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媒体人梁文道与青年作家索耳在广州的台风天里，围绕索耳的最新长篇小说《伶仃世》展开了一场关于南洋世界华人迁徙与离散的对谈。
青年作家索耳来自广东的雷州半岛，成年后一路北上，由广州，至武汉，到北京……当他与家乡距离愈远，便有了更深层的体察与回望；祖籍顺德的梁文道，香港出生，台湾成长，多年来在不同地方辗转，作为一个“流动”的居民，他也同样着迷那些散落在南方海域上的故事与传奇。
从近些年备受关注的南方文学到散落的逃亡奇事，从湛江的法国可颂到南洋物产，跟着他们的漫谈，我们将去往一个瑰奇流动的南中国世界。
| 浣晓 摄
索耳
我从2019年开始有写作《伶仃世》的念头，加上后来的行走和收集，前后大概花了六年时间，对我来说它是花费了很多心力去完成的作品。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去概述的话，它大概写的是二十世纪华人迁徙、离散和漂流的历史。我选取了二十世纪四个不同的时空，它们可以视作是几个独立故事，但又相互关联，像拼图一样组合成一部长篇小说。我想请道长先聊聊读这本书的感受和印象。
梁文道
我第一次听说索耳应该是好几年前，我们在办文学奖的时候，会留意一些青年作家，但那时候我对他的作品不熟悉。大概前年在另一个颁奖活动上，那是一个跨门类的艺术奖项，我被找去当评审，作品有文字创作，有影像作品，有雕塑，有设计，有视觉艺术，那时候我第一次认真地读他的小说，我就觉得写得真好。后来我就开始留意他，包括他以往的写作，直到今年他这部书出来前，出版方寄稿子给我看，我当时很认真地读了一遍，我觉得是我期待的一种写作。
大概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常常在内地不同的场合去谈，透过海外的华文文学能看到很多中文书写的可能性，我还建议一些出版社出这方面的书，后面出来的，比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还有黎紫书，在今天喜欢读小说的内地读者心目中，大家没读过也都听过。
当然这几年大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南方书写，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以不同的方言入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方面我们使用普通话比以前更加彻底，但是另一方面在文学写作上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带着不同的语言色彩进入到中文书写当中，这是我期待看到的。
《伶仃世》是在我的期待中出现的，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作者的兴奋，虽然他过去也写过类似方向的作品，但是这一次你觉得他真的是闯入新天地。你能感觉到作者不断在开拓，不断在学习，而且这本书跟别的很多小说不一样，后面有很长的参考书目，某种程度他是把它当成学习跟田野调查的笔记。我能感觉到那是一双很新鲜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新世界，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我朋友开着车带我到处逛，穿过马来半岛，它唤醒我当年那种兴奋。
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索耳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大的意志力，想要解决两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一是他的故事里面有许多旁枝细节伸展出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些是作者会有的冲动，写到这个东西太好玩了，太有趣了，太有意思，它能发展。但是如果你真的信马由缰的话，最后这个小说会散掉，你需要赋予它一个结构。这两方面的力量在拉扯，我觉得索耳的《伶仃世》让我看到了他拉扯的结果，就如书名所讲的“伶仃”。
这本书里面出现的人物差不多有一百多个，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结局的，甚至有时候其中一些篇章的主角就消失了。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你可能会觉得小说作者在压抑那种要把故事再往下讲的冲动和欲望，但是另一方面在结构上面它是非常清晰的，因为这些人就是所谓“伶仃”——历史上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故事都不见了，绝大部分人消失了。这本小说覆盖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东南到南洋的整片海域，以及里面林林总总的人物，无论Ta是一个越南难民，还是一个曾经在槟城办过华文学校的商人，还是一个在珠江水上居住的蜑家人，还是一个九十年代末南下深圳的打工人，他们全部都不见了，不是指物理的消失，而是在故事当中不见了。
这让我想起来三十多年前来广州的时候，在越秀广州老火车站前有一大片人乌压压的，占满了整个站前广场，那些人背着很多大麻袋、布包躺在地上，广场在夏天暑热里发臭，会有安保人员过来拿铁链子赶人，有时候会用强烈的喷水器，那些人曾经被叫“盲流”。那些在火车站跟我擦身而过的人，后来去哪里了，怎么样了，不知道了，不见了。他们在历史中曾经是一种现象，任何现象都像浪头一样，接着就过去了，所以这本书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又一群、一个又一个这样没有结局的人。
| 浣晓 摄
梁文道
这本书里有大量我们广东人熟悉的方言，除了粤语之外，还有潮汕话、闽南话、湖北话，索耳是雷州半岛人，我还好奇你的母语怎么会是黎话？原来黎话不是海南岛黎族的话，而是雷州半岛的方言，索耳把大量方言都写到书里面，但是你可以放心，这本书是容易读的，它是有方言成分，但他已经调整过，那些方言不会让你看不懂。
索耳
书里的粤语是改造过的，我在写的时候为了照顾非粤语地区的读者，肯定不能纯粹用粤语去写。方言写作一直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标准语和方言之间的平衡，涉及到取舍，我在书里试图做到一种效果：虽然本地人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普通话读者读的时候可能有些词不明白，但是放在具体的语境里，是可能猜到它的意思的。中间也修改过很多遍，反反复复有点像调配化学试剂的浓度，直到达到所谓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也是一个谬论，你不能说什么样算是最好的，你只能做到让自己感觉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非常喜欢方言，它保留了我们当地人跟生活打交道的方式，那是最原汁原味的，比如粤语里面把谈恋爱叫“拍拖”，这个词怎么来的？以前珠江上有一种船叫花尾渡，它没有动力需要小火轮拖着走，在靠岸或者过浅滩的时候，两条船就要并着走，叫“拍”，有点像情侣谈恋爱手牵着走，拍拖就是这么来的。还有“游车河”，为什么“游河”和“车”能够放在一起？之前珠江水系特别发达，坐着船就可以把省城逛完，在核心地区西门口荔湾这些地方，这种富家子弟、有闲人等的传统叫“游船河”，后来演变成“游车河”（漫无目的开车闲逛）。这些方言包含了当地人对于生活的一种观察和想象，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我想方言就是有这种宝贵的地方，它也把时间留存在语言里面。
方言里还有很多的古语雅言，我在书里面用过很多这样的词，比如说闽南语的一个词叫“暗暝”，是夜晚的意思，黄锦树有一个叫《乌暗暝》的小说，我会觉得这个词比夜晚更有诗意，它不仅仅形容时间，它也形容一种黑暗慢慢向你包围过来的感觉，它是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我选择把方言融到写作里面，不是某种讨巧，因为它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方言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我们先天的舌头。
梁文道
在一部小说里面要赋予方言，除非它有出现的必要性，否则很容易就变成一种调味料，只是增加一些异域色彩，或者增加一些花样而已。书里有几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各自放置的场景上你有什么考虑吗？
索耳
比如说对话我会尽量用方言，这个是最难的地方，我不能进行过多的改造，如果要改造也是有一些选择。那其中一种策略是，我会选择更靠近标准语习惯的方言，比如粤语说为什么是“点解”，对普通话读者会有点隔，我会换一种说法“何解”，读者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还有对于环境的一些描写，对于世界的描摹，对时间的感知，我会用方言去写，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暗暝”，还有闽南语里的“暗头仔”。还比如里面也写到苗人对于时间的认知，是鸡叫声，是日头偏西，是喂猪，是夜深时，是自然时间内化到他们体内的表现。他们也会用舌头去模拟鸟叫、牛叫、狗咬骨头的声音，这是他们语言（方言）的一部分。
梁文道
你刚才举了两个例子，拍拖和游车河，和我们珠三角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在香港，要回老家顺德的话，我们是坐船，整个珠三角都是坐船来往的，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是这样，更早以前船更多，以前那些非常有名的戏班全部都是坐船的，本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的世界。
中国很多地方都应该有很丰富的与水相伴的生活经验，但认真写水的已经不多了。我觉得蛮奇特，这部书你写到的几个地方都是口岸之地，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越南，甚至越南难民在海上逃难的漂流经历等等，你为什么想要写这样的题材？
索耳
如果要说写作的一个机缘，就是我2019年去马来西亚去旅行，我虽然出生在广东，但是我们那边没有太多下南洋的经历，不像潮汕或者江门五邑那种侨乡。我之前对这段历史有一些了解，但我真正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华人在那个地方扎根下来，然后又有一套保存得非常完整的生活方式，我会觉得好像回到了民国。之后我就非常好奇，想要去了解那段华人历史。我们说离散文化，它到底是一种从大陆出发，像星体发出去的一道光线，还是说这些离散的文化其实跟大陆文化一样是同等的星体，我会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
我后来觉得最大的内在动力其实是我对某种笼统的“南方”感兴趣，因为我当时虽然在北京生活，但是我的关注方向变成了南方，南方变成了我的远方。在北京我发现我粤语说得特别好，它当然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强化，北京也没有几个说粤语的，然后也会摆脱一些口音羞耻，就会很愿意大胆去说，平时都会频繁听一些粤语歌以及看TVB的剧，所以慢慢对于自己的来处感兴趣。
道长您也喜欢旅行，您在南洋旅行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以及您对南洋的离散华人有什么有趣的观察？
梁文道
我对东南亚或者泛称南洋的世界很感兴趣，一来是我的旅行经历，二来也是跟你一样有点内在驱动。
我小时候在台湾生活，接受的教育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秋海棠，我们的母亲河是长江跟黄河。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回到香港，大陆开始文化热，那时候有一些很有名的纪录片像《河殇》，大家都在讨论我们中国是黄土文明，现在就是打开大门，面向蓝色海洋世界，我们不能够再固步自封，要进入世界的大舞台等等。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但身为香港人，我每年都在香港生活几个月，每天我都要过海，坐过海小轮，但是我看的书、电视节目都在告诉我们是黄土文明，我就发现这样的叙述跟我的生活经验完全是脱离的。我们这些地方的人，面向大海已经几千年了。我们知道很难避免一套主流文化叙事模型，这种叙事模型很容易掩盖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经验。
终于有一次，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认识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开始很热忱地去追读他们的书，我就发现太有意思了，当地有很多作家可能是在中国读过书，或者直接从中国移民到那边去的，他们还在用着原来中土式的中文来写Ta现在看到的生活，于是笔下就会出现“又到秋天落叶的时候了”，可是新加坡哪时候有落叶？中文世界里面有太多我们一想就用到的意象，比如寒冬、秋月，在整个南方世界都是不适用的，就连在广东都不行。那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然后我看到一些马华作家，包括在台湾居住的这批作家，不是套用这些惯常的用法了，Ta在开拓新的写法来处理Ta的生活世界，而那些是过去中文里所看不到的。像我一个朋友是台湾达悟族人，他们是海岛原住民，他的写作会出现天的眼睛，天的眼睛是什么？他们的语言里面把星星叫天的眼睛，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看夜空就是一个很怪的东西，因为天是有无数个眼睛在盯着你的，然后他再重新改造中文，我忽然觉得这个东西太迷人了。
我作为一个香港人，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们生活是离不开水的，而水道会引领我们走向很多地方。我们从来都在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痕迹，甚至不是痕迹，它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香港的虎豹别墅，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盖的一个建筑。他们兄弟最有名的成就是有大家听过的万金油，还有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也就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前身，都是他兄弟俩办的，他们起家于缅甸仰光的药材生意，然后逐步拓展事业。我们在香港能看到大量的跟南洋相关的事物，比如我们会吃椰子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洋物产。我们广东菜最擅长做的是海味，鲍鱼、鱼翅、燕窝、花胶，全部都是南洋来的，燕窝过去主流都是印尼跟越南产的，而鱼翅几乎绝大部分是东南亚海域捕捞的，我们很喜欢吃石斑鱼，就会出海到东南亚找到更多的鱼，还有海参，从清朝以来就在印尼摩路加群岛附近捕捞回来。在香港中上环卖海味的铺头就叫南北行，南北行就是把北方货物往南送，把南方货物往北送的中间站，所以它在码头，最近大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提到侨批，过去南北行的一个任务就是做侨批。另外你会看到香港一些最主要的机构都跟离散的华人有关系，汇丰银行业务中一大笔买卖就是处理离散华人往来内地的大批汇款。
我发现我不在南洋世界之外，我就在南洋当中，香港就是南洋，而且整个南洋世界是要再往北推的，最北一路是应该从厦门开始算起，然后到中国东南，还有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文莱，然后一直到缅甸，甚至到加尔各答，到澳大利亚，这整片海域当然有宽到窄的不同的定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这样的联系，因为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变化，民族国家的兴起，我们已经遗忘了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 浣晓 摄
梁文道
你写到的东西里面仍然有一些让我很意外，比如你写到越南难民，这一段历史，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哪怕是我同代的香港人，可能都淡忘了。曾经在香港，越南难民或者越南船民是我们生活中或者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他们从七十年代末逃难，香港作为难民的第一收容港，当年越南也有很多人来到内地去了广东跟广西，所以我好奇你是怎么会想到写这段历史？
索耳
其实跟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有关，小时候院子内有一个越南的邻居，她是七十年代末通过水路一路逃亡到我们那儿的，她的长相有点奇怪，高鼻深目，身材非常高大，我怀疑她是混血。我跟她的孩子是玩伴，这位越南女人跟我妈妈比较熟，她们一起打麻将，一起散步聊天，但是即便她习得了我们当地的方言，而且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对她仍有一种歧视，背地里会叫她越南娘。我再回想的时候，觉得她越来越神秘，我会想去追踪这段历史。
我又发现我的老家湛江其实曾跟越南一样被法国殖民，当时越南跟湛江的船只是自由来往的，用的货币都叫西贡纸。后来我们和北越都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那时候中国和越南关系也比较好，有很多探亲、经商的往来。我们当地婚宴上有一道甜品叫牛角包，它是法国可颂在当地的一种留存。很多这样千丝万缕万缕的联系，让我想要去写越南的故事。
刚刚道长说到香港，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六七十年代香港很繁荣，文化也输出到东南亚，包括粤剧电影、任白（指任剑辉与白雪仙，香港粤剧史上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李小龙，在西贡华人的戏院和电影院都在放映，当地人也将香港变成了远方的想象，他们也非常想要去香港，尤其在遇难的时候，会选择把香港作为第一目的地。我想到在潮汕听到一个故事，越南有一个潮汕家庭，是手工业坊的坊主，手上有些钱，因为对于新政权的恐惧，怕被没收财产，所以越战之后举家逃亡，他们买了一艘船，大概五六米长，类似捕鱼的舢板，准备逃到印尼或者马来，然后被收容，再去香港，但中途他们遇上海盗，又遇上风暴，钱也没了，船也打散了，一家五口，只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女儿靠一块木板，在海上漂流了两三个月，最后漂到了澳洲，被当地人救起，这件事还登上报纸，她远在香港的亲戚是通过报纸才知道这件事，亲戚都以为他们已经落难了，最后把她接到香港去。我听到这个故事时非常震撼，一个人靠一块木板怎么能在海上生存那么久？当然口述历史可能有些夸大或者不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恰好这些不真的或者夸大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的魅力，你会有想象和思考的冲动。
这些我没有直接写到书里面，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会觉得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慢慢走入他者、去聆听他者、去理解他者的过程，我之前写作可能自我会比较强一点，它的难点就在于我怎么去破除我自身的一些经验，一些身份上的认知，去进入他者，但这个过程又不是失去自我，我要去像一颗泡泡糖去延展自己的边界，去包裹住这样一个他者的世界。
我也写到水上人，他们不喜欢被称为蜑家人，这是一个歧视性的称呼，作为陆地人，我们跟他们看看世界的方式、对世界感知是不一样的。他们跟水是共存的，水性都特别好，爹妈把小孩用一根绳子拴在腰上扔下去，不用刻意学一种泳技就会游泳了，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类似“地心引力”的概念，不会像我们打碎了碗要说一些吉利话，还有他们对于距离和时间的感知，是摇多少下橹。很多这样的认知、感知我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不断去走近他们，去跟他们去聊天，才能获得。我之前会预设他们还是愿意固守在水上的传统，但后来亲身走访之后我发现，其实大部分水上人还是愿意上岸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在船上那么逼仄又肮脏的环境生活，尤其是五十年代，有一波上岸潮，这个时候是一种抉择，上岸意味着舒服的生活，但是要放弃原来很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身份和生活方式，它就是一种存在主义之问。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水上人，也想请您谈谈对他们的看法。
梁文道
水上人家在香港也是一个持续了好几十年话题。我小时候一直住在香港的新界地区，如果我们要从大埔去九龙的话，要经过吐露港，你一定会看到一艘艘船停在海面上，那些船全部就是水上人家的小船。小时候我就看了很电视台的纪录片，在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处境。到我开始上高中，那个时候香港围绕着水上人的社会运动已经到尾声了。当年香港有很多的大学生、青年和社会工作者，认为政府跟社会系统性地歧视这些水上人家，不让他们上岸，或者没有足够的房屋安置他们，让他们继续留在水上，是否可以分配到和岸上人一样的福利。我很年轻就很热衷这件事，所以我最早参加的游行就跟水上人家相关，我们还会到礼宾府示威抗议，带头的人是一位老社工，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籍神父，会摆一本毛语录，看到警察来了，他会说各位同学不要怕，敌人都只不过是纸老虎。
但我觉得有趣的是事后，我记得一些大人说起他们来那种鄙夷的神色，但到今天完全反过来，蜑家人已经消失了，它成为一种博物馆里面的物件，成为一种书上的记载，成为影像中的记录之后，反而让大家觉得特别羡慕，觉得好浪漫，住在船上，海天一色，香港连二十平米的房子都盖得出来，你看住船上是不是很爽，大家开始觉得船上吃的东西也好，天天吃海鲜。现在很多餐厅标榜自己做的是正宗蜑家菜，避风塘炒蟹就是一道非常典型的蜑家菜。蜑家不是一个贬义词了，变成一个褒义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有趣的，水上人已经消失了，当它变成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它好美，甚至有人可惜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原生态文化了。
| 活动现场，图源方所
梁文道
我觉得有趣的还有你在《伶仃世》里会把时间推到很早，比如说你写到二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写到槟城，写到当时的一些人物，而且里面有一些真人，比如像伍连德、郁达夫，我很好奇，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兴趣去写的？
索耳
我会觉得马来西亚对于华人文化的保留，可能跟泰国、缅甸这些地方不一样，他们的华人教育可能算东南亚最强的。那时候槟城非常繁荣，甚至孙中山都会去那边宣讲，很多商人会给他捐款。这个地方有自己的视角，我写这个角色，其实也是用岛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那些从大陆出来、离散到槟岛的人，他们扎根下来，要学着跟当地的马来人或者印度人生活，他们也发展出非常繁华且自洽的社会系统，那么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里有很多大陆来的异客，也有很多回去的人，比如伍连德，他本来就在槟岛出生的，然后又到东北抗疫，现代医学的一个奇人，还有李词佣，他祖籍在福建，中年之后到槟岛生活，他非常喜欢这里，写了很多首诗词，他的作品既有槟城特有的东西，还有一套传统文人的东西。我想，这里当然不是大陆的延伸，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自己的主体性。
当然很多迁徙的人，一开始是被迫的，出于战争或出于饥荒不得不下南洋去，在这里慢慢建立了主体性之后，那要不要选择回去？要不要切断以前的文化？这是他们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想换一种视角，用岛屿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而不是以大陆的视角将这里看作南洋。在这一章里，主角章公好像变成了一个介质，像走马灯一样亲历和际会，叙事变成了事件的集合。这章读起来可能不太常规，不过我是有意这么设置的。
我想问道长，现在我们对远方或者他者好像已经不太关心，人们变成一个孤岛，通过网络来连接彼此，但是网络只制造一个幻觉：好像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持同样意见的人，好像有一个共同体了，但我们只是站在一个非常小的立场去讨论。旅行或者亲身行走的经历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看到，您觉得行走这个事还有必要吗？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旅行是一种好的旅行？
梁文道
很难讲，我觉得上网也好，真实肉身去行走也好，你能看到什么碰到什么，其实是决定于你的选择跟意志力的。理论上上网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冲破边界、突破偏见的机会，但其实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在网上我们更容易培养自己的偏见，就看你天天跟谁跑，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多走一步，你就能够看到你的观念的局限或者可笑，同样地，旅行也不保证你就真的能够突破网络的局限，特别在今天，你就算去了马来西亚，去了越南，看这个地方很出片，那里的人作为背景出现，最后旅行的意义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东西，手机存了一个照片，如此而已。
旅行或看书是为了要打开你的世界，像你的写作，你希望认知他者，你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章公，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槟城人，对他来讲，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叫北方，是个他从来没来过的地方，他知道祖先从这里来，但是后面他要回去，不叫回去，对他来讲是个旅行，整个视角一颠倒，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今天所谓的边陲，永远不是边陲，边陲只是因为你在地图上定哪个点是中心而已。如果今天把地图的中心点定在新加坡，它就是中心，当然它也常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中心，这几年我更常去印尼，我就看到印尼很多人说他们是世界的中心，要恢复满者伯夷帝国的荣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中心，我们任何一个点都是中心，所以你换一个视角看，视野能够扩大很多。
| 活动现场，图源方所
读者提问
故乡是不是离开了就回不去的地方？
索耳
你是指物理上的回去，还是说心理层面上的回去？如果从十几岁离开家乡算的话，我目前人生一半多的时间不是在老家度过的，我跟家乡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父母那一代人所信奉的生活方式我是不认可的，但是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们只要觉得自洽就可以。我会觉得两代人像并行的列车一样不断往前走，我们只能擦肩而过。我不会想回去家乡生活，我这个年纪还是比较喜欢更丰富的、能够让我更变得更开阔，也更利于滋养我写作的东西，所以我不断的行走。我回家更多是因为家人在，甚至哪怕故乡回不去了，但是方言还在，我觉得语言它本身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对家乡的一种记忆。家乡对我而言，它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更像是一个精神的概念。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大地上的异乡人，处在不断的迁徙当中，总是伴随着对于新地方的一种不适感，然后又可能不适感还没有消除，又要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甚至回到家乡，即便那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你还会觉得很很陌生。
梁文道
我想首先故乡是一种只有在它离开你或者你离开它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东西，故乡在任何意义上都回不去。如果你土生土长在广州，你没感觉到广州有太大变化，假如你离开了广州，你去了北京生活几十年，这个时候故乡就出现了，你回不回得去？当然回不去，因为那是你来自的地方，你再回去的时候它也跟当年不一样了。奥德修斯回家了吗？那个世界虽然变得慢一点，但也是会变的，而且就算伊萨卡没变，奥德修斯本人也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
第二你一直留在原乡，不代表你从来都回得去，它会把你丢出来的。假如故乡的变化速度之高之剧烈，不受任何人的影响，那么剧烈的来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变得不像故乡的，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我在香港就会觉得自己是异乡人。
热门跟贴