年之久，出土出来的陶器上面有刻划符号是真的，但是没有一件可以被认定为文字的东西。
不带文字就不能说我是哪一个朝代的人了。
距离它很近的地方是安阳殷墟，一旦发现甲骨文就会自己说出来，商王武丁留下的卜辞中明确写着“商”。
相比之下，二里头就显得十分安静了。
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时间上出现了偏差。
文献上说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但是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三期文化只能够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前后左右的时间段内。
那么这300多年的空缺去哪里呢？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王城岗遗址以及位于河南省新密县的新砦遗址，这两个地方都比二里头更早出现，并且面积也很大但是并没有发现可以用来说明它们性质的东西。
有人把王城岗当作禹都阳城、新砦当作启都黄台来填补这个空白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即从龙山文化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中间环节，但是还存在分歧。
另外一些人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各个遗址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并且陶器组合的形式不同、建筑样式各异以及葬礼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它们组成了夏文化的发展链路，并且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是相承的关系。
对于该问题的答案还不能确定下来，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进行判断。
所以，考古挖不到“夏朝”，也许真不是技术不够，或者地方找错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手里攥着的这把尺子，压根就是错的。
我们总想在土里刨出一个整整齐齐的帝国，可夏，会不会从头到尾，就只是一个松散的邦国联盟？
它确实存在过，只是它活着的模样，跟我们在脑子里给它画的那张像，完全不一样。
二里头那些气派的宫殿和精美的青铜器，或许正好说明，这个邦联体系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老大哥”。
但这个核心，还没能像后来的商朝那样，攥出一套统一的文字和信仰，把它底下那几股势力，死死地箍在一起。
还有一个角度，也容易被人漏过去。
“夏”这个叫法本身，可能压根就不是当时那群人自己的称呼。
翻遍甲骨文，里面没一个“夏”字是用来指代商朝以前那个朝代的。
反倒是周人，总爱把“夏”这面旗往自己身上披。
《尚书》里，周公说“我区夏”，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这些住在大中原的人”。
有学者就猜，这个“夏”啊，很可能是周人为了证明自己灭掉商朝是“天命所归”，才想出来的一套说辞。
他们把商朝之前中原大地上那些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全拢进了一个叫“夏”的故事里，然后把自己说成是这个光荣血统的继承者。
要是这说法站得住脚，那“夏朝”就不是“没被挖出来”的问题了，而是在商代以前的人们心里，它压根就没存在过。
到现在为止，夏朝到底长什么样，二里头又到底是谁的家，学界自己还在打着官司，没个定论。
二里头挖出来的那点东西，加一块还不到整个遗址的百分之二。
更多的谜底，都还闷在土里没醒过来。
在那些能一锤定音的文字被刨出来之前，夏朝的面目，就只能一直这么模糊着，像雾里头的一条船，能影影绰绰看见水面被船底压出的那道槽痕，可那船到底什么样，却怎么也看不真切。
参考来源：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许宏.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三联书店，2014. [3] 孙庆伟.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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